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情提要：台灣人必看的電影，一起《返校》補齊那年缺的五堂課上一堂課：音樂課：「這首歌也快要被禁了吧。」「那就趁現在多彈幾遍。」
與《返校》的遊戲相較，電影用了更多更多的典故，包含了詩、小說與散文。今天的文學課，首先要談的就是詩。「樹葉有愛時／便化成花朵／花朵敬拜／結出果實」，這首詩是殷老師在讀書會中帶大家讀的句子，但她還沒有唸完，惡夢就開始了。
這首詩出自印度詩人泰戈爾的《飛鳥集Stray Birds》的第134首，原句如下：the leaf becomes flower when it loves.
the flower becomes fruit when it worships.
之所以要看原句，是因為當時其實有很多不同的譯本，雖然泰戈爾的書是禁書，但據說被禁的原因不是因為泰戈爾鼓吹印度獨立與民族自決，而因為翻譯《飛鳥集》的學者鄭振鐸，生於溫州的福建人，泰戈爾的《Stray Birds》1916年才成書，鄭振鐸1920年便翻譯成《飛鳥集》在上海出版，算是相當早的華文譯本。
然而後來國共內戰爆發，鄭振鐸與國民政府立場不同，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擔任全國文協研究部長等要職，是中共代表性的政治人物，因此他所著作的書籍、翻譯的作品遭台灣當局政府嚴禁，不過《Stray Birds》其他版本的翻譯似乎就沒有問題。
而電影選用的就是當年鄭振鐸的譯作，因為這首詩句，後來也被翻譯為「綠葉戀愛時便成了花。花崇拜時便成了果實。」，其實讀起就有不同的感受，鄭振鐸的翻譯著重在愛與敬拜，而後者則較專注於呈現綠葉、花、果實三者的關聯性。
下面那一句也有同樣的狀況，「埋在地下的樹根／使樹枝產生果實／卻並不要求什麼報酬」原文是：「the roots below the earth claim no rewards for making the branches fruitful.」也被譯作「埋在地下的樹根使樹枝產生果實，卻不要什麼報酬。」少了「並」與「求」兩個字，看似沒差，但讀起來也有不同的節奏感。
電影之所以會選擇這兩首詩，不會是隨便亂挑的。第一首詩討論了愛與崇拜兩種不同情緒，卻經常被世人所混淆，崇拜不是愛，正如同樹葉也無法成為果實，這首詩反映出女主角方芮欣內心對於愛的誤解，真正的愛不會成為恨，她崇拜老師，但她以為自己愛老師，其實她根本沒有真正了解張老師，只是崇拜與依賴，最後反而害死了他。
第二首詩講樹根與果實，當然很多人都理解這句是在講教育家，講殷老師無私的奉獻，然而我卻覺得不只這樣，老師與學生其實不像是樹根與樹枝，樹根反而像是在講土地、國家、民族，無私的養育著我們卻從來沒有對我們要求過什麼回報，這樣的概念聽起來很像愛國分子，確實沒錯。
其實，當年許多反抗威權政府的知識分子不是不愛國，而是太愛國了，他們其實可以選擇離開台灣、遠走他鄉，然而卻因為希望自己的國家與家鄉可以正常化、自由化、民主化，所以這些菁英決定留下來，用自己的生命和威權拚搏，他們抵抗的並非國家，也不想要推翻國家，他們抵抗的是政權，是為了鞏固權力不擇手段的獨裁者，當權者透過國家機器控制人民，意圖讓知識分子痛恨國家，但真正有罪的不是國家，而是操縱政府的人，樹根沒有要求什麼報酬，但若沒有樹根就沒有我們。
談完《漂鳥集》的詩句，接著來讀讀小說。在電影中段，方芮欣從魏仲庭的脖子裡面取出了一本書，那是俄羅斯小說家屠格涅夫的《父與子Ottsy i Deti》，有一說這本書被禁是因為屠格涅夫是蘇聯人，不過，事實上可能同樣是翻譯者的緣故，翻譯《父與子》的是中國重要的現代文學作家巴金，他是五四運動的重要人物，在國共內戰後留在了中國，更擔任中國文聯常委等要職。因此他的書籍、譯作也被國民政府禁止，不過當時台灣很多書商偷偷隱去譯者姓名，或換個譯名照樣在市面上流通。
再談《父與子》這本小說，電影中其實只有一閃而過，藏在《世說新語》的封面裡，屠格涅夫寫於1862年，以保守派的父親與激進份子的兒子間的互動，撰寫世代的鴻溝，同時也對於激進的自由主義與傳統的保守主義作出了深刻的辯證，雖然這部小說距今超過150年，但這樣的情節如今每天仍在台灣各個家庭中上演，不信？你去找個韓粉長輩來對話看看，或許就知道那種感覺了。
而電影選擇《父與子》這部小說作為方芮欣拿給教官的證物，表面上是因為這本書談論許多關於社會主義與左派思想的內容，不過我卻認為更關鍵的意義是「傳遞與溝通」。政治上，左派與右派是光譜的兩個極端，幾乎是水火不容，但我們作為一個人，思想並不是只有政治，父與子雖然政治立場不同，但他們仍是父與子的關係，仍有家人的情誼，而小說之所以成為經典也在於屠格涅夫寫出父子相異與相同。
同樣的，在電影中方芮欣之所以把書拿給白教官，絕對不是因為她認同白教官象徵的權威，也不是因為她擁護將自己的父親帶走的國家政府，更不是因為她認為讀書會是有罪的行為，方芮欣之所以拿書給教官，純粹只是因為錯誤的忌妒殷老師，而這樣忌妒無關乎左派或右派，無關乎政治立場。
也就是說，很多時候我們的選擇雖然不是出於政治原因，最後卻造成了政治結果，回過頭來看，魏仲庭將《父與子》交給方芮欣是因為他愛學姊，方芮欣把《父與子》交給白教官也是因為她愛老師，可惜最後一切的愛，都成了國家殺死人民的把柄。
我們有獸性和惡魔性，但也有著神性。
有利己主義的欲求，但也有愛他主意的欲求。
最後要談的，也是在電影最後才出現的一篇文章，張明輝被槍決前在獄中對魏仲庭出的一道考題，這句話出自日本學者廚川白村的著作《苦悶的象徵》，這其實是一本文藝理論合集，算是論述型的散文，他的結論「文學就是苦悶的象徵」被後代的文人們掛在嘴邊津津樂道，但說實在話，真的有把這本書看完的文青可能就不多了。
《苦悶的象徵》被禁同樣有兩種說法，一說是因為是日本文學，但這其實這樣的論點站不住腳，當時有太多日本文學在市面上了，真正的主因應該也是與譯者有關，譯者為中國現代文學家魯迅。和前面兩位巴金和鄭振鐸比起來，魯迅應該就有名多了，至少我們都在課本讀過幾篇他的小說，魯迅是中國白話文運動的重要推手，是知名的左派作者，他的作品高舉反封建、反傳統的思想，展現人文與社會的寫實關懷與前衛創新，且雜文批判政府之猛烈，讓他的作品也一度在台灣需要改名才能閱讀。
評論家廚川白村死於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時年僅42歲，《苦悶的象徵》是在他死後集結出版的藝文理論集，大致分為《創作論》與《鑒賞論》兩部分，魯迅曾經留學日本習醫，也是在那段歲月接受到了社會主義的啟蒙棄醫從文，他在1924年就開始翻譯《苦悶的象徵》，更寫了引言與附記補述，可見他對於本書與廚川白村的認同。
電影之所以在最後寫了一段《苦悶的象徵》，當然不只是因為編劇也想抱怨「文學是苦悶的象徵」。要看這篇文章的隱喻，關鍵仍舊在於「我們有獸性和惡魔性，但也有著神性。有利己主義的欲求，但也有愛他主意的欲求。」這句話，其實還有後面一段，「如果稱那一種為生命力，那這一種也確乎是生命力的發現，這樣子，精神和物質、靈和肉、理想和現實之間、有著不絕的不調和，不斷的衝突和糾葛。」
而這樣的衝突就造就了張明輝、殷翠涵，造就了讀書會、方芮欣，當然還有造就了魏仲庭的惡夢，張明暉當然知道自己有一天可能會被抓、被槍決，但基於神性與愛他主義，他仍然選擇堅持理想，在靈與肉間的掙扎、選擇了精神更勝於物質，因為這兩者都是生命的一部分，缺一不可。
對張老師而言，他必須選擇不招供而死，因為那是他自己的救贖。不過，對魏仲庭而言，他必須選擇為了活著而招供，因為那是他被賦予的責任。說穿了，這兩個人就是靈與肉的選擇，是惡魔性與神性共存的證據，張老師要告訴魏仲庭和方芮欣，不要自責，沒有完美的人，沒有人從不犯錯，所有人都是在精神與物質兩者掙扎間做出選擇，在理想與現實間尋找生命的縫隙，我們必然有著彼此的欲求，不需要為此而難過。「你是犯了錯，但錯的人不是你。」
以上就是《返校》的文學課，有認為我有錯誤詮釋的地方？還是有沒有講清楚的事情嗎？歡迎留言把您寶貴的意見和問題告訴我，或許我們可以一起討論，看待這部電影的方法。
下一堂：歷史課：「總得有人活下去，記得這一切有多得來不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