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軍隊－印度國民軍（下）

英屬印度政府選在德里的紅堡（Red fort）舉行這場軍事審判，因此又被稱為紅堡大審。印度國民軍的多名高階軍官被控叛國、謀殺上級長官，這其中最為著名的三個人是Shah Nawaz Khan少將、Prem Kumar Sahgal上校與Gurbaksh Singh Dhillon上校。他們在軍事法庭上紛紛宣稱自己無罪，並沒有背叛印度，而是想要追求印度的獨立自主，擺脫被殖民統治的命運。他們在戰場上攻擊英軍，是正當的作戰行為，因此謀殺上級長官或謀殺上級長官未遂的罪名也不成立。由於戰後印度想要脫離英國的聲浪正不斷高漲，他們三個人的軍事審判快速受到社會輿論的關注。

而更巧合的是，這三個人的宗教信仰分別是伊斯蘭教、印度教與錫克教，剛好涵蓋印度最重要的三大宗教，讓不同宗教信仰的人都團結在一起聲援他們。當時正在爭取獨立的國大黨與穆斯林聯盟，也為他們個三人與其他受審的軍官成立辯護律師團，並慢慢將其形塑成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悲劇英雄。起初英屬印度政府並不為所動，繼續進行軍事審判，並在一審時判處重刑，但這引發大規模的示威遊行，甚至間接導致了皇家印度海軍的兵變。這場兵變發生的主因雖然是印度海軍士兵不滿工資的問題，但最後快速演變成了爭取獨立的運動。

一連串的事件，讓英國政府在1946年決定妥協，放棄在印度的殖民統治，這也讓紅堡軍事大審不了了之。多數被監禁的印度國民軍軍官被釋放，隔年英屬印度也走向獨立，成立了由國大黨領導的印度，與穆斯林聯盟領導的巴基斯坦。在印度終於獨立了以後，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長期抗爭告一段落，但卻也讓印度國民軍的歷史地位尷尬了起來。一方面是在爭取獨立之時，印度國民軍被視為是效忠印度的象徵，但在另一方面，他們選擇與攻打印度的日本人合作，這在印度獨立以後，似乎不是一件值得鼓勵的事，特別是被俘以後與敵軍合作，更不應該是被傳頌的英勇故事。

面對這樣的情況，遺忘就是最好的方式，塵封這段歷史符合各方的利益。不過鮑斯仍然被視為是印度獨立運動的先賢，他的肖像後來甚至被掛在印度國會的大廳中，與甘地、尼赫魯並列。印度對印度國民軍的寬容態度，大概也是今天這部影集能以比較正面的方式，描述這段歷史的關鍵。印度國民軍這個故事再一次提醒了我們，第二次世界大戰雖然最後是由英、美、法聯軍取得勝利，但這些國家毫無疑問的，都是傳統的帝國主義國家，在當時世界各地擁有許多的殖民地，而且這些殖民地也不全然心悅誠服，並享有各種平等的權利。很多殖民地不止受到剝削，獨立運動也遭到長期的無情鎮壓。

納粹德國與日本是因為野心而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但卻巧妙地利用這種情勢，煽動這些被壓迫的民眾起來反抗，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德國與日本都故意扮演著解放者的角色。納粹德國發動巴巴羅薩作戰進攻蘇聯時，也大舉拉攏東歐國家中受到蘇聯壓迫的少數民族，或反對共產黨專制的人士，並招募他們加入黨衛軍。其中最著名的大概就是黨衛軍第13師了。這支主要是由東歐地區穆斯林所組成的部隊，以阿拉伯彎刀為標誌，因此也被稱為彎刀師。東歐的穆斯林不止是少數民族，更因為處在無神論的共產主義制度下，而倍受壓迫。雖然許多人也覺得納粹德國並不值得信賴，卻也願意加入納粹德國的行列，以對抗共產黨的迫害。

這樣的策略也出現在日本當時的侵略中，日本在九一八事件佔領東北後，積極推動華北特殊化運動，煽動華北地區脫離南京國民黨政府，其宣傳就是要「解救因內戰所苦的中國人」，後來更進一步成立滿洲國，迎來遜帝溥儀當魁儡皇帝，宣稱是要替滿人復國，這在當時的確吸引了許多忠於前清、厭惡中華民國成立後內戰頻傳的人士，大舉投向滿洲國。日本後來也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再度使用同樣的招數，除了成立自由印度臨時政府外，也允諾給予菲律賓獨立地位，以換取菲律賓人的支持，扶植成立菲律賓共和國。在佔領印尼以後，積極拉攏當時的印尼獨立運動份子，希望他們能與日本佔領軍合作。

或許有些人不相信，納粹德國一邊迫害猶太人與吉普賽人，一邊卻宣傳德軍是為了解放被蘇聯共產制度壓迫的東歐少數民族，才對蘇聯開戰，而日本一方面入侵整個東南亞，另一方面也宣稱將協助被壓迫的東南亞人民，脫離殖民地的處境，獨立建國，並組成大東亞共榮圈。當時的情況就是如此，納粹德國與日本的媒體宣傳，都在強調他們是為了對抗帝國主義的壓迫，要協助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人民，才會被迫出兵。而這樣的作法在戰爭中其實很常見，遠在美國獨立戰爭時，英國遠征北美殖民地的將領就公開承諾，只要黑奴們加入英軍部隊，戰後就能獲得自由，企圖讓黑奴起來反抗支持獨立的北美殖民地農場主們。

或許以今日的眼光來看，會相信納粹德國與日本的人，未免太過天真。但站在當時印度國民軍或東歐少數民族的立場來看，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暫時與另外一個強權合作，來達成自己的目標，也是一種沒有選擇下的選擇。雖然他們心中可能也知道這是與虎謀皮。而回過頭來看，台灣今日其實也面臨一樣的處境，因國共內戰失利，而潰逃到台灣的國民黨與外省族群，在台灣走向民主化後，陷入極深的焦慮之中，政權的輪替，讓他們效忠的中華民國搖搖欲墜，卻也讓中國這個昔日宿敵有了見縫插針的大好機會。共產黨政府一方面在國內打壓異己、迫害少數民族，另一方面卻以經濟利益與民族情感來攏絡台灣內部的特定人士，並已經獲得了顯著的成果。

國民黨與部份的特定人士，認為今日的台灣社會「壓迫歧視」他們，因此選擇與共產黨政府合作，反制台灣的民選政府。這種心態在某種程度上與當時的印度國民軍沒有兩樣。但是印度國民軍想推翻的是英國殖民政權，但國民黨與部份的特定人士想推翻的，卻是二千三百萬人一人一票所選出來的合法政府，這兩者有大的不同，國民黨也因此逐漸在台灣社會被邊緣化。2020年的再次敗選對國民黨是一大警訊，這也導致選後國民黨黨主席選舉的辯論主軸，圍繞在國民黨是否應該改變過去的親中態度。雖然這樣的反省，對國民黨本身來說是個難得的契機，但政黨的支持者往往會左右政黨的立場與走向，國民黨是否真的可以說服支持者，過去親中策略的錯誤之處，拋棄中國的統戰與利誘，目前看來仍是一條充滿荊棘的道路。

而對台灣社會來說，平反過去白色恐怖中的冤案，是實現轉型正義，並撫慰受難者的必需程序，但要如何避免進一步撕裂整個國家，也考驗著這個社會的智慧。這並不是鄉愿苟且，而是有很現實的外在因素，因為中國正虎視眈眈地希望利用這樣的衝突與矛盾來分裂台灣社會，號召台灣內部的親中勢力。我們無法阻止某一些特別激進的人士，或受到金錢誘惑的人，選擇與中國合作，但應該極力避免這變成一種常態。對於不同政治立場者的尊重，恪遵民主自由的底線，強調各族群的平等共處，這在短時間內看起來也許很吃虧，但就長期來說，卻是維繫這個社會繼續團結前進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