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報社到網媒：一位中國媒體人的告白

新聞行，不好混。這件事兒，我從未說過，但今天，我要誠實的面對自己的內心。

六年前，我從一家當時最好的紙媒離職。其實是被迫離開的，因為在當時的環境下，我已經無心且無力再去寫任何的新聞稿件了。報社出於各種考慮，在我離職後的合同期間，還斷斷續續地發了半年的「離職在崗工資」，數目不一，至今已難以記起。在報社數年，有難以忘懷的時間，也有英雄氣短的時刻。總之，永生難忘這段經歷。

難忘，是因為那年汶川地震時，曾深入映秀、汶川前線，拿回國內財經媒體第一個深入前線的報導，報社經理曾親自為我頒發榮譽勳章。拿到的第一天，就被我藏在桌下，再未拿出，至今已不知星散在何處。獎金一萬塊，第一時間寄回家裡，孩子剛出生半歲不到，急需奶粉錢；有過，是因為我家在重慶，在外地一人始開始建站[1]時，已預料到夫妻分居的結局，到了後期，一個談不上優秀尚屬勤勉的記者，開始萌生退意。報社體恤，把我調回了重慶，同條線的記者曾對我有恩，她對我說，這裡再多你一人，不覺得已經太多了嗎？

那時，正是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最火熱的季節。我在報社的末期，已被置換為初級編輯，這是對尚懷任務量希望的記者，最大的優待。但在數次編前電話會上，我提出的種種報導節點性事件的建議，都被一一地否決了。於是，我們看到一次次庭審的記錄式報導，而錯過了趙長青[2]的採訪、黎強黑打[3]（報成了打黑[4]）、烏小青事件[5]等一系列我認為報導方向錯誤的報導。對於曾經國內首位採訪「彭水詩案」的我而言，和報社不能容忍我的低稿量一樣，我對這件事，同樣無法釋懷。一直到現在，也抱著深深的遺憾。

在此期間，一些法學界律師朋友在重慶大學召開了研討會，提出要對刑法294條，辨析黑社會定性難點進行修改。因為這是我唯一的機會，我去做了報導，但被編輯刪掉了我想說的最後三分之一。

說這話時，已是紙媒體平均利潤率嚴重下滑的一年。那是2009年前後，從重慶記者站每年採編經費的萎縮，已經看到了端倪。不能在本地寫稿，又不能獲得外地採訪的經費，加上互聯網的衝擊，和老同事一個個相繼離開的情況下，我終於發覺，我已不能再待在紙媒了。儘管，我這樣的一個文字癖患者有多麼捨不得離開自己奮鬥了十年的報社生涯；但，真是到了要走的時候了。 ​做為報社的「不良資產」，我被裁了。「願賭服輸！」是我自己要回重慶的，因為女兒長大了，我無力在成都買房，她的成長裡不能沒有我，我在同事們或唏噓或遺憾或祝福的目光中走出了重慶記者站。

如今，我曾經歷這家國內最好的報社，還在。但主編遠走，總裁囹圄（深陷監獄），那位元重慶記者站的站長，曾對我勸退的，如今已拿起了佛珠，皈依藏傳佛教。看著總裁在電視上伏法，曾經的新聞聖徒，依然在某個時間點，習慣性抬起了他高昂的頭顱時，我覺得，他還是那個在早餐時偶遇，關心地問我，為什麼要在地震時去採訪一家精神病院，當我闡明理由（提到傅柯的《規訓與懲罰》）後馬上拍版的他；那個在歐巴馬當選當日，撅著屁股興奮地修改頭版頭條評論員文章的他；那個一說話，就像個孩子般露出羞澀表情的詩人；我堅定的認為：他無罪，他是肯為下屬抵罪的英雄。我的一位同事在出事的當夜寫到：未經審判，何以聖徒[6]。

是的，因為有這樣的一位總裁，我們這些於2000年代後段方始進入報業黃金期的記者才得以來到中國報業界的「聖地」，才擁有了至今難以忘懷的報業青春期，才有機會和中國當代走在時代風潮的弄潮兒們獲得「把他們，一個提問逼到牆角」的權力。我懷念報業大樓17樓下午時射進來的溫柔陽光，懷念那位在樓梯角落碰到，永遠對你有欠身微笑的報社的女主編（早已被分配邊疆），懷念那些「不與廣告部人員同乘一輛電梯的日子」，懷念詩人主編為我們寫下的「向上的力量」、「有問題，不用舉手」的桌牌，懷念那些所有黃金般閃亮的日子。

也一直惦記著報社行政部那本厚厚的員工守則，這是一本神奇的守則，一定是一位宇宙最牛HR撰寫，它可以讓每一個被罰的人毫無怨言，也可以讓每一個離職的人心服口服，願賭服輸。儘管它讓我丟了工作，但如果給我一次再回南方的機會，我一定潛回報社，去偷一本。

離開報社後，因生活所迫，我賣掉房子，先是住在薄熙來同志為我們蓋的公屋，後一直租房居住，所幸妻子沒有真的離開我。7年來，孩子慢慢長大，我從未跟她提過我的往昔。對於他們這世代的小朋友而言，不要知道這些不堪回首的歷史，我認為當屬幸事。這個國家，太大、太老、太急，又太慢了。大的可以包容所有的入侵異族，老的可以忘掉記不住的歷史，急的可以一夜之間做出美國10年也修不了的高速公路、蓋不出的醜陋樓盤，又太慢了，慢的可以讓那些永遠覺得自己早生50年的人感到焦慮；因為他們早在求學時代，就有了偉大社會的模型，之後的職業生涯中，所做的無非是矯正的工作。

之後，伴隨中國互聯網新聞的高速發展，我先後經歷了門戶網站、部落格時代、微博時代、直至微信時代，依然做新聞。在最初老總裁沒被抓的幾年，我依然或主動或被動地消費著這家「國內最好的媒體」的品牌，他們為我換來了吃飯的飯錢。我在等待著一個機會，可是我不是小馬哥，沒什麼從頭再來的機會了。

我在一家小的門戶網站做過主編，為高速發展的房地產行業打工，做沒人看得起的乙方；中間不得已又回到一家本地的報社做所謂的「財經、產經記者」。這個部門70％的收入來自各種紅包，由「懂得起」（明瞭）的企業老闆，在臨走時，從右後方悄無聲息又加以咳嗽提醒的動作塞進你的手中。從一間間企業大樓或火鍋店出來，第一件事，去廁所把紅包扔掉，把錢留下。

也不多，最高不過2000元（約新台幣9000元），這和原來的報社高薪養廉完全不同，我們可以全憑寫稿，拿到高達8000元（約新台幣35000元）一篇的稿費。有些能幹的記者，條線資源豐富的，三個月的稿費，就可以換回一部捷達（Jetta）；所以，我們才可以從車窗中把3萬塊的紅包扔出來然後揚長而去。我後來離開了，因為我覺得，每天拿回來交給老婆養家的紅包，很燙手；因為這樣下去，女兒長大了，會看不起這個像應召妓女一樣的爸爸。但我真的真的很需要錢！

一度，以為自己已經離開媒體行業了。我在老婆的勸導下，把賣掉房子與愛車剩下的錢拿出來自己做生意。我從門檻最低的餐飲行業幹起，開分店，朋友常來白坐，員工經常跑掉，我自己要做收銀員、廚師，以及純靠跑步送餐的外賣小弟。因為買不起摩托車，曾經一個月送外賣，瘦了16斤，老婆說我變帥了。我對她說：「有人掏錢讓我鍛煉，我怎麼可能不瘦？」

分店生意還是失敗了。一個只會碼字（寫稿）的人，能幹什麼呢？微信時代來臨了，曾經的報業集團的同事，在北上廣深的，或離職創業做新聞聚合式平台；或以內容為引流手段的眾籌平台；或已經因辦「反動刊物」被迫離開，自我流放，永難還鄉。我只能在某一個深夜，通過VPN，靜悄悄地看他們在FB上發表「反動」的言論，知道他們還活著，就好。我幹什麼呢？ 總得幹點什麼，家，不能只靠一家小店養著，不能老是自欺欺人地跟老婆說，我是你的「營運總煎」。我說得越唾沫飛濺，什麼中央廚房、物流鏈、三張表、O2O，她越用鄙視的目光看我。我只有呆呆的坐在這個八年前創業，但至今只剩一家，卻勉強維持了全家溫飽的小店裡。

於是又找機會出去，這次，真的做了營運總監。很奇怪，一輩子因為錢的原因永遠不敢跟東主主動提辭職的我，每一次營運總監的工作，都是被開除告終的。每每都是到了周日的早晨，我會接到大股東的短信：

阿彭哥（我的外號），明天你不用來上班了。這裡每一個人都不喜歡你，你主觀性太強，你說的方案無法給企業帶來現金流，我們等不了那麼久。你其實不懂新媒體，因為你不會做小號[7]，你不會買流量，你不會寫流量文，只會寫推廣文，你做的社群，永遠賣不出東西，你不會政府公關，而我們這裡最需要的就是政府公關人才（因為，中國人的錢，全在政府手裡），你提出的什麼杜拉克、查爾斯．漢迪的企業組織架構，我們不同意，我們就是要總經理、副總經理這樣的架構。 你不值這個錢，不然你退還好了。

這些組織的高管，直至虛擬或口頭承諾的股份，並無實權的話，工資大概在人民幣1萬5～2萬之間） 。三年間，我當過大大小小三家企業或項目的「營運總奸」——因為每次都是被投資方黑掉的，所以人家都覺得我是賤人、奸人吧。

在被開除出虛設的合夥人崗位之後的當夜，我會被直接踢出這些企業的社群（我是群主哎，不知道他們是怎樣做到的），常常連留在辦公室的杯子都來不及拿回，就只能在家坐著等發工資離職了。老婆倒是習慣了，只是我自己都懷念那些老婆懷著充分的信任，陪我去商場買的高級馬克杯、樂扣杯。總之，想起都是淚，它們都是杯具啊。

是的，他們的判斷沒有錯，我確實未能在或長或短的營運總監生涯裡為這些開始時非常信任我的「合夥人」們考慮，他們的投資報酬率、他們迫切等待的現金流、他們急需的政府資源，我連一個公眾號都不能幫他們在預期的時間內，贏得可以變現的粉絲群，還談什麼營運總監呢？ 除了當不好大家期待的營運總監外，我還幹不好很多事。

比如，當不好視頻短片的導演，因為我寫出的很多分鏡頭，攝影師說根本無法執行，老闆覺得，你一個營運總監，去拍具體的內容做什麼？比如，寫出來的互聯網文，讀者太少，你不是說你是最牛逼的紙媒體出來的嗎？寫這麼長的文章，為什麼流量和轉發都這麼少？ 我離開紙媒那年，也就是2010年前後，伴隨著我的衰，新一代的自媒體人開始成長起來，在論壇時代，他們叫版主；在門戶網站時代，他們叫博主；在微博時代，他們叫大V；在現在正在流行的微信時代，他們叫自媒體大IP。

版主們常常一篇帖子，就會被讀者熱捧，於是他們打了雞血一樣的（特別興奮）續寫直到成為長篇，接著被瀕臨破產的出版社找到，將帖子集結成冊，我們看到了《明朝那些事兒》、《後宮如懿傳》、《盜墓筆記》《鬼吹燈》，他們的作品在近年來，又被改編成電影、電視劇；大V們取代了報社記者，常常參加由BAT（百度、阿里巴巴與騰訊）出錢的各種專題活動，他們的影響力遠超一個報社的發行量；大IP更不得了，咪蒙，一個閒在家裡的前報業集團的同事，看到了媒體時代潮流轉向的秘密，開始為那些在「小三當道」的婚禮婚姻時代受委屈，想不通的正房們代言，獲得了豐厚的打賞。

他們獲得了娛樂主義盛行、犬儒主義盛行、政治幻滅感充斥的末世人們的熱捧。咪蒙的公眾號，每條廣告已經是高達百萬的天價，事實證明，廣告主的錢沒有百花，她精準地將導入的流量幫助廣告主們變現。她是真正的營運總監！ 隨著微群經濟的興起，一些社群主也都找到了變現的管道，或將數百個大型的社群組裝起來形成龐大的終端使用者群，像廣告主要價，一下子就搶奪了紙質媒體的廣告版面。很簡單，買與不買，在微群裡一目了然；網紅、電商在2016年前後盛行，打開國內數千個電商網紅平台：「一直播」、「花椒」、「映客」、「熊貓TV」，打遊戲的男孩們要看美女主播的直播，買東西的淘寶客們要看美女主播直播，百無聊賴只是為了找人聊聊的三線城市煤老闆的兒子們要看美女主播直播。

總之，在過去的30年，誰的錢多，誰就是美女主播的金主，這個社會的錢太多了，集中在政府、礦業老闆和房地產開發商那裡的錢，會源源不斷的被美女「網猴[8]」這種奇怪的生物重新在社會中流動起來。從某種意義上說，美女主播才是這個嚴肅媒體淪落、最強大的內容生產者，僅管他們的內容生產方式就是早上起來畫畫妝、晚上睡覺時不關鏡頭。 一個時代有一個的潮流，被習包子大大關在大牢裡的前總裁，那位至今流放德國的前前前同集團的主編，怎麼也想不到，這個世界，國內的媒體生態是被「網猴」這樣的一種生物佔據的吧？！

「我們只付印那些值得付印的新聞」、「新聞創造價值」、「在這裡，讀懂中國」、「一紙風行二十年」、「陽光打在臉上，我們走在路上」......當年的那些話語已經飄散在風中，不知所向，再也不聞其蹤。

在2016年前後，我關掉了微信朋友圈，並且多次刪除微信，卻又一次次被迫打開，我只讀認可的人給我推薦的公眾號文章，再也不會打開那些標注了紅點，等著羔羊上鉤的自媒體大號了；我加入一家台灣年輕人辦的新聞、藝文、生活類網站，偶爾為他們寫一些我認為重要的長篇稿件；我接手了一家瀕臨倒閉，但是已經及時從房地產開發商雇傭槍手，轉向新興的文創行業的雜誌，以做袁世凱的心態，決定和這個媒體的亂世，再博一把。

始終認為：媒體是社會的公器，要有自由和負責任的媒體為公眾代言，也想跟那些我已經放棄的自媒體主們珍重的說：你寫的新聞，是需要採訪的。坐在家裡抱著盈利目的，去引導公眾的情緒的人，終將被覺醒過來的人們拋棄。我不信，所以，無法愛。

先寫到這裡吧，這就是我的媒體故事。每一個人都生活在歷史裡，沒有人知道對與錯。

[1] 建站：建立記者站，大陸的報社會在各地派駐記者。

[2] 趙長青：西南大學教授，曾寫下萬言辯護書，為打黑第一案的黎強辯護。其名言是：「黑社會是有組織的犯罪而非犯了罪的組織。」

[3] 薄熙來「打黑時期」的第一大案。

[4] 政府以打擊黑社會為藉口，未經法定程序行剝削當事人財產之實

[5] 2009年11月，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執行局局長在打黑風潮正盛時，離奇的在獄中死亡，成為在此過程中第一個自殺的高官。

[6] 因為這位主管經受住了這樣的審判，更顯出他的聖徒氣質。在大陸打擊新聞從業人員的過程中，很多人被迫上中央電視台「認罪」，完全沒有審判的法定程序。

[7] 做小號：現在很多企業宣傳都自己作微信公眾號，為了讓流量數據看起來高，很多人建立自己的社群帳號，為自己刷流量。

[8] 網猴：對當前女主播或網路紅人的一種戲稱，認為他們像猴子一樣賣弄，寄居在網路叢林中。

封面圖片來源：PIXELS

編輯：熊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