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 年,羅塞里尼以《不設防城市》打開羅馬大門,同時宣告義大利電影邁入了新的世紀扉頁──「新寫實」從此成為電影作者們遵從的美學圭臬,並以此發展出自己的作者風格。誠如法國影評人安德烈・巴贊所言,「沒有單一一種寫實主義,而有多樣多種的寫實主義」,在「寫實」框架中,每個電影作者都透過自己的「語調」(tone)回應社會與自我的關係。在眾多新寫實電影作者中,費里尼卻是一名不斷打破規則的作者。最終他掙脫了新寫實的美學包袱,不以狄西嘉式的人道主義為創作核心精神,而以非寫實的夢境、幻想書寫,探詢並企及一種烏托邦式的真理境界──即巴贊所言的「天使意象」。簡言之,「信仰」是費里尼畢生的電影命題,它指出了「天使與魔鬼」如何在當代與後現代社會中浮現與作祟。
《卡比莉亞之夜》的寫實技法與天主信仰
五〇年代新寫實美學當道,費里尼電影創作里程亦始自於新寫實,尤其是他為羅塞里尼編劇《不設防城市》,某種程度定調了費里尼的新寫實「始自於劇本」。1954 年,費里尼編導《大路》,藉由潔索米娜這個可憐至極的江湖女子,讓我們看見「聖母光輝」是如何讓一名暴力莽夫幡然悔悟。費里尼的「信仰主題」逐漸從劇本文學貫徹到電影文本,在 1957 年的《卡比莉亞之夜》,我們發現費里尼在一個寫實故事中增添了非寫實的元素。例如,卡比莉亞站上戲台接受催眠,像跳舞一般傾訴她內心的情慾。又或是,卡比莉亞最終被情人拋棄,獨自走在荒山野嶺中,此時身旁出現了歌隊圍繞在她身邊,就像一群天使般替她祈福。上述兩例讓我們發現費里尼開拓出「幻想」與「歌隊」這兩個藝術元素,並且大肆應用在他後期的電影創作。
《卡比莉亞之夜》在費里尼的「新寫實創作階段」中獨具意義,尤其是他所關心的宗教信仰主題再次浮現劇中──那些三教九流們在教堂裡的哭喊與祈求,應對著「上蒼無語」,某種程度彷彿回應著一個「法西斯後」的義大利社會。
再者,《卡比莉亞之夜》標誌出費里尼從寫實主義邁入象徵詩學的美學里程──不論是情節佈局、人物內心或場面調度,皆富含濃濃的「符號感」,奠定了費里尼在六〇年代後的創作信條──「夢,比現實還真」。
瞥見救贖的瞬間──《生活的甜蜜》與《八又二分之一》的信仰態度
1960 年費里尼將《生活的甜蜜》推入坎城殿堂,一舉拿下金棕櫚大獎,不僅一時沸騰影壇,也宣告了整個當代電影史進入了另一個階段。《生活的甜蜜》藉由男主角紙醉金迷的生活,讓我們看見當代羅馬人的內心空虛。一種「卡夫卡式」的荒謬感瀰漫著整部電影,男主角流連在每個不知所以的「局」中,生命失去了歸所,便不斷在「局」中找尋安身立命之地,惡性循環的結果就是在海灘上遇見了大眼怪,「它在瞪著我」意味著一種極富生命力的死亡透視。
生活爛透了、死透了,男主角最後獨步沙灘,是否找到了救贖?只有他自己知道。回應著電影開頭,一架直升機載著耶穌神像在空中晃呀晃,到頭來費里尼告訴我們「信仰是如此飄渺不定」。
延續著《生活的甜蜜》瀰漫的「窒息氛圍」,《八又二分之一》一開場便透過夢境傳達一名創作者的焦慮。此後,一個不知道該拍什麼片的電影人,藉由各種刷存在感的生活及消費他人的情感來尋覓創作靈感。最終,靈感、愛人、合作夥伴紛紛棄他而去,留下一個巨大的廢物片場。男主角承認自己失敗了,此時那些曾棄他而去的人事物紛紛回來,一起手牽手圍圈圈跳起舞來。男主角一直在尋找他生命中「消失的母親」,直到最後他在歌隊裡發現了她,輕呼了聲「媽媽」,那一刻,我們所有人都找到了救贖。
《八又二分之一》的問世,某方面而言宣告了費里尼的信仰態度──「原諒自己,才能瞥見天使聖光」。就美學軌跡而論,《生活的甜蜜》某種程度延續了新寫實的規則──情節偶發、開放式結局,費里尼利用新寫實的不規則敘事,轉化成為夢境書寫,並在《八又二分之一》中恣意揮灑。歌隊的祝福變成了更大型的舞蹈儀式,而那些幻想的情節源於費里尼揮之不去、像鬼魂般縈繞的記憶片段。這些「記憶中的魑魅魍魎」,在接下來的費里尼創作中成為重要的電影特質。
魂牽夢縈、記憶夢魘──《鬼迷茱麗葉》與《勾魂懾魄》的魍魎圖像
費里尼很愛運用鏡頭「瞬間捕捉」怪誕的人像,藉由「透視」讓觀眾掉進一個非理性的精神世界。《鬼迷茱麗葉》大概是所有費里尼電影中最怪誕的一部,女主角疑心丈夫出軌,便四處占卜、降神、求解如何挽救婚姻,每一次那些被召喚出來的魔鬼都會低吟,勸她「解放自己」是最好的選擇。丈夫最終選擇跟情婦跑了,發了瘋的女主角便開始在家裡與幻覺對抗。電影結尾近半小時,充斥著各種怪誕的魔鬼作祟(Haunted),那些「沒有靈魂的透視」映照並激盪著女主角內心的瘋狂。
《鬼迷茱麗葉》涉及了「瘋狂與譫妄」的主題,誠然源自於費里尼的現實生活──在親密關係中的種種不安、緊張,引來的魔鬼入侵的瞬間,進而在最糟糕的時間點被惡魔吞噬。
《勾魂懾魄》第三段〈該死的托比〉同樣涉及譫妄主題,費里尼改編浪漫主義作家愛倫坡的短篇故事〈Never Bet the Devil Your Head〉,原著故事為主人翁托比與魔鬼對賭「他能躍過這座斷橋」,豈料他失敗了,魔鬼最終拾起他的頭顱而去。費里尼將故事框架放在當代羅馬,講述一個過氣酗酒的男明星開著法拉利在羅馬馳騁,最後看見惡魔的召喚,衝下斷橋而死。值得注意的是費里尼的當代視野,使我們發現「名聲與物質」的背後潛藏著魔鬼的身影;在藝術手法上,費里尼巧妙利用外裸的鋼筋水泥,創造出「地獄大門」的樣貌。不僅如此,原著魔鬼形象為老人,費里尼卻翻轉了我們對恐怖的認知──小孩,才是魔鬼的代言人。
晚期費里尼──後現代的天使與魔鬼
邁入七〇年代後,費里尼不再殷切追尋「天使與魔鬼」,或說「天使聖光」與「魔鬼低吟」反而隱藏在日常生活中。晚期的費里尼電影似乎多了一些「恬淡」的滋味,例如《阿瑪珂德》的童年風景、《小丑》對傳統民俗的感傷致敬,甚至是《舞國》裡面那種「人事已非」的辛酸喜悅。我們可以這麼認為:晚期費里尼不再亟欲從創作中瞥見天使聖光,「對生活虔誠,即是對上帝虔誠」。
只是魔鬼依舊在,偶爾,他們會躲在《舞國》裡面的大型商業看板,或者是《月亮的聲音》裡面的電視消費廣告。後現代社會可能是由更複雜而紊亂的秩序組成,面對如此「眾聲喧嘩」的時代,《月亮的聲音》給了我們一個保持清醒的方法──像那些瘋子一樣,傾聽內心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