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五讀書」嗎？！讀書不一定能改變你的命運，但是可以改變社會

有句流傳的俗話是這麼講：「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五讀書」，說的是一個人的一生是如何的一種光景，差不多就取決於這五個條件。

與生俱來的「命」是最根本的決定性因子，排序第一，意味有些事已然命中注定，命中好的部分對人而言是潛能和助力，命中不好的部分則像是一道堅不可摧的柵欄，限制著人，人再努力也撼搖不了它半分。

人類面對生存，從來就是一種非常務實的實踐派動物，不會無緣無故發明一個東西，拿來嚇自己，而且從遠古一直嚇到今時今日。我個人是以為，命的存在，一方面是人類發覺自身對世界終極運作規律的無知，帶著敬畏之心命名它，並接受人自己的無能為力，籠統地賦予人事榮枯一個冥冥中的原因。

而在另一方面，人當然會機靈想到，既然我們都命名這個原因了，且把它放進因果關係之中，這代表我們能夠認識它，追蹤其前後線索（星象、時辰、大地生命的循環），甚至還能進一步學習使用它、控制它、改變它，因此衍生出了運、風水、陰德、讀書等能以人的作為和命相抗衡的概念。

我到目前都沒有算過命，或改運、看風水，原因倒不是因為我不相信命理之說和相關方法、工具的有效性，儘管事實上，確實也是騙人的江湖術士居多，犯不著讓自己去賭機率較小很多的這一邊，認為自己會遇到真的很懂得命理學的大師。

我不算命，是因為在我看來，算命這種行為帶著有一點比較濃重的個人獨善其身的動機成分，也有一些偷偷摸摸的不光彩（這是純粹我的個人觀感）。比方，假如我們的國家元首被什麽周刊踢爆，常常動不動就去算命、改運，總統府和官舍內所有的擺設皆嚴格依據風水，這聽起來就讓人很不放心吧？

我不確定命理之學的功效範圍如何，但目前為止，我尚未聽聞過可以使用算命的方法來決定一項公共政策的存廢，即使方法上可能，我想人們也無法接受一些爭執日久的社會議題，譬如核四、廢死、安樂死、台灣的統獨等等是責成一位神算大師、或由多人組成的國師團來決定。

因此，基於有必要納入公共性，比起相信命運或風水，如果要我選擇一個奉行的人生行為準則，以此依據應該這樣做或應該不那樣做，在遭遇困惑時，望向、尋找其答案、原因，甚或精神情感的安慰，我個人寧願選擇相信排序第五的讀書和第四的積陰德，也就是閱讀和做好事，我寧願把錢和時間花費這上面。

這道理其實顯而易懂，如馬克思所說，一個人必然是一種社會性的存在 ，被無數他人所包圍，基本上是社會大環境的狀態決定著個人狀態。社會現狀如果敗壞不良，你本身的命再優異、運勢修整得再順，幸福感的程度大概也比不上一個生活在和睦平等社會中的普通人。

尤其是在民主政治社會，並非少數人握有多數資源的封建社會，儘管仍有階級差異，人人至少都擁有投票的權力，足以影響公共政策的品質和政治衝突的走向。一個由大眾決定其組成的政府，政府解決問題的能力到達哪裡，面對問題的道德勇氣夠不夠，大約就是整體社會素質的平均數了。

把傳統命理觀念中的「讀書」和「積陰德」放進當代民主政治社會脈絡下來看待，這裡有必要多做些說明，進行內涵的轉化以及重新校準，以突顯閱讀的重要性，和閱讀與做好事這兩者在涉及公共性時具有彼此不可或缺的關係。

舊的觀念是這樣。在過去的封建社會，讀書被視為是底層百姓求取功名利祿、晉升「贏者圈」的主要途徑，「十年窗下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而積陰德的概念雖指「無所為而為」，不奢求回報的行善，但事實上積陰德仍被人寄望具有隱蔽的功利效果，不然對於底層之人而言，還有什麽工具資源可用來改變現狀，相信自己也擁有成功的可能機會。封建社會的嚴重不平等，使得讀書和積陰德的目的多半侷限於個人或家族的利弊興衰思維。

有故事為證。王陽明年少時，說自己讀書的目的是要做聖賢，不是要考功名及第，反倒被他的老師和老爸取笑；另外還有一個是我覺得描寫人性最生動之一的一幕：念書到一半跑出看大官熱鬧遊街的華歆，想入非非著自己的未來。

不可否認，人的這種自利之心幾乎是無法避免的，即便是在宣稱自由、民主、平等是普世價值的今天亦然。然而我們生活在民主政治社會有一點不一樣，個人所欲追求的最大利益往往都是建立在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某種平衡，只要經過理性思考和精算，長期來看，人便會得到這個相當合理的結論，這道理相通於保障個人自由必須以人不侵犯他人自由為前提。換句話說，積陰德地做好事善事，其實我們是可以採取一種利人利己的態度，不一定得勉強自己心中無涉功利，倡導去除私欲除了做不到以外，反而還會養成人的表裡不一。

利人利己的理論原則很簡單、很對，問人沒人反對，真正的問題是：公共利益是什麽？我們每一個人如何判斷，一件事、一種行動究竟多大的程度是符合和不符合公共利益，或說是具備公眾利益上的善？

這真的是一個極難以回答的問題，因此，人除了可能借助閱讀的力量，小心翼翼試著思考找出答案以外，我還想不到有什麽更好的方法。

人類文明自古以來就察覺到書籍的重要性，因為書籍是一種超越時間與空間，記載著人類集體經驗的工具，包含人類曾經做對過什麽也包含人類曾經做錯過什麽，這種知識有多少就算多少，有五百年的累積就硬是比三百年的更豐富，多涵蓋一個國家地域就多認識一種人類生活經驗的不同面向。通過閱讀，人才有可能不囿於自己當下一時一地的限制，可以更深遠地理解問題和思索問題。

當然，書籍記載的都是過去的歷史經驗，不能也不應該像是按圖索驥一般運用來應對現在的世界，解決當前的問題，但也正是閱讀同時讓我們看到，人類世界幾乎可以確定確實具有某些一定的行為模式和社會規律，歷史知識不僅指向過去已發生之事，它也一點一點描繪出了，暗示未來的演變運動軌跡。

事實上，人類社會從封建時代跨越到民主政治時代，仰賴的也是經由漫長時間累積下來的閱讀與知識的力量所推動，西方在進入啟蒙時代之前，印刷術促使書籍和知識大量流通是社會啟蒙的先決條件之一。

封建體制並非不主張公共利益，而是它只由單一化的統治階級所界定，最符合公共社會的利益無非即是統治階級的利益，因而就如同我們從歷史書上所習得而知的，封建社會十分重視如何繼續維繫、鞏固知識的單一化，盡可能營造出最大的個人利益也是服膺於政權之下的意識形態。在這種情況下，閱讀活動被限制到最低階的層次，形同複製貼上。

相反地，在民主政治社會，當我們思考涉及有關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問題時，需要的是多元開放的思維，應對的是一個多元知識和多元價值並存的社會，而在面對這種社會和衍生而來公共議題時，閱讀的重要性便是無可取代的，人的閱讀活動也必須拉升到它的最高層次，也就是藉著閱讀不同的書籍學習獨立思考、溝通、比較差異，以及反覆確證自己的觀點。

因為一旦涉及到公共事務，我們怎樣選擇才是正確的、是與人為善的，已然是一道極為複雜難解的問題，我們得學習如何判斷，拿捏權衡，它需要宏觀的視角，也需要細微地深入糾結的現實現況，動態調整，否則很容易導致動機是立意良好、想做好事沒錯，結果卻反而傷害到許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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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本身是一個抽象的集合概念，它不像是一個個具體存在的個人，我們根本指不出來它就在這裡和那裡，找它來問個明白，再加上「長期」這個有必要考量進來卻更使之模糊不確定的時間因素，我們每個人、每個團體，因而對於公共利益的實際內容幾乎不可能達到百分之百的共識，民主政治的公共事務領域儼然更像是一個吸引各方勢力角力的利益戰場，人人搶佔公理正義的大旗，以掌握界定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的平衡點的權力。

環顧一下當前四周的民主政治現況，我想指出，我們似乎一直並未準備好如何面對一個更多元的、政治力量是更自由開放的社會。多元意味著差異，開放政治意味著更多矛盾與衝突的可能，但是如今看起來，人們面對這些難題的方法是轉向尋求一種封建時代的思維，亦即把複雜的東西簡化了就好。

民主政治的最大危機，從來都是起因於內部的自由力量而非外部的專制力量。

由於社會存在著大大小小的團體，大家都處在一個不穩定的、流動的利益關係上，整個社會的組成是複雜且破碎的，在人人有權各說各話的同時，人人卻似乎又不太明白自己在整個社會當中的所在位置，難以藉著一個堅實的觀察點，求取和包容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平衡。

當社會與個人處於失衡的這種狀態，就很適合於民粹和假新聞的盲流成長，它們總是趁隙隱藏在破碎的個人或群體的邊緣之間，沿著人心困惑與徬徨蔓延開來。

民主多數決不完全是彌平紛爭的好方法。每一次的投票或許可以定案什麽是「多數人」的公共利益，但是投票行為本身並不自我說明、證實投票結果的合理性，當前民主政治的最大考驗就在於如何滿足各種不同團體，並且同時也以事實和誠意，理性地說服那些在決策過程中被排擠出去的人們，不使社會隨著每次選舉而日益分裂。

民主始終是關於質的問題而非量，如果只是關乎量的問題，那就是波赫士所講的，在他的國家裡有很多很多非常多的投票箱，多到簡直是濫用和裝飾而已。

粗暴的訴諸投票只是簡化，而簡化正是我們前面所說的，它完全是與閱讀的世界之於人的價值背道而馳的做法。閱讀帶著人超越時代與地理的限制，使我們可以理解到人的存在樣貌本就是多元多樣化的，這是我們社會現今相當欠缺的相互了解和同理心的基礎。

人們現在似乎不太願意主動尋求異質的訊息，很大的程度是跟商業媒體大量傳播同質化的、只刺激人第一時間興奮反應的訊息有關，人們滿足於這樣的世界。

對待民主社會的複雜公共事務，我們反而總是得要像讀一本一本的書那樣，與書籍對話，長時間耐心地梳理它們的思維脈絡；我們不免會在某一段時期內得出一些結論，但是我們也謹慎地明白，這些答案都不過是暫時性的，因為時間會令我們總會遇到其它書、其他的閱讀者，書的面貌便又會不一樣。

古人講：「身在公門好修行」，比起個人的修行或追求個人成功，能夠合宜地處理好公眾事務是相對困難很多的，它既要求更多、更細緻分化的知識與專業技術，也需要投入人更多的意志、毅力與道德信念。不管你相信不相信命理，在多元民主和政治開放的社會中，我們每個人都是身在公門，修行公共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