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仲敬訪談 065 @ 20191127 論王立強共諜案，再論主權者，評香港區議會選舉結果

20191203陳醫師訪談劉仲敬第65集整理文稿

主持人：臺灣陳易宏醫師

發佈時間：2019年12月03日

整理者：三馬兄

[00:05]主持人：本周想要請您跟我們稍微分析一下最近在澳大利亞和臺灣被查獲的一個共諜的案件。主角的名字叫做王立強，據說他是中國布建在澳洲、臺灣和香港的情報網絡的一分子，他現在叛逃到澳洲。相信他的很多情報已經經過核實，臺灣也迅速地在他把這個事情報出來之後逮捕了可能是他的上級的向心，在從臺灣的國際機場要出境的時候被逮捕了。首先想請您分析一下，匪諜原則上應該是白區黨的核心也是共產黨的核心，會瓦房店到這種程度嗎？

[01:01]劉仲敬：我相信，他被拋出來的時機像孟晚舟一樣是有所講究的，本身也是一個政治選擇，基本上就是布拉格政變（1948年2月）以後美國干涉義大利選舉（1948年4月）的那一套做法。按照民主小清新的論點來說的話，這些事情全都是不存在的。但是實際上，東歐和西歐的聯合政府本身就是雅爾達國際交易的一部分，它也是隨著布拉格政變而逐步解體的。義大利共產黨奪取政權的機會顯然比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要多一點點，比波蘭統一工人党要多出幾十倍來。實際上只有義大利共產黨和希臘共產黨才是有群眾基礎的，而波蘭統一工人党和羅馬尼亞共產黨純粹就是外國人。之所以會發生相反的情況，完全是由國際干涉決定的。這裡面起最大作用的仍然是民主小清新不願意承認的暴力和暴力機關的問題。

[02:00]東歐和西歐都成立了盟國所要求的處理戰後問題的聯合政府。按照美國人的想法，聯合政府是戰時一致內閣的自然延續，會在戰爭結束後的第一次大選以後結束，以後就由大選來決定了；而蘇聯人則決定，以後就不再有大選了。關鍵性的因素還是國防部長和內務部長的歸屬。戴高樂在法國組閣的時候，法國共產黨是臨時政府混亂的議會的第一大黨。在1945年的法國立法選舉(1945 French legislative election)中，法國共產黨比位居第二大的人民共和運動(Popular Republican Movement)要多7個席位，比位居第三大的工人國際法國支部(French Section of the Workers' International)要多14個席位。法國共產黨要求戴高樂把國防部長、外交部長或內政部長交給他們，戴高樂拒絕了多列士(Maurice Thorez)的要求。但是從數值上來講，法國共產黨在政府裡面的席位還是不少的。義大利共產黨也是這樣的，只不過它們都沒有掌握國防部和內務部。而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和波蘭統一工人党在國會和政府中占的席位並不比法國共產黨和義大利共產黨要少，但是其中包括了國防部和內務部，因此它們可以做票，也可以發動政變。

[03:33]主要是由於地緣政治的緣故，義大利掌握了地中海的重要港口，所以它是美國人不願意放棄的。在1947年，實際上是美國政府、黑手黨和天主教會聯合起來打擊共產黨，把義大利共產黨趕出了聯合政府(May 1947 crises)。以至於最差的時候至少也擁有百分之十幾選票的義大利共產黨，以後幾十年之內在政府中的地位始終不如那些只有百分之五選票的中間派小黨。那些小黨基本上是准定入閣的。在始終像法蘭西第四共和國一樣不穩定的義大利內閣當中，你必須拉攏大批的小黨。天主教民主黨(Christian Democracy)和社會黨(Italian Socialist Party)都不可能贏得絕對多數的，但是它們只能夠拉攏那些只有百分之五選票的中間派小黨，卻不能夠拉攏有的時候能夠拿到三分之一選票、最差也有百分之十幾選票的義大利共產黨。

[04:25]這些都是不見於憲法的，是一個身體記憶。這個身體記憶就像是馬華在六十年代的暴動中得到的那個身體記憶一樣。實際上這個身體記憶就是這樣的：“如果讓義大利共產黨進入政府的話，就有發生政變的危險。”而這個身體記憶是1948年的義大利大選造就的。各式各樣的謠言到處飛，說是中央情報局已經準備跟軍方、天主教會和黑手黨聯合起來發動政變。而按照義大利南部的情況，恐怕黑手黨會上街亂砍人頭，使得義大利的中產階級非常恐懼。由他們產生出來的政治家，出於恐懼而達成了以後的事實上的憲法默契。我們要按照實質憲法而不按照紙面憲法的邏輯來看問題。這一次恐懼正如六十年代的馬來排華一樣，才是義大利和馬來西亞的實質憲法。寫在紙上的那部憲法反而是不重要的，是起公關作用的。

[05:34]所以，五眼聯盟(Five Eyes)的情報機構幹的這件事情實際上就是干涉義大利大選的類似活動。它針對的就是臺灣本身，涉及的當事人怎麼樣是不重要的。它要達到的效果不是具體的法律效果，而是由此而造成的麥卡錫式的恐懼。這些恐懼使大批的兩面人感到，“也許有事情也許沒有事情，但是我日子過得好好的，為什麼要去冒這個不必要的危險呢？”出於這個想法，他們做出了理論上並不存在、實際上你也不可能證實它存在的那種做法。就好像說，你在男權社會去散佈一個女人不是處女的謠言，不會有人去證實的，但是這個謠言會發生它的作用。所有的男人，你如果問他，“你有沒有處女情結？是不是因為聽到張小姐不是處女的謠言才不肯上門提親的？”所有的男人都會指天畫地地說，這種事情絕對不存在。然而張小姐他們家卻會痛苦地感到，就是沒有男人上門提親。他們堅信這件事情一定是由於造謠的人造成的，但是你讓他們提出法律上的證據是不可能的。麥卡錫主義的真正用途就是製造出這樣一個效果，使民主政治一本正經地稱之為中間大多數、實際上是懦夫和牆頭草的那一大批人做這樣的事情。我們現實主義地講，民主是需要靠操縱這樣一批人的人性弱點來維持的，而共產黨能夠擊破民主也是依靠操縱這批人的弱點。如果人類真的像是民族發明家或者偉大作家描繪的那樣充滿了高貴偉大的情操的話，這些事情都是不會發生的。而情報機構是瞭解這些的。

[07:27]情報機構的大發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在以前雖然有特務和間諜這種人，但是其實都是業餘的。比如說像在蒙古人那個時代招募上幾個和尚，或者像在鐮倉幕府那個時代招募上幾個走方的、可以到各國之間旅行的和尚，讓他們送蠟丸之類的。那都是非常業餘性質的事情，為一個臨時需要臨時招募一批人。有組織的情報機構實在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事情，基本上是蘇聯製造出來的，因為蘇聯就是一個有國家的情報機構。用萊辛(Doris Lessing)的那句話來說，它不是一個有情報機構的國家，而是一個有國家的情報機構。這樣搞得其他人都受不了了。事實證明，沒有情報機構的國家很容易被共產黨顛覆。尤其是民主國家，因為它們依賴的選民中間有大量的這樣的人，是經不起諸如此類的操作的。

[08:19]義大利的事件以及後來智利的弗雷(Eduardo Frei Montalva)當選總統的那一次諸如此類的事件，都是美國情報機構用其實是共產黨發明的那套手段逆向操作第三世界國家的選舉所造成的。現在他們搞的路數，對於我來說，我找不出任何證據，就像我找不出別人是不是處女的證據一樣，我也不想去找。但是我一看這個路數就知道，這就是在義大利和智利玩過的那同一套招數。它要造成的就是，在猶豫不決的普通人當中喚醒人性的怯懦那一面，然後適當地達到相應的後果。當然，這個相應的後果打擊的也是兩面人。對於真正的死不悔改的革命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這些做法是毫無用處的。但是如果把兩面人打掉了，國民黨也就不存在了，而共產黨就會變成只有百分之十核心在內的、被謹小慎微的中產階級視為洪水猛獸的一批跟恐怖分子差不了多少的人。而他們要取得成功，正如“黨的三大法寶”那個經典文獻所說的那樣，是要依靠統一戰線的，統一戰線的主力就是首鼠兩端的兩面人。等我們取得勝利以後再把他們統統打倒，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其實，用傳染病學的原理來說的話，它是一種針對易感人群的操作。

[09:56]主持人：所以您的意思是說，在現在這個時間點放出來是因為：第一，國民黨已經沒有機會再換人了；第二，即使在短短的兩個月時間內查不出任何證據，不管中國在臺灣布了什麼線，幾乎也都不能用。

[10:15]劉仲敬：查不出任何證據、甚至是查出相反的證據都沒關係。例如，你等到事情全部過去、一切目的都達到以後，再宣佈這些全是謠言。我舉一個具體例子(Blomberg - Fritsch affair)。希特勒在掌權以後，眾所周知，德國軍方是由普魯士貴族組成的，對他看得很不順眼，而他也不可能按照魏瑪共和國留下來的那套公務員法或者其他方式對並沒有行為不當的軍官進行懲戒。他的辦法就是讓納粹黨去造謠，說國防軍總司令(Werner von Fritsch)是一個同性戀者。這件事情當然是子虛烏有的，但是按照貴族的榮譽法典，凱撒的妻子是不能被人懷疑的，該軍官就按照俾斯麥時代那種動不動就要決鬥的作風：第一，他宣佈辭職，向他的同僚表示他是一個對榮譽一絲不苟的人；第二，他想要跟造謠的人（希姆萊）決鬥。

[11:25]然後希特勒裝模作樣地進行調查。調查進行了若干時間以後，他宣佈總司令是無辜的。這件事情其實內行人早就知道，但是在這段調查的時間內，希特勒趁著總司令辭職的這段時間，把他自己的人布勞希奇(Walther von Brauchitsch)填進去做了新任總司令，然後對軍隊實行了一通大清洗。最後他站出來宣佈前總司令無辜的時候，該做的事情都做完了。前總司令得到的僅僅是中共喜歡的那種平反昭雪。平反昭雪以後，他已經什麼也沒有了，而他的同僚老將們也都已經什麼也沒有了。

[12:01]其實共產黨的平反昭雪也是這樣。為什麼可以平反昭雪呢？那是因為你的勢力已經被打垮了好不好。打倒了你二十年，估計你再也沒法翻身了，然後我們宣佈平反昭雪。廣大民主小清新感動得不得了，其實真實的目的已經達到了。目的是政治上的而不是生物上的。我殺掉了你，你這一百多斤肉對我有毛的用處，我要殺掉的是你的政治勢力。先把你搞垮搞臭，然後過二十年再宣佈這都是紅衛兵的錯，或者是江青和林彪的錯，不是我的錯。皇上英明，恢復你……你過去的關係網已經打散了，恢復你什麼呢？只能恢復你的退休金對不對。實際上人家的政治效果已經達到了。

[12:48]很好，那你去調查吧。你看，這個時間點是選擇得非常好的。11月20號，所有的候選人都各就各位。你也不能在12月開始。12月開始調查，還沒有到白熱化的時候選舉就已經舉行了。11月底開始，然後接下來的一個月，張三、李四、王五紛紛蒙受嫌疑。像著名處女王小姐的遭遇那樣，像尼古拉沙皇說的那樣，“我命令各位貴族，我們要把她當作處女來對待。”這樣做的效果實際上就是告訴廣大公卿大臣，這傢伙可能就不是處女了。等到一切都白熱化了，選舉已經結束了，席位都已經產生了，倒楣的人已經倒楣定了，然後你再站出來調查研究說，根據我們的調查研究，前總司令其實是清白的。佛蘭克林·羅斯福在1940年也曾經玩過這種手段。政治家和女人一樣是耽誤不起的。宋楚瑜在2000年不能當總統，那以後就別想了。女人在20歲的時候不嫁人，你不能說是我在40歲的時候給她平反，說她還是一個處女。

[14:10]主持人：可是照您這樣講的話，這完全都是站在你的立場來說的。你站在五眼聯盟這邊，你當然說，哇，這真是做得好啊；可是站在共產黨和國民黨這邊，他很可能覺得他受了不白之冤，因為你掛出來的根本就是假的啊。

[14:28]劉仲敬：這個區別就不大了。你知道，按照馬基雅維利主義的原則來說，政治家的是非跟普通的道德觀念不一樣，它不是以人為單位的，而是以黎塞留(Cardinal Richelieu)所謂的那種沒有靈魂的國家為單位的。紅衣主教黎塞留當時是被人攻擊說，你這樣搞下去，你像一個基督徒嗎？他回答說，人有永恆的靈魂，而國家卻只有現世的這頂多幾百年時間。人類永恆的靈魂在上帝那裡是會得到公正的，即使他死了也沒關係；而國家一旦滅亡，就永遠不會復活。我是要為國家利益負責，國家利益像是古代希臘羅馬無神論者所設想的人那樣，它就只有這幾十年，沒有了就沒有了，是吃不起虧的；人作為基督徒，他的生命是永恆的，而公正的上帝是無法被欺騙的。這兩者是截然不同的。你做了初一而我不做初二，這是不行的，因為我的單位不是個別的人，而是國家。

[15:31]什麼叫主權者呢？我們要注意，現代主權者的理論來自於中世紀基督教的王權理論。包括伊斯蘭世界和其他異教世界的所有共和國，它的主權理論也是來自於基督教的理論，而不是來自於伊斯蘭教、儒教、印度教或者其他什麼傳統。共和國的代表主權者的大公、總統、總督，它的主權概念是十六世紀政治學家的基督教王權概念的擴大化處理，其實也是同一個來源。王國是一個政治婚姻，國王是新郎，王國是新娘。由蘭斯大主教或者坎特伯雷大主教主持的加冕禮，就是由牧師主持的新郎和新娘的婚禮。國王在上帝的代表主持的結婚典禮上跟新娘交換了誓詞，這個誓詞是要對上帝負責，而不是僅僅對人和人之間負責的。丈夫作為一家之主，要為妻子而向上帝負責，這個不是兩個個人之間的事情。妻子方面，也就是王國各等級方面，所做出的是基於責任、榮譽、信仰的自願效忠，而不是基於利害關係、恐懼、威脅、暴力的被迫服從。如果他需要強迫妻子——也就是王國各等級服從，那麼基督教的婚姻就實際上已經破裂了，雙方都已經背棄了對上帝的承諾。這個婚姻觀念跟希臘羅馬或者其他異教世界當中的那種相對比較隨便的婚姻觀念來說就差別很大了。可以說，按照這種理論來看的話，東方各國的國家觀念就相當於是一個沒有辦法把妻子跟妓女區別開來的家庭，它自然而然要產生出沒有辦法把小孩跟小豬區別開來、小孩和小豬一樣都可以烤著吃的政治社會。

[17:52]這種觀念在十六世紀變成了包括各共和國的觀念。主權者是什麼呢？主權者就是，像丈夫命令妻子那樣，他替你去承擔正義或者不正義的選擇。比如說法蘭西國王決心跟土耳其人聯盟或者去打西班牙國王，這是不是正義戰爭的問題，由法蘭西國王作為神聖正統的君主替你承擔。法蘭西的國民執行這個命令，如果這個命令是非正義或有罪的，國王要負責替他承擔罪行。就好像說，一個家庭作為一個單位，妻子的行為不是由妻子自己負責的。如果妻子做錯了什麼事情，她是為她的丈夫做的。丈夫就像在婚姻誓言中所說的那樣，作為一家之主，為他的妻子在上帝面前負責，妻子的罪也是他的罪。換句話說，包括國王和共和國元首在內的主權者，他像是醫生特別容易死於敗血症一樣，是特別容易下地獄的。醫生之所以容易死，是因為他要替他的病人去死。國王的一切榮華富貴都建立在，他要替他的臣民下地獄，替他的臣民做出極其艱難的道德選擇，其中就包括為國家利益而做出按照個人道德來說是不道德的事情。

[19:12]例如，假如黎塞留的神學理論是正確的，由於法蘭西國王是基督教世界的台柱，如果被假冒為善的西班牙人和英國人打倒了，基督教世界蒙受的損失是不可彌補的，因此即使用土耳其人來打擊西班牙國王，也是為了基督教世界的利益。如果這種理論是錯誤的話，法蘭西國王是要為他的臣民勾引土耳其人而下地獄的。相對而言，他的臣民在為土耳其人屠殺英國人和西班牙人的時候是沒有良心負擔的。如果法蘭西王國的臣民並不是根據法蘭西國王的命令去這樣做，而是為了自己的私利而跟土耳其海盜勾結，去殺了一個英國和西班牙的基督徒，他肯定是要下地獄的；但是如果國王以國家利益的名義命令臣民，根據他在國王加冕典禮上所做出的效忠誓言去執行這個命令，那麼如果有罪的話，完全由法蘭西國王承擔。

[20:20]其實這個理論現在仍然活在所有國家的政治理論當中，包括美國總統手按聖經宣誓就職、烏克蘭總統手按聖經和憲法宣誓就職的儀式。這些儀式在深受無神論傳統薰陶的中國人看來基本上就是兒戲，看上去是毫無感覺的，絕對沒有一套房子來得重要。所以中國人的婚姻和他們的整個社會也充滿了兒戲的氛圍，有些東西他們是根本理解不了的，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對無神論者來說，現世的一套房子肯定比死後下不下地獄要重要得多，所以他把所有的事情都會理解歪。主權者所做的事情是這樣的：為了國家利益所做的事情，執行者的道德責任是歸於主權者的，這一切的有罪無罪都是算在主權者頭上的。所以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才說，拿破崙的軍隊在那不勒斯殺害了一個無辜的移民、在阿卡(Acre)殺害了一個無辜的戰俘的時候，在上帝的帳簿當中就給他扣掉了一分。直到有朝一日，上帝撤銷了拿破崙曾經被教皇祝福過的合法性。以拿破崙的名義曾經做過所有這些壞事的人的罪行，全都落到拿破崙一個人頭上。這是拿破崙當這個皇帝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21:42]當然，所有的政權，正如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所說的那樣，都有毀滅的一天，就是因為這個原因。聖經上說過，罪的工價乃是死(Romans 6:23)。人之所以會死，是因為世上沒有一個義人。惡貫滿盈，你就得死。國家也是這個樣子的。主權者代表國家，為了國家的生存，必須做不義的事情。你想要製造一個無罪的國家，就像要做一個無罪的人一樣，儒家認為這是可能的，而基督教則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不存在好人和壞人的鬥爭，也不存在好國家和壞國家的鬥爭。所有的國家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壞的，都是必須做壞事的，這些罪都要落在主權者的頭上。像馬修·阿諾德的詩歌上所說的那樣，上帝把一堆字母交給人類，人類在沙灘上拼來拼去，拼出了巴比倫、羅馬、英國和法國，一切都很美好，但是似乎總有什麼地方不對。而那個不對的地方在內部發酵起來，使得美輪美奐的大廈總有一天要土崩瓦解，人類又要在沙灘上重新搭起積木。這個是人類的永恆處境，是不可能改變的。

[22:51]負現實責任的政治家，像黎塞留，他就不能像沙漠裡面的基督教隱士那樣說，世界是罪惡的，我只能在沙漠上懺悔。我是法蘭西王國的首相，我對法蘭西王國的國家利益負責，對現世的、眼前的、終有一死的、沒有靈魂的國家的國家利益負責，這是我必須做的事情。做不到這一點，說明你沒有做主權者的資格。沒有做主權者的資格，你也可以讓土耳其蘇丹或者其他什麼人來做主權者，自己做費拉或者沙漠隱士。如果你覺得不行，那你就得自己做主權者。你必須像克倫威爾在出山以前所說的那樣，要把罪惡的責任集中在自己的身上。事先知道你自己要犯罪，而且還非得要承擔犯罪的責任不可，所以這些事情都是必須做的。裁決它的標準就只能是國家利益，符合國家利益的是可以做的，以國家利益的名義維護自己的私人利益則是不可以做的。這個就是主權者的倫理觀念，它跟尋常人的倫理觀念是不一樣的。為主權者服務的公職人員只負責技術上的東西，道德上的正義性要由主權者替他們負責。

[24:17]主持人：可是像美國人在他們的電影裡面所表達的概念，任何一個人在戰場上應該還是秉持自己的良知去作戰，所以美國人特別講究戰爭的大義名分。或者是德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產生的憲法，任何一個法官，即使在沒有明文法條規定的情況下，也可以依照他對於人類的理性以及基督教文明的共通觀念去創造法律。照您這樣講的話，不是說在現代社會中這些人也相當於在擔負主權者的功能嗎？

[25:01]劉仲敬：“主權者”本身就是一個神學概念，它是一個抽象。國王有兩個身體，他作為人的那個身體並不是他的政治身體，他的政治身體就是王國本身。王國並不是國王及其臣民的簡單組合，而共和國的主權當然也不是總統或者總督，而是每一個公民做出的相應選擇的一個總的積分。這就像是螞蟻窩裡面的每一隻螞蟻的集體行動一樣，整個螞蟻窩像是一個有智慧的生命，而每一個螞蟻則像是人的一片手指甲那樣是沒有智慧的。這樣形成的公義才產生了主權者。但是公義本身是看不見摸不著的，它必須有一個具體的體現，所以它就體現為在神聖符號包圍下的國家元首個人。王權的神聖性或者法統的神聖性就是這樣產生的。

[26:02]主持人：在週末，香港進行了區議會選舉。區議會選舉並沒有辦法影響特首選舉，因為在區議會選舉跟特首選舉中間還有一個功能組別的問題。結果發佈之後，是建制派受到了致命的打擊。雖然他們還是拿到了40%左右的選票，如果他們種票種得夠積極的話，下一次還是會贏的，但是您在這之後就說，這顯示很可能對香港基層的管治已經開始鬆動，共產黨在它能夠完全控制香港的基層組織之前就必須要行動了。在這種情況下，白區黨慘敗，他們接下來會有什麼樣的下場或者行動？

[26:58]劉仲敬：政治從來都是有兩層的，所謂法國第一共和國所說的積極公民和消極公民(Active and passive citizens)。技術上是沒有差別的，但是始終是存在著隨風倒的大多數和不妥協的少數。在穩定時期，不妥協的少數和隨風倒的大多數是沒有辦法區別的；但是關鍵時刻的博弈實際上是由不妥協的少數集團之間的鬥爭決定的，隨風倒的大多數都是跟著他們走的。不妥協的少數形成的硬核如果不打倒的話，鬥爭就只能以硬碰硬的方式進行。建制派其實不是一個派，而是幾個小黨和若干法團的組合。法團是只有特殊利益的。按照政治學的理論來說，它沒有一個政治體的整體利益，只有一個相當於行會組織的特殊利益。它是一個遊說集團，而不是具有政治整合作用的政黨組織。在不涉及自身特殊利益的情況之下，他們在政治上的實質分量是零。如果在技術上他們佔有分量的話，那麼這個分量是隨風倒的。因此，他們沒有確定的政治效忠。

[28:14]實際情況是這樣的：法團是歐洲中世紀的傳統，英國人把它帶過來以後，把原先本身不具備法團權力的行業團體賦予了法團的相應權力，但他們還沒有強健到能夠行使相應政治責任的地步，因此他們在英國人存在的時候一直是跟著英國人走的。英國人離開以後，就出現了英國人留下來的真空由誰來填補的問題。中產階級知識份子組成的香港民主黨那幾個小黨，像法蘭西七月王朝時期的人權社(Society of the Rights of Man)之類的團體所做的一樣，企圖依靠輿論政治的力量，把這個薄薄層面的輿論多數看成是沉默的大多數的天然代表，繼承英國人的權力。而共產黨和原來只是依附者的、包括商團在內的各法團組織聯合起來把他們踢開，瓜分了英國人留下來的權力。這對於雙方都是有利的，共產黨得到了大部分權力，法團得到了大部分財富和小部分權力。而中產階級的輿論操縱者則發現，他們賣力地鼓噪了十幾年以後居然一無所獲。於是，就構成了彭定康以後香港基本政治鬥爭的格局。

[29:42]而共產黨這麼做是因為，它從香港想要得到的資源是在那些人的手裡，而不在中產階級知識份子的手裡。從共產黨的角度來看，中產階級知識份子它太熟悉了，就是它在對付國民黨搞統戰時期那些大公報或者民盟之類的粉紅色知識份子的同類。這些人，根據經驗來說，除了自己的口水以外是一無所有的，統戰價值是很微小的。而它在香港所要得到的經濟利益和技術資源，能夠辦事、懂得怎樣操縱市場經濟的人，全在商界和法團那裡。而商界也有一部分它埋伏的匪諜。

[30:25]因此，統治者——所謂的建制派就變成了這樣一個結構：少數掌握著關鍵部分、但是職位和級別不一定高的匪諜，加上一大撥想要擴大自身地位的法團，形成了建制派。中產階級知識份子，再加上那些法團組織當中跟英國人親和力比較強的比如說律師公會之類的這些少數法團，形成了非建制派。這個結構是不穩定的，是臨時性的瓜分。無論是所謂的建制派還是所謂的泛民，都沒有固定的組織和堅定的忠誠。如果說有什麼區別的話，只是說泛民看上去是由那些沒有什麼統戰價值的人組成的，他們所擁有的選民的參與深度也很低。直截了當地說，你如果看1940年的那些報刊，如果他們有基本選民的話，那就是中學生、大學生和讀報紙的這撥知道分子。如果從識字分子的角度來看，他們好像就是全國，但是實際上他們可能只占全國人口的5%。老百姓當中有很大一部分也許會給他們投票，但是兩者之間是沒有深刻的組織聯繫的。

[32:04]現在發生的這些事情實際上是組織開始展開和分化的表現。共產黨控制的匪諜也是少數，他們所依賴的封建性很強的法團自身也是少數，大多數人實際上是游離在政治範圍之外的。香港處在那種政治動員產生以前的狀態，大多數人民是不關心政治的。這就體現為區議會的極低投票率。實際上很多人是自行當選的，只要願意去就可以產生。按照民主派的觀念來看這是共產黨的錯，但是實際上英國在十八世紀經常也是這樣的。一個選區的豪門大族基本上被默認為是當地的當然議員。他到國會去投什麼票，被認為是跟普通民眾基本不相干的事情。

[32:54]聯合統治的結果就是，匪諜和以商界精英為核心的功能團體的聯合統治是有條件的。兩者不僅瓜分了香港的利益，而且還瓜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市場經濟這一大塊。共產黨在八十年代的基本觀念就是，我們根本不會搞市場經濟，如果沒有香港人的話我們是搞不成的。這在劉德華的電影和很多的香港電影裡也可以看得出來，香港的商人在這個過程當中獲得了一大塊蛋糕，他們是重要的受益者。只要這塊土地沒有開墾完畢的話，雙方的合作關係就可以維持下去。

[33:33]但是，李嘉誠的出走實際上已經說明這塊土地已經基本開墾完畢。開墾完畢的結果就是，共產黨現在不再認為它駕馭不了市場經濟，它可以通過馬雲和馬化騰這樣的人去駕馭市場經濟，可以迫使港資退出了。所以香港的二次回歸跟中國大陸自身的去市場經濟化是同步的，是同一個政治進程的兩個不同組成部分，兩者之間是相互呼應的。香港其實在市場經濟當中是發揮了共產黨主要合作者的作用。沒有香港的話，就沒有中國的市場經濟。而中國的市場經濟的結束，至少共產黨認為它是可以結束的，也使得香港的官商共治的結構瀕臨結束。因此現在的情況是，原有的建制派的忠誠是不可靠的。從他們自己的角度來講，他們很像是1950年的開明士紳，在抗戰時期對共產黨是不可或缺的，但是現在是應該被打倒和拋棄的物件。所以建制派或者說是香港人所謂的保皇派的陣營是不鞏固的。

[34:51]泛民這方面，2014年以前基本上就是這些人。2014年以後，幾乎全是年輕人的本土派開始嶄露頭角。由於年齡斷層的緣故，基本上領導層都是溫和派中國人，但是在選民當中可能有四分之一實際上是香港人。這個結構是剛剛開始，還需要幾十年的時間來成長。所以本土派其實差不多全都是二十歲出頭的人，社會上的資歷幾乎沒有，政治經驗也幾乎沒有。這種局面之下，他們不可能迅速取得勝利。而泛民的頭面人物只要做得到的話，有很多人是願意跟共產黨勾兌的，只要能夠得到足夠的統戰利益。二次回歸的結果就是目前香港的群眾運動。群眾運動的真正力量來自于憤怒的青年，而收割者卻是原來泛民的那些老人，因為青年自己的領袖還沒有成熟。現在的情況是，關鍵時刻是要靠極少數硬實力的，跟風倒的大多數不起作用。我們要注意，白區黨是沒有硬實力的，所有的匪諜都沒有硬實力，他們所依靠的硬實力只能是人民解放軍。而泛民也沒有硬實力，他們順風借勢，像是拉法耶特將軍(Gilbert du Motier, Marquis de Lafayette)借助國民自衛軍(National Guard)和巴黎公社的力量威脅國王一樣，他們所依賴的是本土派的好戰分子。就是這為數極少的兩種人，才是博弈的根本力量。

[36:24]現在的問題就是，共產黨真有進行戰爭的能力嗎？如果沒有進行戰爭的能力，那麼整個統戰結構就崩潰了。建制派的很多人不會為了一個沒有保護能力、而又已經準備出賣和犧牲他們的人效忠，所以這就會產生雙向的勾兌。要麼共產黨就直接出兵了，打一場真正的戰爭，在真正的戰爭的過程中迫使好戰分子的核心成長為軍官，把溫和派擠到他們中間，變成他們的走狗和炮灰。要麼要繼續勾兌的話，已經被證明沒有什麼統戰價值的建制派、像自由黨這樣的小黨和很多功能組別將會被認為，花了很大的代價統戰你們，而實際上攏不住香港社會，你們將被拋棄。反過來他們也會預感到，第一，他們自己將會被拋棄，第二，共產黨在不出兵的情況下，香港的統治權很可能歸了另一邊，他們會主動去找另一邊勾兌。因此，陰謀的線索會立刻展開。例如，選舉一結束，員警就不再進攻了。他們像是波蘭統一工人党的軍隊一樣，只有在蘇聯軍隊隨時可以出兵的情況下才會忠於波蘭統一工人党。如果蘇聯軍隊不來的話，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他們沒有必要去得罪自己未來可能的主人。在1990年，很明顯，團結工會(Solidarity)就是未來政府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是全部。所以陰謀的線索必然會展開。

[38:05]建制派原先也就是佔有40席左右的勉強多數，它的敵人一直都有29席左右，而這40席是極不鞏固的。屬於功能組別的那30席當中，有5、6席是堅定的反對派，有十幾席是不大靠得住的動搖分子。他們很容易像1990年的波蘭國會中的農民党(Polish People's Party)這些統戰小黨一樣，在關鍵時刻倒向團結工會一邊，主持一個排除波蘭統一工人党、而由團結工會主持、由波蘭統一工人党原有的統戰夥伴農民党之類的小黨組成的聯合政府，結果破壞掉波蘭統一工人党的國會計畫。本來三分之二的議席是推薦議席，由波蘭統一工人党和它的統戰物件佔據，但是統戰物件中的一部分倒了戈，於是波蘭統一工人党就反而變成少數了。這種事情隨時都可以發生。例如在下一屆立法會當中，如果有10席左右的功能組別倒戈，如果有街頭暴力、員警不干涉、解放軍不來的這樣一個基本情況，以及泛民再選舉一部分（由於區議會會給它增加5席新的代表），另外選舉中聲勢造成的那些搖擺選區的波動使它可以再增加5席，這樣形成的多數會導致雪崩，會使立法會通過一個有利於泛民的改革方案。這個改革方案對於兩面人來說就等於是，我把我賣給波蘭統一工人党的效忠再賣給團結工會或者賣給泛民，在新政權當中，二十年之內可以取得跟原來相同的地位。

[39:46]我們要注意，現在這個波蘭在1995年還是不存在的。瓦文薩(Lech Wałęsa)下臺(1995)以後，上臺的仍然是一個前共產黨人(Aleksander Kwaśniewski)，是一個類似馬英九的角色。現在這種堅持追殺前共產黨罪惡的保守黨和自由黨分割政權的兩黨制，是在最近十年才形成的。是過了一代人時間，也就是二十年時間。實際上，這種現象開始於1989年的末期。波蘭統一工人党正確地認為，波蘭的主權者不是波蘭統一工人党，而是蘇聯共產黨。波蘭統一工人党是沒有什麼罪的，只是一個小跟班。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蘇聯人所做的，追究責任要追究到蘇聯人的頭上。所以，我們只比波蘭農民党稍晚一步地倒戈。倒戈的默契條件實際上就是，我們不會被追究，一切罪行都被說成是俄羅斯侵略波蘭的傳統罪行，而不是波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因此，波蘭統一工人党的幹部可以變成市場經濟的第一批受益者，作為國有企業的經理進入市場經濟，同時以社會民主黨的身份進入波蘭政治。他們最初比起團結工會派生的各黨、天主教會的各黨更有錢，因為他們掌握著國有企業，他們更有經營企業的機會。最初的市場經濟當中，他們甚至是占上風的，而他們的政治經驗和關係網也比從反對派起家、有知識份子但沒有行政經驗的這批人要強得多，因此才會產生馬英九現象。

[41:23]你注意，統戰向來都是只能維持一代人的。香港的官商聯合政府其實就是匪諜和行業團體的聯合政府，這個統戰跟抗戰時期共產黨和開明紳士的聯合政府一樣，都只維持了一代人的時間。一代人結束以後必須重新洗牌，再鬥一場。鬥一場的目的和效果，各方是有自己的意見的。共產黨方面的意見就是，按照土改和鎮反時代的那個做法，過去的統戰物件現在要被我們打倒了，所有的權力都歸共產黨了，這叫二次回歸。按照泛民那方面的想法，當然是圓桌會議模式，共產黨和行業團體之間的聯合結束了，現在行業團體應該倒到我們這一邊來，在美國人的保護之下形成一個類似波蘭的變化。

[42:17]你要注意，共產黨這方面的看法比大多數民主小清新和流亡者要正確得多，它絕對不會像是變態辣椒或其他人那樣罵川普怎麼樣背叛了我們什麼的。共產黨十分英明而正確地指出，無論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是資產階級委員會的工具，我們不能抱有任何幻想，以為資產階級更換它的代理人會對我們有利。請注意，我們在涉及實質權力上、在馬基雅維利主義的邏輯上要牢記一個基本真理：共產黨雖然不是都對的，但是他們通常是比反對他們的人精明的，因為他們是負實際政治責任的人，包括對美國的看法也是一樣的。像變態辣椒或其他人痛駡的川普那些行動，熟悉1990年歷史的人都可以看出，是一步不差地按照當時的劇本走的。川普要求習近平跟黃之鋒對話，就是要波蘭統一工人党跟瓦文薩對話。這對共產黨來說，就是要把國家的統治者和一個犯人放在相同的政治地位。現在他又說，我跟習近平和香港人民都站在一起，於是不知好歹的流亡者又開始大罵川普背叛了。其實它的意義就是說，你們現在已經應該進入圓桌會議的那個程式了。而圓桌會議的結果是怎麼樣的，共產黨心裡面是完全有數的，川普心裡面也是完全有數的，而這些完全找不到感覺的流亡者卻在那裡指手畫腳，好像他們什麼都懂似的。

[43:44]這個偉大計畫只有一個小小的毛病，就是泛民自身是扶不起來的，就是說它並不是團結工會。從共產黨那一方面，從白區黨和匪諜那一方面，從統戰物件和功能組別的方面來看，這個計畫是天衣無縫，完全沒有問題的。我敢說，他們會在泛民根本沒有準備好的情況下主動地投懷送抱，拿出他們美妙的方案來。而共產黨沒有軍隊可用的軟弱局面現在已經暴露無遺。如果它可以運用軍隊的話，林鄭就不會同意搞獨立調查委員會了。這顯然說明她已經像是1930年的張學良一樣被套牢了。但是這種做法是極其愚蠢的，這是一個典型的路易十六策略，所謂的讓步“太遲、太少”。你要麼在你能夠掌握局勢的情況下主動讓步；要麼在敵人已經逼到你面前的時候，你要有種像狄奧朵拉皇后(Theodora)說的那樣，寧可穿著紫袍死在王位上，決不能示弱於人。一旦示弱於人，你就完了。有了初一就有初二，永遠沒完沒了。而且最後，以前死的那些人的責任肯定會放在你頭上。你像路易十六一樣向法院拼命爭論，無論怎麼爭論，都是把自己送到敵人的手裡面。在沒有死人以前，你應該主動讓步，這是最好的；但是當時的時機已經錯過了，人已經死了，血已經流了，你就應該像一個戰士一樣死在自己的戰場上，或者硬著頭皮把他們鎮壓下去。你在這個時候讓步，暴露出來的只是你沒有鎮壓的實力，以及你對員警的忠心並沒有信心。

[45:40]同時，員警肯定也不會效忠了。我為你效忠以後，成立了獨立調查委員會。獨立調查委員會的任務是什麼？獨立調查委員會的任務就是把員警交給員警的敵人。然後特首本人表示，皇上聖明，都是你們下面的人胡亂辦事。你還指望員警再來給你效忠嗎？做了這個姿態以後，你的支持者就已經沒有了。就像是，路易十六接受了拉法耶特將軍以後，法蘭西王國的軍隊就不會再效忠于國王了。他們首先根據國王的旨意鎮壓了群眾，然後國王卻拋棄了他們，把巴黎市民組成的國民自衛軍招進宮來保衛自己。以後誰還敢效忠于這樣的國王呢？國王現在兩頭不是人了。被他招來的拉法耶特將軍和國民公會(National Convention)不會因此而信任他。人家只會覺得，現在你是沒有辦法了才來求我們的，我們如果不借此機會把你斬盡殺絕，下一次你有了辦法以後再來秋後算帳，我們是傻瓜嗎？同時，法蘭西王國的傳統力量就覺得，國王已經背叛了我們，我們沒有辦法再忠於他了。這是一條兩頭落空的道路。

[46:49]走出這一步，背後所體現的資訊就是，共產黨沒有兵；或者是，出於決策混亂，它不能使它在香港的代理人相信它會出兵。如果波蘭統一工人党相信蘇聯人能夠出兵而且會出兵，那些事情都是不會發生的。所以實際上，川普在對付共產黨以及對付共產黨的代理人這方面已經是把所有的牌都拿在手裡面，隨時可以絞死你。唯一的問題就是，香港的泛民並不是團結工會，它內部並不團結，它沒有真實的組織力量，是一撥毛澤東輕蔑地所謂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混亂組合。他們自身很容易被白區党的高明攻勢擊破，而勝利的機會送到他們手裡面的時候他們也不知道怎樣適當地運用。最糟糕的一點就是，他們駕馭不了他們的選民。這事的糟糕之處就像是皇帝和將軍駕馭不了他自己的軍團一樣，這是一個必敗的局面。如果你能駕馭你的軍團的話，失敗也是暫時的；如果你不能駕馭你的軍團的話，成功也是為其他人做嫁衣裳的。

[47:59]所以，目前的基本狀態就是這個樣子的。共產黨內部的混亂使它不能有效地利用它的資源，但是如果香港的陰謀家們達成的一系列協定使它完全無法忍受，它也會出兵。人經常是這個樣子的，首先出於短見而不能忍受較小的代價，然後等到較大的代價出現以後，他不得不在更糟糕的情況下出兵。然後局面將在混亂中間演化到立法會選舉，香港現有的政權就要完全崩潰了。但是恐怕泛民這一方面無法解決獨派、暴力派、基層選民以及他們原有的敵人之間的和衷共濟的問題。

[48:49]現在就是這樣：如果他們有能耐把有可能投誠叛變的建制派和其實已經把他們罵成叛徒的香港青年組合起來，統統變成他們自己的手下人的話，他們就贏定了，團結工會得到的東西眼看就要像成熟的果實一樣落到他們手裡面，但是他們不能。他們在任何時候都是被他們手下的群眾沖著走的。他們指揮不了群眾，也控制不了群眾。而控制不了自己的群眾的人也就無法接受敵人的投降，也就沒有辦法收編和改編他的敵人。

[49:25]因此，這樣的聯盟和這樣的陰謀是短命的，它產生不出波蘭這樣一個穩定的後共產主義政府，而是頂多只能產生二月革命克倫斯基政府和1912年中華民國政府那樣的政府，是沒有威望的領導人和他控制不住的敵人形成的同床異夢的短命聯盟。這個短命聯盟迅速地會破裂，形成新的比原先更為慘烈的實力對抗。在實力對抗的過程當中，民主和民主的所有希望都付諸東流，權力迅速地轉移到無論過去多麼卑微、但是由於因緣際會而敢於使用暴力而且證明自己能夠使用暴力的那些人手裡面。

[50:13]主持人：所以照您這樣看，這個時間線其實相當相當短，攤牌時刻幾乎就在下一次立法會和特首選舉的那個時間。

[50:23]劉仲敬：我們要注意，現在是一個比弱點的時代，所以會出現很滑稽的局面：看上去越是強大的人越是軟弱，因為他承受了太多的負擔；沒有負擔的人因為沒有負擔，反而變成了他最大的優點，他能夠迅速行動和掌握局面。共產黨方面是我瞭解的，我認為它主要是因為自己機構的龐大而無法集結力量，以及各種苟且和混亂的假消息使它失去了迅速決策的能力。按說它應該現在就出兵。如果現在不出兵的話，至少也應該在立法會選舉之前出兵。但它很有可能在立法會選舉遭到一次新的失敗以後，陰謀家設立的團體以為共產黨已經死定了而把它像失敗者一樣踢出來以後，它才像1937年的蔣介石那樣，已經背著賣國賊的名號，突然跳出來做抗戰英雄，在錯過了較好的時機以後，在較壞的條件下倉促地投入戰爭。

[51:25]這些事情很可能發生在中國內部，因為香港的失敗必定衝擊中國政治體制的內部。香港的利益集團像李嘉誠本人一樣，已經深刻地捲入了中國政治之中，這是跟臺灣沒法比的。就是說，你的妻子發生的事情會對你有極大的影響，而你想要追求的、但是並沒有答應嫁給你的女人對你的利益卻不會有什麼衝擊。習近平在香港問題上的首鼠兩端，會直接影響到他的連任和他在國內的各種措施。但是由於他自己的攤子太大，以及由於他自己的決策能力有問題，資訊管道也有問題，做不出及時的反應。但是他的敵人比他更加軟弱，當他們以起哄的方式開始逼宮的時候，相應的反應還是會發生。但是，這來得太晚了。他很有可能會拖到立法會選舉之後的，因為明顯來說他是一個優柔寡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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