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喜歡，卻又不得不接受。制度化了的天平

又一位警察因公殉職了，在7月4日這一天。他不是第一個為了執行維持社會公共秩序工作而犧牲的警察，也極有可能不是最後一個。（或我們乾脆直接說「肯定不是」好了──那麼，他可能會是倒數第幾個呢？令人不願意想下去）

人命關天，面對家屬和社會大眾的質疑，作為警察上級管理者的政府非常迅速地立刻回應，允諾「要錢給錢，要人給人」。

我們看到，政府確實只花了一、二天的時間，台鐵各個大小車站一下子增派大量人員，見警率提高，而相關的預算，該招募多少新人、該買哪些器材，也似乎開始具體地有模有樣宣告和規劃起來。政策只要有數字和清單，總是可以讓人安心不少，比較相信確有其事。

政府增加這些工作和支出，希望的無非就是往後「不要再有下一次」，預防令人遺憾的事再次發生，不幸就到此為止。

然而，如同批評的人所指出的，政府明顯原本是就知道該怎麼做，一個車站正常來說應該需要配置多少警力，需求怎樣的裝備，如此才能夠保障一位執法人員的基本生命安全。但是，為什麽先前不徹底落實？明明現在馬上就做得到的事情，之前為什麽不做？

這裡面有著我們一直以來始終困惑不解的問題，即是為什麽總是要等到不可挽回的憾事發生了，掌握改善權力的主事者才願意急忙亡羊補牢；針對此事的明快解決辦法既然是「要錢給錢，要人給人」，這不也正透露了，在此之前的狀況是「要錢沒有錢，要人沒有人」。

有意識到問題歸有意識到問題，有爭取預算歸有爭取預算，政府實際上要不要做，那臨門一腳的決定性因素，很悲哀的，似乎就是需要一件大事來底定它。

資源是有限的，應該妥善加以運用，這個基本道理沒有人不明白，我們選出的民意的代表們，其最重要任務之一便包括了好好監督政府如何支出納稅人的錢。而比較少人直接意識到的是，政府事實上還擁有非常大的權力，管控著生活中的各種風險如何分配到我們每個人身上，因為現代社會就如同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所說，本質上是一種「風險社會」的運作型態。

舉例來說，殺蟲劑、除草劑、落葉劑，或是化製澱粉、味精、保色劑、防腐劑、二氧化硫等農藥和食品添加劑，這些人造化學品的成分都會危害人體健康，但為了應付現代大城市大量人口對食物的巨大消耗需求，政府別無他法，只能採取風險控管的做法，也就是訂定殘留標準和使用劑量標準，以科技解決科技帶來的問題，並透過法律和檢警單位等制度性手段介入，強制管理化學藥物對國民身體造成健康危害的或然率──沒錯，不是要徹底根除這種危害，而是在試著在疾病和經濟市場間，控制兩者的平衡。

如果有人比較怕罹患癌症、不孕症等等，沒關係，只要有錢，買昂貴一點的有機食品以及多買醫療保險就可以了。

想當然耳，政府也盡責地建立起有機食品認證制度，避免制度性的混亂，導致想買有機食品的人買不到真的有機食品；從這一點我們不難察覺出，現行的社會體制是如何將健康風險分配到不同階級的身上，而大眾對這種分配方式似乎也覺得合情合理，好像承認了這就是世界的正常運作模樣。

整個文明一心嚮往著物質生活富庶和科技進步，其代價是必然伴隨大量後遺症和副作用一併出現，社會的解決方案是將這些必然存在的危害盡可能轉化為不確定會不會發生的風險，通過由人自利的本性、科學、管理學、市場競爭淘汰為基礎，建構出一套被善意地寄望永遠不要出錯的精密風險預防控制系統。

善意歸善意，現實終究是複雜而盲目無情的。人再快也總是比未來慢一步。

這個精密的風險預防控制系統，當然不可能一次到位，且永遠不可能完美；事實上，它極為需要不斷變動的現實經驗世界給它一次次錯誤回饋，使我們發現哪裡該進行補強和校準，重新評估某個風險的最新特性。

站在社會整體的角度，風險管理制度寧願經常性地有一些局部性的失誤，也不要如久無輕微地震，而超大地震卻在某天無預警發生，一次瞬間爆發累積的所有能量，導致系統性全面崩潰。

政府，或說我們的整個社會對於警察的人身安全也是以同樣的邏輯來考量。

政府絕對足以提供非常非常多預防措施，然而，整個社會終究不可能同意一次投入大量資源，就為了做到滴水不露，全面防止未來不確定會不會發生的每一種警察可能殉職的風險事故。直到某件大事發生了，我們才可以較為確定，在此前社會現況下，某些事態的發生機率和傷害嚴重性確實變得比以前高了，而造成的損失，政府方面負責不起，當下社會人心道德傾向也表示一定程度的同情，於是兩相權衡之下，我們願意提高相關經費的支出（同時排擠了其它經費，意味可能有其它風險掌控機制的約束力道減弱了）。

因此，政府總是被批評亡羊補牢的做法，其實符合現代文明社會一直以來認知風險和如何分配風險的「合理」操作程序。

反過來說，假使當下社會大眾對於一位警察的死亡無動於衷，媒體和社群網路彷彿像沒看到一樣，多數人們的焦點仍日常地追逐著美貌和奢華生活，政府就有可能不會改變現行運作中的制度，因為風險結構依然維持在平衡的狀態。

在另一方面，此次台鐵刺警的行兇者疑似是憂鬱症患者，在原本就已經存在著人權和精神病患潛在的公共安全的爭議拔河之間，社會人心的印象天平勢必多倒向了限縮人權一些，亦即寧願抱持某種犧牲再多人的行動自由，也不願意整個社會暴露在僅僅因為一個人而多一分致命風險之中。

如同我們質問核能是不是安全的，把在2011年日本宮城大海嘯當時與去年公投的結果比較，人們對於同樣都是核子事故爆發的可能性高低的認知卻並不相同，放在心裡掂量的東西不一樣了。

核能問題的答案除了核能科技專業之外，還涉及政治、經濟、環保、國防等等因素，每一項都有其優點面和缺點面，而這一項的某個優點面或許正好衝突著另一項的某個優點面，如此糾纏交錯，不啻是風險社會的一個縮影，一切都處在一種複雜到不知真相為何物的暫時性平衡上。

任何不幸失去生命的人，或是此時仍幸運活著的你我，我們都一樣，一個人對於許多人而言，這個人便是世間獨一無二的存在，沒有任何人或東西能夠取代他，與他等值。

一條人命可以用風險管理和統計學來拿捏，或以保險金的高低來估算嗎？

在現實世界中，沒有人可以回答這樣的問題，我們似乎只能選擇以如此的方式繼續生活著；而在我們繼續下去的同時，我們也別忘記，世界是由複雜人事物所交織而成，我們所做的很多決擇和行動皆影響著我以外的其它人事物。能夠安全地生活在當前的風險控制系統平衡之下，在我們知道或不知道的某處，都存在著不幸的犧牲者；他們或已然死亡，或仍正被剝削地呼吸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