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校》的歷史課：「總得有人活下去，記得這一切有多得來不易。」

前情提要：台灣人必看的電影，一起《返校》補齊那年缺的五堂課
上一堂課：文學課：「樹葉有愛時／便化成花朵／花朵敬拜／結出果實」

《返校》從遊戲到電影，人物有更動、情節有調整、場景有增加，不變的是，故事背景奠基於台灣那段白色恐怖的戒嚴歷史。許多人都有注意到，在遊戲裡方芮欣的學號是5350126，電影卻變成493856。有媒體報導這是電影的彩蛋、代表台灣從1949年開始戒嚴，經歷了長達38年又56天的白色恐怖，但是這個時間點是正確的嗎？

再開始之前，必須先釐清一件事：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不能被混為一談。
「二二八事件」發生在1947年2月27日到5月16日，肇因於天馬茶房前私菸取締，進一步點燃全國民怨的沸騰，當時的行政長官公署頒布了第一次戒嚴令，以兩面手法鎮撫兼施，從中國大陸調派軍隊鎮壓，導致嚴重慘劇。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不計其數，沒有官方檔案的歷史文獻記載，根據口述，許多人都被當場擊斃。

「白色恐怖」則是另一段時間時期，台灣第二次頒布《戒嚴令》在1949年的5月20日，當局以查緝匪諜為由陸續頒布了《動員戡亂臨時條款》、《懲治叛亂條例》與《檢肅匪諜條例》，對人民進行言論、集會、出版、結社的嚴密管制，此時期的受難者多經過了逮捕－關押－審訊－判決－服刑等審判的過程，只是用的是軍法。

最終，政治受難者會有一紙判決書敘明罪名與刑期，算是可供參酌的歷史文獻。不過，即使有經過審判，但當年的判決多不公開，且許多罪證都是來自官方刑求後捏造的自白書，大部分的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難者都是被羅織罪名、牽連入獄。

當年，總統蔣中正曾說，「寧可錯殺一百也不願放過一人」，以保密防諜之名行剷除異己之實，對人民的思想做洗腦與限制，根據當前國家檔案顯示，台灣在白色恐怖時期有超過一萬六千人受到審判。你可能會想問，有什麼證據證明他們是無罪？

回答這個問題，可能要先討論一下什麼是有罪的？違背國家的法律就是有罪嗎？「意圖」顛覆國家算是有罪嗎？希望獨裁者下台算是有罪嗎？或許這些人確實在當年違反了法律，但那並不算是有罪，你只能說他們不願意配合獨裁者的政策，在思想上選擇自由。在今日罪刑是用實際行為來判斷，但是在當年是用人民的思想來判決。

回到一開始說的，台灣的戒嚴雖然在1987年7月15日解除了，戒嚴令確實長達達38年又56天，但這並不代表台灣的白色恐怖落幕，因為當時備受爭議的《動員戡亂臨時條款》、《懲治叛亂條例》與《檢肅匪諜條例》仍在實施。

事實上，在1991年發生知名的「獨台會案」，廖偉程、林銀福、王秀惠、陳正然、安正光等五人因組成讀書會，閱讀獨立台灣會創辦者史明撰寫的《台灣人四百年史》深受啟發，並赴日訪問史明，回台後協助宣傳相關資訊，但卻因為台獨思想，被認為「意圖顛覆國家」遭到法務部調查局逮捕，被以《中華民國刑法》100條起訴，最高可處死刑，引起社會關注，又稱為「末代叛亂案」，有拍成紀錄片。

《刑法》100條，在1935年頒布的時候長這樣：「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預備或陰謀犯前項之罪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那為什麼可處死刑呢？原因是《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規定，「犯刑法第一百條第一項、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第一百零四條第一項之罪者，處死刑。」也因此電影《超級大國民》的海報上，政治受難者被送上刑場前，才會在頭上比著二一，也就是當年俗稱的二條一，唯一死刑。

1991年，戒嚴後過了四年，李登輝政府才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同年五月立法院廢止了《懲治叛亂條例》與《檢肅匪諜條例》，然而真正關鍵的《刑法》100條一直到1992年才完成修正，多數研究台灣史學者都認為，一直到《刑法》100條修正完成後，台灣長達42年的白色恐怖才算是真正落幕。

1992年修正《刑法》100條，只增加了六個字，卻是事關重大的六個字，「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而以強暴或脅迫著手實行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就因為少了這六個字，不曉得有多少台灣人葬送了自的生命。

在這裡又需要討論另外一個議題，也就是說，想要推翻國家到底有沒有罪？最近幾年，台灣國內政治走向民主化，但隨著網路時代來臨，我們面對了中國的資金滲透，在我們現在的法律中，只要他沒有以強暴或脅迫的方式著手實行，即便宣傳推翻中華民國，也是沒有犯法，保障自由的限度在哪裡？國家安全的界線又在哪裡？是我們必須認真思考，也必要清楚回答的問題。

此外，魏仲庭的學號501014，則是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被槍決的日子（1950年10月14日）。沒錯，再過幾天之後，就是鍾浩東逝世69年，其實從鍾浩東的案子，我們或許可以提供上面那個問題的某種答案，因為他確實是想要推翻國家，而且也著手實行的共產黨員之一。

鍾浩東出生於日治時期的屏東，二戰時期前往中國參加抗日戰爭，戰後回台擔任基隆中學校長，然而在二二八事件後他親眼目睹了國民政府的殘暴，轉而加入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並開始發行地下刊物《光明報》討論左派思想，1949年8月他遭到逮捕，許多基隆中學的師生都接連入獄，鐘浩東於1950年10月14日被押赴刑場槍決前，獄友合唱「幌馬車之歌」替他送別。

包括李行導演的《原鄉人》、侯孝賢導演的《悲情城市》、《好男好女》裡面其實都能看到鍾浩東的身影，他的故事也被寫成報導文學《幌馬車之歌》，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延伸閱讀與觀看。

之所以解釋這兩個案子，是希望各位可以想像一下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的情景，當年台灣有左派的共產黨人，有希望獨立建國的人，對政府而言，他們都是「意圖」推翻國家，而這樣意圖包含了閱讀禁書、聽禁歌、集會遊行、發傳單等等。

其實，「白色恐怖」並非台灣獨有，在許多國家民主化的歷史都有經歷了類似的過程，甚至到今天還有許多國家都仍持續上演這樣的事情，中國就是其中之一，手段、手法或許不同，但重要的特色就是政府都會以「顛覆國家」的罪名來逮捕政治犯。

政治犯又稱為思想犯，他們因為被懷疑有顛覆政權的思想而被判刑入罪，而國家之所以實行白色恐怖，通常都美名為保護國家安全，但實際上真正的目的只有一個－鞏固獨裁者的政權。

白色恐怖是個多義的名詞，政府透過嚴刑峻法來恐嚇人名，進而達到控制人民思想的手段，讓人民對於國家法律感敬畏與害怕，這是最直接的意義；再者，因為白恐的罪行是思想，舉凡你閱讀的書籍、穿著、聽的音樂、書信來往的對象都可能成為羅織罪名的證據，再加上當時政府大力提倡「檢舉匪諜」的措施，檢舉匪諜在當年可獲得巨額獎金，同時「包庇匪諜與匪同罪」的恐嚇，導致人與人之間其實沒有信任，彼此猜忌，你可能今天抱怨政府制度很麻煩，隔天就遭到檢舉被抓走。

你不敢告訴別人你看什麼書、喜歡什麼電影、討厭誰，因為那些「思想」都可能成為政府幫你安上罪名的要件，而且可能你跟某人在幾年前講過話，過幾年後他被抓，你也會受到牽連而入獄，根據政治受難者所說，一旦入獄，除非真的有顯赫背景，否則很難有機會脫罪，愈是替自己辯白，最終的下場就是刑求更慘、刑責更長。

白色恐怖的白色指的是當權者，直白的理解是當權者施加給人民的恐怖，但換個方式來讀，是當權者自己的恐怖，會實施戒嚴的獨裁者其實是最害怕得那個人，他害怕什麼？他害怕自己的權利被剝奪，這便是白色恐怖的第三層意義，獨裁者實施嚴刑峻法，企圖控管人民的思想，是把自己得害怕轉介到社會。

心理學研究告訴我們，霸凌者很多時候也是曾被霸凌的人，他們因為內心的膽怯而欺凌他人，以為那是勇敢，但其實那只是讓膽小更顯露無遺。

白色恐怖的最一層意義，是恐怖記憶的傳承，這些威嚇的恐怖，透過教育、刑法、社會體制滲入人民的基因裡，於是民眾開始害怕觸碰政治，迴避討論敏感議題，不敢評論時政與官員，甚至沒有勇氣挑戰權威，而這樣的害怕與恐怖透過家庭傳給下一代，即使到解嚴至今，還是有許多人的思想沒有真正的解嚴，許多人沒有意識到自己仍被困在白恐的思想中，不知道了忘記了什麼，也從來沒有機會去害怕想起來。

有人忘記了，自然有人會記得，可能有人會問，忘記又怎樣？記得又如何？記得當然有意義，不只是自己要記得，也要讓後世記得，不只記得自由的得來不易，但更重要的是記得自由是如何被威權一點一滴的剝奪。

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就是記得的其中一人，他在1968年參與了「布拉格之春」的改革運動，並成為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之一，這場運動後來遭到蘇聯軍隊的鎮壓，他被列上了黑名單，因此流亡法國，他在《笑忘書》寫下了：「人類對威權的抗爭，就是記憶對遺忘的抗爭。」因為當我們遺忘了過後，威權隨時都會悄然復辟。

《返校》替這句話做了很好的註解。當我們記得獨裁者的思想，記得恐怖主義的手段，歷史的悲劇就不會重演。也因此電影中不停的放大「記得」，當方芮欣決定自殺，殷老師問他：「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當張明輝要被押去刑場，他告訴魏仲庭：「總得有人活下去，記得這一切有多得來不易。」當方芮欣被抓之後，白教官問她：「把所有的痛苦都留在過去，就這麼忘了不好嗎？」而方芮欣說：

或許我們可以一一檢視一下這部電影中的每個「記得」分別是要記得什麼。首先，第一個「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這句是話是殷翠涵對方芮欣說的話，要她記得是自己把張老師等人害死的事實，這是屬於加害者的記憶，然而她另一方面卻也是一個受害者，在台灣轉型正義的路上，我們看到了受害者的記憶，但加害者並沒有現身，很多當年的間接加害者或許仍活在自責的陰影中走不出來。

第二句，張明暉對魏仲庭說：「總得有人活下去，記得這一切有多得來不易。」，這句就很清楚了，他要為仲庭記得記憶的得來不易，並好好珍惜。最後，白教官問方芮欣，「把所有的痛苦都留在過去，就這麼忘了不好嗎？」這句話其實就有點曖昧了，他要方芮欣忘記痛苦，這段痛苦是指什麼呢？是方芮欣檢舉了張老師？是方芮欣害死了同學？是方芮欣的爸媽離異？其實都不是，這句話的痛苦是當年所有人被政府欺壓、恐嚇、霸凌的痛苦，所以當他說了我再也不要忘記，國家機器的化身，才會碎裂死亡，當人民記得，且世世代代都記得，才能真正的民主。

然而，真的是不忘記就好嗎？或者說，到底我們記得什麼？要怎麼樣記得呢？經典文學名著《1984》就說：「誰掌握了歷史，誰就掌握了未來。」歷史的詮釋權是非常重要的關鍵，而當我們不夠了解歷史的時候，只能夠看見被別人詮釋過的歷史，正如同你正在看我寫的這篇文章。

歷史課的最後要談史觀，時至今日，還是有很多人仍認為，政府當年戒嚴並沒錯，是因為特殊的時局不得不得這樣做，如果當時沒有做，台灣現在就不可能有民主自由，如果當時沒有做，台灣就沒有經濟奇蹟，如果當時沒有做就怎樣怎樣云云…

他們之所以仍這樣詮釋戒嚴，因為他們得知道的歷史是好的那一面，我們必須承認，所有的事情都有一體兩面，端看從哪個視角來切入歷史，詮釋不是問題，但重點是絕對不要流於片面。

你要找戒嚴正面的例子，戒嚴時期當然也有抓到共產黨的間諜，同樣的，要看負面的例子，更是堆積如山，但必須回到歷史脈絡去看，思考戒嚴實施的動機，是否對應了造成的後果，為何不是只實施三年，而是實施了四十年？為什麼不能關十年、二十年不夠，要判死刑？歷史是複雜的，所有簡化的判斷都是相當危險的事情。

在過去的課綱裡，我們看到中國史比台灣史更多，甚至從來沒有質疑過為什麼中國史不算是世界史？因為政府掌握了我們獲取資訊的來源，決定了什麼是人民該看，什麼是不該看的。然而，在資訊交流快速的今天，我們已經可以上網搜尋許許多多的歷史事件，還有不同史觀的詮釋方式，或許還不夠全面，但重點是我們不要放棄去了解歷史的脈絡，不要急著放入自己的成見。

有人質疑，年輕人又沒有經歷過白色恐怖，「又記得什麼，又要忘記什麼？」但我想問的是，難道我們真的不會記得自己沒發生過的事情嗎？我們也許沒有經歷過白色恐怖，但可以透過書本、影片去了解政治受難者的故事，我們可以走進國家人權博物館，參訪不義遺址去學習歷史。當年的台灣人也沒有經歷過自由與民主，但他們卻知道自由與民主的重要性，正因如此，我們才身而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