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想確定,在我放監時,不論是三年、五年、十年,都會有人在等待我。」 這是我與梁天琦見面時最深刻的說話。 我與天琦不算深交。我與他首次私下碰面,是在所有暄鬧和熱血止息後,一片迷霧肅殺來臨時。八月初,我聽審公廣案上訴庭後,深深清楚自己難逃入獄一劫,剛好天琦從哈佛完成fellowship回港,準備應審。我們都是從朋友口中聽聞對方,或是在新聞得知雙方動態。 那時我們都抱著面對監禁的心態。我近他遠,我輕他重。對他而言,挫折和負擔更大:在狂熱之顛隱沒下來,「為何經歷一切,自己反而不開心」正如他在《地厚天高》所言,早早在參選之路中斷,及後在遠走美國,他都深陷反思和焦慮中。畢竟,人生之高與跌盪之重,香港政界,不出其右。我們都在政治的漩渦中,他被捲得更兇,也更殘酷。 他跟我說在美國如何受到宗教的影響,如何在靜謐的綠草花園中與上帝對話,探索內心。他不想看《地》,昔日的豪言壯語使他難堪:歷史是如此難令史書上的人面對。在美國所有人都叫他不要回港,他抵著所有人的反對,為自己的未來一錘定音。 三年、七年、十年,我們數著。那陣子我們靜靜的呷杯酒,食著茶餐廳外賣的飯盒,陽光明媚,那是時代暴怒後寂靜的註腳。 從獄中出來,政治犯和準政治犯在朋友家聚會,天琦在場。聚會人數超出預期,他有點不安,他只想在無人之境放肆的喝與醉,但還是乖乖的聽完監獄分享和注意事項。 再之後約了Alex和之鋒三人與他飲茶,那是在他應訊前最後一見聚會。相約在小小的包廂,我們這些身不由己,迴避不了人生災厄的人,聚起來時都不愛談些國家大事,談笑風生。我們沒有大家想像的肅殺和凝重,我們清楚,有些迷霧,撥也撥不了。會共同經歷苦難的人相知相遇,了解各自如何渡過同一道試驗,已是難得的快意,還何來時間悲傷?他說,一路來到刑前,想不到在這兒坐著的,會是我們三位。 人生是一條大道,兩旁的種子都不知會種出甚麼。世事總無法預料,我們唯有最將難以預測的人性,用最確定的方式向他保證。我跟他說,無論你走多久才走出監獄,你走出來,我們都在。這不是文天祥的式仰天長嘯,這只是在荒謬世代的謙卑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