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經濟史學家--格拉克龍
所謂的東亞模式，包含臺灣在內，深深地受到了普魯士-蘇聯以降的工業化政策影響。最能說明這種「後進工業策略」，或更具體的講，第一個提出「後進工業化(Late Industrialization)」這概念的人，便是已故的哈佛經濟學家格申克龍(Alexander Gerschenkron)。
格申克龍可能近代最重要的經濟發展思想家之一。出生在俄羅、流亡到奧匈帝國，又輾轉逃難到美國的亞歷山大·格申克龍 (Alexander Gerschenkron)，曾是美國極為權威的蘇聯專家，提出了蘇聯如何用公式把GDP「調參數」調得好看一點。格申克龍後來在哈佛大學經濟系任教。筆者固定參予的「哈佛經濟史工作坊」的創辦者之一，便是熊彼得跟格申克龍，現在則由Edward Glaeser跟Claudia Goldin這兩位筆者的Mentor主持。格申克龍作為經濟學家，他一駁當時流行在左派(如馬克思主義)跟右派 (如羅斯托的「經濟起飛論」的「線性發展史觀」。格申克龍主張，後進國家若要發展工業化，得要有屬於後進工業國家的發展道路，這觀念影響到了許多發展經濟學家。
格申克龍在《經濟落後的歷史透視(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提出了一個嶄新的觀點:越是落後的國家，將有兩股力量越為重要，銀行與國家。這兩股力量，甚至有合為一股的傾向，即是由國家來來介入銀行體系，將發展中國家極為稀缺的信用，優先分配給工業。
事實上，格申克龍一家為了躲避1917俄國革命，搬到奧地利，所以格申克龍早期求生涯 是在德語區度過的。後來為了躲避納粹，才到了美國從事蘇聯研究。格申克龍的理論顯然受到了德國與蘇聯兩個國家高速工業化的經驗影響。
格申克龍的歷史分析則呼應了熊彼得的理論。格申克龍認為位處柏林的幾間兼營各種事業的全能銀行(Universal Banks)，跟英國當時的商業銀行不一樣，英國的商業銀行只給予短期信貸，所以鼓勵了能賺快錢的商業跟輕工業，但柏林的這些全能銀行，規模龐大，甚至會出席借款公司的股東會，願意給予新興重化工業長期貸款，間接扶持了德國的新工業。
於是乎，格申克龍進而主張，在工業更落後的國家(在他的書裡的例子是沙俄)，民間資本太過稀少，民眾不信任金融機構，甚至連銀行都開不起來，在這種情況下，國家自身可能介入金融市場，並改成由國家機器來分配信用，這便是沙俄時期的工業化特色，並持續影響了革命後的蘇聯。
對格申克龍來說，蘇聯模式之所以可以讓俄羅斯經濟快速成長起來，並不是出於馬克思主義的優越性，而是因為史達林比沙皇，更徹底地將資本從農業分配到重工業部門。
之於格申克龍，蘇聯之所以會形成蘇聯的工業化模式（剪刀差），並不單純出於馬克思說過什麼，而是出於俄羅斯在邁向現代世界的落後狀態。其實列寧也說過類似的話，列寧自己也認為「如果沒有(國家控制)的大銀行，社會主義無法實現(原文:Without big banks socialism would be impossible)。」
於今回顧，格申克龍的歷史分析有許多錯漏。一方面，後續研究發現，柏林幾間大銀行對於德國工業的影響，主要是集中新興的合資公司，但合資公司是佔了德國工業的小部份，全能銀行只佔了當時德國金融資產規模的25%左右。
另一方面，格申克龍預測落後國家會率先發展重工業，而非輕工業，這說法不能解釋為何戰後東亞高速工業化時，多半優先發展勞力密集的輕工業(如紡織、電子零組件)。也有實證研究發現，大部份的國家介入了金融分配，造成了貪污腐敗，卻沒有帶來什麼工業成長。
然而，格申克龍帶來的洞見，卻可能比他自己想的還要深遠。德國的發展，雖然並不像格申克龍說的是少數幾間大銀行所造就的，卻與格申克龍對於後進國家的預測一致：國家介入了金融部門以促進工業發展。
普魯士的工商部與內政部，在 1850 年代鑑於普魯士各地區缺乏工業資金，於1854年發布了政令，要求每一個縣(County)，都至少要成立一間地區性儲蓄 銀行(Saving Banks)，協助地方企業融資。
Lehmann-Hasemeyer跟 Wahl 兩位當代學者利用了普魯士 900 多個城市的資料，探討了這 1854 年政令的效果。他們的研究證實了普魯士的政府介入，推動了普魯士各地區的工業化，地區性銀行在政府 要求設立之後，鄰近城市的人口增交迅速，也有更多的廠商引進了新式的蒸汽引擎作為工業動力。這種較為「廣納、多點開花」的金融介入，在臺灣也成為戰後的重要產業政策。
格申克龍在主張的「國家跟銀行兩股力量在後進國家將併為一股」的洞見，不只描述德國發展捕捉到了德國發展的軌跡。在東亞，日本則是率先結合了銀行與國家的力量，實踐了戰後的高速工業化。
作為哈佛經濟史學群的一份子，於今回顧前人的貢獻，是為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