本文整理了一些朝鮮殖民地的研究，並與臺灣做了一些簡單的比較。按照韓國學者的研究，朝鮮殖民地的經濟，可以簡化成一句話：3%的地主得到了60%的農業剩餘。這些大地主也變成了資本家。
我一個韓國學長講的很好：許多人談日本對朝鮮的殖民，只談兩班，會忽略了朝鮮歷史上的經濟、社會結構的影響，尤其是日本學者跟美國學者，談韓國就是只談兩班。
受此啟發，我找了韓國學者金洛年對於朝鮮殖民經濟的研究來看，頗有耳目一新之感。如同要理解臺灣殖民，便不可能忽略了番界政策、大小租與條約港口。要理解朝鮮殖民，對於金洛年來說，則無法離開「大地主」。
朝鮮是個「大地主」的社會。這樣的朝鮮社會結構被日本維持了下來，並未遭到大規模的改革（與臺灣的「取消大租」不同）。某方面來說，日本要與這些地主合作，不必像在臺灣要應付幾千個地方菁英那樣搞大家都能參予的制度。這些大地主受益於日本直接推動大規模的產業政策，比方說1920年代中期的米穀增產計劃，至於這些大地主，自然就是增產計劃的協力者與受益者。在增產計劃下，朝鮮稻米產出約增加了50%。
根據金洛年在〈植民地期朝鮮の産米増殖計画と工業化〉整理的數字，在朝鮮，人數佔290萬農戶中前3%的大地主（含日本人），在1930年代初期，每年平均向佃農抽了640萬石的收成，約佔朝鮮殖民地稻米收成的4成。如果再考慮到「剩餘」（白米收成-白米消費），也就是扣掉了自己家戶的白米消耗量的話，因為大部份的自耕農跟佃農的剩餘都不多，這3%的大地主，約取得6成的總稻米剩餘。
在朝鮮總督府的產米增殖計劃下，稻米生產剩餘是以相對優惠的價格賣回日本，朝鮮殖民地約5成的稻米出口，大部份都是被這3%的地主賺走（含日本人）。又根據統計，日本人大地主中，有一半有垂直整合，其實是「會社型」的地主，同時又兼營米穀商，等於在這出口經濟下，賺了兩層。
金洛年便觀察到，這些大地主手上滿手的現金，其實是朝鮮1930年代的工業化的重要資本來源。透過觀察約500家朝鮮的大公司，對照了比對持有1000株以上的大株主（大股東）名冊跟地主/米穀商名冊，發現韓國製造業/商業/金融業的廠商，依各個產業，約有3成到8成的資金便是來自在〈地主名簿〉上的韓國大地主。
以下是我的猜想。既然資本的「出處」跟「去處」是對此的不對稱，也就是韓國形形色色的產業是這麼多的（至少包括了金融、礦產、商業、製造業），但本土資本主要是來自於那不到3%的韓國地主，在分散風險的誘因下，很容易會有「一個地主同時投資多個產業」的情況，這就是一種天然的康采恩（Concern）的形式，也就是韓國財閥的模式。
因為漢字名稱一樣都是「財閥」，韓國「財閥」常被視作是某種日本財閥的衍生物，但是這很古怪，因為日本財閥在臺灣跟朝鮮都很有存在感。像三井在基隆，對於顏家跟長榮後來都有一定的影響。但顏家跟長榮不是財閥。臺灣便沒有演變成像韓國的情況。有韓國學者曾說過：不是南韓工業化後有財閥，而是在工業化之前財閥就在那裡了。
我原本猜想原始的財閥是日本「增產計劃」這一類產業政策的產物，這樣的想法未必不對，但不夠全面。更甚之，增產計劃本身就是已經擬定好跟朝鮮大地主合作，才設計成那個樣子。一方面，當朝鮮的大地主已經開始經營多間現代公司，統計告訴我們，韓國農民一般買不起肥料。
另一方面，在臺灣，農民跟小地主買肥料從1920年代後是很普遍的事，但是卻沒有哪個地主（曾被日本點名很厲害的有辜家跟顏家），本事大到可以多角化經營在每一個產業。但這樣的結構，某方面來說，又是日本總督府在臺灣選擇了小租主，而沒辦法只跟那1~2%的大地主談治理的結果。
不過，回到兩班，這些大地主，又有多少是兩班呢？作為官僚育成的兩班階級，跟取得了朝鮮龐大資源的大地主，重疊的比例又有多高呢？萬事起頭難，日後有機會再慢慢蒐資料。是為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