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助人者的專業訓練中，理解來訪者的經歷至關重要。即使助人者未必經歷過相同的痛苦，真誠的聆聽和接納對來訪者的故事是核心。這篇文章探討了助人者如何在面對質疑時，依然能夠透過情感共鳴，協助來訪者找到內心的力量和療癒的過程。關鍵在於同理的態度與真正的理解，幫助個案在自身故事中發現希望。

寵物

文化生活

以行動支持創作者！付費即可解鎖

情感

哪位社工-SW.CHENTING

歡迎來Threads閱讀更多文章

沒有被貓抓傷過的助人者，會懂我的痛嗎？

親子與教育

本文探討了青少年犯罪背後的結構性因素，質疑社會對青少年的期待與教導。新聞媒體的報導往往強調青少年的過錯，而忽略了教育和社會支持的不足。文章指出，青少年行為的根本原因與其生活環境息息相關，社會應負起更多責任，以提供更安全的成長空間，防止青少年走入極端行為或被不良勢力利用。

政治與評論

為什麼新聞媒體經常放大「青少年」的行為？


在數位時代，青少年面臨著巨大的網路壓力與競爭，流量與關注成為他們的價值指標。本文探討網路如何隱祕地影響青少年的情感需求，促使他們在社交媒體中追求認可，卻忽視了真實的情感交流。我們應改變觀念，重視與青少年的陪伴與溝通，並協助他們建立健康的自我價值觀。

學習

健康

網路對青少年心理發展的影響

在這個故事中，我們探討了青少女愛麗的成長經歷，如何因家族期望與社會壓力而感到困惑。愛麗的母親因吸毒入獄，導致她的身份認同危機。在輔導過程中，我們探討瞭如何讓孩子獨立思考，找到自己的優勢，並不被他人的期望所左右。這個故事提醒家長，應該關注孩子的感受，並鼓勵他們成為獨立的個體。

電影戲劇

愛麗的故事：在期望與自我認同之間的掙扎

對青少年的意義有時不如表面那麼簡單。每次我問他們在連假期間有什麼計畫，大部分都輕描淡寫地回覆：「沒幹嘛，在家裡吧！」但對這些少年來說，放假的生活其實充滿了即興和不確定性。 青少年的生活本身就帶有很大的機動性，計畫隨時可能被推翻，可能是一場突如其來的聚會，也可能是當下興致使然。讀書、打遊戲、或是與朋友聯繫，都可能在放假期間成為主角。但與其說他們是在「浪費」時間，不如說，這是他們少數能真正掌握自己生活的時刻，暫時放下學業的壓力，尋求一些在遊戲中得到的成就感，或者在朋友間找到的歸屬感。 不過，假期對每個人來說並非都是輕鬆快樂的。有次我問一位青少年過年有什麼計畫，他毫不掩飾地說家裡很少過節，甚至提到他不喜歡過年。這讓我意識到，對某些青少年而言，節日可能帶來的不是團聚與歡樂，而是孤獨感或不同於主流的體驗。他對年節的抗拒，也許透露了他心中對於傳統與家庭的複雜情感。 放假的時候，青少年用他們自己的方式過生活，這裡面不僅僅是表面的閒暇，更是他們內心世界的展現。每一個沒有計畫的放假日，其實都藏著他們對自我和生活的探索。

關於少年放假的那些事放假

社會對社工往往抱有極高的道德期待，似乎追求物質和財富並不應該是我們的目標，而助人工作才是我們該專注的方向。然而，我們也是有七情六欲的人。 在結束一天的工作後，我們需要回到自己的角色，學習放下「因為我是社工所以應該如何表現」的壓力。沒有人能時時刻刻保持同理心，也沒有人能在每件事情上都不斷自我反思，甚至從不發脾氣。就連心理師在自己的生活中也會有情緒波動，這再正常不過。 我自己對社工這個角色十分投入，有時甚至將工作融入生活，比如試圖介入或調解家庭關係。然而在家庭中，我們始終是一個參與者，無法站在局外人的角度來影響其他成員。即使在某些家族治療的理論中，也強調治療者需要成為家庭的一部分。 因此，無論是個人生活、家庭、朋友，還是與師長的互動，當我們回到自己的角色時，我們仍是以個人的身份參與其中。不要忘了，同理心和專業的思考可以隨著下班一起「下班」，給自己時間放鬆，做回自己。

社工師之外的生活：褪去專業外衣，我們都是一個人。

那天與一位少年進行輔導後，我與輔導主任如往常般交流。他語重心長地問我：「你輔導了多少個少年？這些孩子不好帶吧？」。 在我的工作經驗裡，現代社會對青少年社工的期待，往往是讓我們擔任解決「偏差行為」的專家。對於上一代來說，這似乎更像是少年管訓隊的職責。但問題在於，當一個人的行為與社會規範不一致時，常常會被扣上一個「偏差」的帽子。這頂帽子不僅能幫掌權者維持權力，甚至是可以合理地推卸責任，讓我們不需要看見少年背後的需求。 此外，社會甚至將某些職業與「偏差行為」掛鉤，進一步將這些行為等同於犯罪。當青少年的行為不符合掌握話語權者的期待時，「偏差行為」這個標籤便迅速被加上去，這不僅定義了他們的行為，也剝奪了他們在人生中發展創造力的機會。 因此，我的介入並非帶著成人的期待，而是致力於理解和陪伴少年，看見青少年的需求與讓青少年看見自己身上的光。

誰定義了「偏差行為」？掌握話語權的人。

最近看到蔡康永在節目中的一段話，引發了一些思考。 在人潮擁擠的車上，當孩子大聲哭鬧，路人總是將目光投向孩子的家長，彷彿在無聲地要求家長「管好」孩子。這種場景似乎成了一種默認的社會期待。 在另一個例子中，一位台灣媽媽在日本的電車上努力制止孩子玩扶手，最終她無奈地放棄，並在社群上吐露自己的無力感。結果，這段畫面被截圖、轉發，有人評論：「不會養，就不要生」。 為什麼孩子應該要乖、要服從？其實，很多時候，這並不是因為孩子有錯，而是家長無法承受來自社會的壓力和期待。在華人文化中，「乖」和「服從」往往與家長的責任感緊密相連。但真正需要的是，幫助家長梳理自己的教養風格，學會如何在社會期待和個人價值觀之間劃清界線。畢竟，作為個體，我們都在試圖應對外界的標籤與期待。或許，我們應該重新思考，孩子是否真的必須「乖」？而社會是否能給予家長更多的理解與包容？

乖等於服從嗎？為什麼我們期待孩子要乖？

本文探討青少年因幫派活動所面臨的法律和社會挑戰，並分享社工如何與這些青少年建立有效的關係。以懷恩的案例為例，揭示了家庭背景與青少年行為的關聯，以及建立信任的重要性。文章強調在面對青少年時，理解他們的情緒與經歷是減少參與幫派風險的關鍵。最後，反思社工的責任，與青少年一同成長與學習。

哪位社工|SＷ.Chen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