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歷史書作者的介紹上,往往會說他「通曉多項外語」。實際狀況是需要修正的。
在歷史研究的圈子中,外語能力裡頭「解讀文獻」才是必備的基本功,「流利說話」則不是。如果有可能,大家當然鼓勵一個人能用外語發表文章、策辦演講。但如果真的只能用英文做,那也是能諒解的——雖然對我們這種非英語母語者而言,要用英語發表就是種很高的要求。
那麼,想必歷史學者必然都閱讀能力精熟、單字量龐大了?那也不是。
如果是讀現代文章,歷史研究自有一套方便法門。只要大略掌握文法結構,手中有一部字典,也就能慢慢閱讀現代文章了。若是目標語言是某一個歐洲大語言——法文、德文、義文etc.——更是如此,因為抽象詞彙往往是共通的。有時甚至連字典都不用。
因而,一個受過訓練的人可能完全讀不出一個法文句子,卻可以看懂法文文章。這並不是罕見的事情,也沒有「說謊」:因為他真的看得懂上面在寫什麼。
謹慎的歷史學者也會記得補充,他們掌握的是「閱讀能力」,而不是流利的表達能耐。例如美國著名的清史學者柯嬌燕(Pamela Kyle Crossley )就澄清過:她從來沒說自己可以用這麼多種語言「講話」,她只是能讀而已。
當然不能否認,圈子裡真的有那種能流利用多種語言溝通的polyglot,更有很多人即使講的不流利但好歹還是能說一點。只是我們不需要看到書介上的「通曉多種外語」就給予過高的期待而已。那種期待對歷史學者而言也是過重的負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