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長的一段時間,對香港瑪麗醫院(註1)各個部門、病房位置瞭若指掌。在我媽媽生病的日子,差不多每兩、三個月,就要住院一次,每次平均兩周以上。
十八年來,我去瑪麗探病的次數,估計沒有一千,也有八百次!
我有信心,閉着眼也可以從新院J座的急診室,走到K座的專科門診部,再走到舊院C座,我媽常去留醫的病房。這可不是什麼值得驕傲的事。
我媽身體從來都不好,先天性的心臟毛病,導致長期高血壓,因此引發的嚴重頭痛,令她難以專心工作,脾氣也很容易暴躁。因為沒法上班,加重了家庭的財務壓力,和我爸的關係也不太好。
小時候,常常看見我媽吃一種小小的、綠色的藥丸,我媽說是頭痛藥,非常強,但很貴,她都是用刀切開一半,省着吃的。
後來身體越來越差,醫生說是這藥的關係,不再開給她服用了。
到我長大才知道,這是一種用來治療高血壓頭痛的精神科藥物,叫利眠寧(甲氨二氮卓),俗稱「綠豆仔」,香港警方視之為毒品的處方藥。
曾經長期依賴精神科藥物,引起兩個副作用:
1. 普通的止痛藥,對她一點作用都沒有:每次頭痛,只能臥床休息。多年來試過各種各樣的偏方、中藥,什麼天麻燉䲔魚、川芎白芍柴胡湯,甚至貓頭鷹(我的叔叔試過從老家帶一隻冷凍的貓頭鷹給她燉湯!),都不管用。
2. 心血管病。
第1個副作用,還能用一些外在的方法去緩解,例如搽藥酒、穴道按摩、做適量運動等。
第2個卻是致命的——長期服用「綠豆仔」引起血管收窄,加重了她的高血壓,而且這病徵是難以預知的,可以發生在身體任何部位。
每天都要量血壓的她,偶然發現左右手的血壓不但不同,而且相差很遠,診斷後才知道左手臂有一條血管收窄了,要做血管擴張手術(俗稱「通波仔」)。
這樣的手術,前後做了三次,分別是左手臂、左大腿以及冠狀動脈;後來又出現心律不整,只得安裝心臟起搏器。
有段時間不敢在我媽面前用手機,就是怕手機的輻射會影響她起搏器的功能。
對於死亡,再多的心理準備也沒用
我媽三次進出ICU ,也曾經被送到大口環馮堯敬醫院,住了差不多一個月。
對香港醫療系統有點了解的朋友可能會知道,如果院方把你從有先進急救設施的公立醫院,搬到慈善機構辦的醫院(例如東華三院、仁濟醫院等),要不就是你的病情沒有即時的危險,但需要長時間療理,例如摔斷了腿;要不,就是你已到了末期,不想你佔用政府醫院的寶貴資源⋯⋯
事實上,當時我媽在馮堯敬住的,是所謂的「善終病房」(當然不會明擺着告訴你),前後左右都是躺在床上動都不動的老人家;而且,幾乎每天都有病友離世——昨天躺在隔壁還跟你打過招呼的老奶奶,今天就不見了,換上另一個垂危的老奶奶⋯⋯
想想,《死神來了/ 絕命終結站》的劇情每天都在你身邊發生,你的心理壓力得多大?
某天,當我如常坐了一個多小時的小巴去探望我媽時,剛踏進病房,護士就請我去見當值醫生。
我忐忑地走進醫生的隔間,這個看來沒什麼經驗的年輕女醫生說,你媽的情況不太樂觀,你要有心理準備⋯⋯
這句話,從我媽第一次進醫院,十多來年,我聽過最少五次,我已經不太能確定,這次醫生是認真的,還是這是他們必備的台詞,直到她向我遞上一張A4紙:
「這是放棄急救同意書,意思是一但你媽媽昏迷時,你會不會同意我們不急救⋯⋯」
當年,正是香港非典肆虐的時候,我們都和今天一樣,天天戴着口罩。
可能因為有了口罩的遮掩,可能因為疫情導致的壓抑,當我聽到醫生說「不急救」三個字時,本來想說話的我,一個字都講不出口,先是哽咽,後來更失控地哭起來。
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在一個陌生人面前嚎啕大哭。
印象中,我哭了好幾分鐘才能停下來,回想起來,很感謝這位年輕大夫,耐心地等我宣洩完多年的悲愴,才繼續解釋。
醫生說的不急救,當然不是見死不救,而是考慮到,當末期病人的情況不可逆轉時,施行心肺復甦、氣道插管等急救手法,只會延長死亡過程,甚至增加不必要的痛楚。
其實,初中已學會心肺復甦法的我,早就知道心肺復甦有可能導致肋骨折斷或內臟受損,尤其不適合用於體弱的老人家。
只是,親耳聽醫生說出來,還是覺得難以接受。
面對你世上唯一的親人,要你選擇讓她死去,還是極度痛苦地求一線生機,你如何抉擇?
這份同意書,你簽還是不簽?
結果,我簽了,我覺得,我媽受的苦夠多了,那怕再多一點,也太多。
幸運地,我媽熬過了;這同意書,沒有派上用場。
兩週後,她出院了。
Photo by Nataliya Vaitkevich from Pexe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