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本篇的緣起：在陸媒做記者的時候，我喜歡的一個體裁就是探訪大陸的精神病院，在長達十年的時間裡，我採訪過的精神病人包括：小縣城裡的人民警察、某黨史研究室的研究員、曾經因為殺人本該被判處死刑，但是卻被送到精神病院裡的縣長，以及因為精神恍惚出現幻聽，常常誤診病人、自認為精神有問題的醫生等等。 在一個個光怪陸離個人悲劇的背後，每一個人物的命運都是不同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規戒於懲罰的極權社會中，精神病院幾乎是「司法機關的替代機構」，而不再是醫學機構；想要瞭解一個社會的階層精神生存概況，去這個國家的三個地方看看就夠了：大學、教會，以及你所居住的城市的精神病院。如果前兩者看起來很糟糕，最後一個看起來欣欣向榮，那恭喜你，你居住在一個真正的悲慘世界裡。 如果你能以記者的名義獲准進入（當然，這樣的機會很少，除非你為醫院做宣傳，他們的院長一般都會在記者面前哭窮），你會在這些精神病院的高牆下，帶著鐐銬如行屍走肉般行走的人群中；在痴呆地看著妳，突然開始嘿嘿笑的眼神裡；在滿床手銬、綑綁帶，徬彿SM施虐現場的病房裡，看到鑲滿了鐵絲網的高牆外世界的縮影。 你的腦海裡會幻化出被摺疊的中產階級（註1）、被意識形態愚弄的底層人民，以及高高在上、掛在牆上的規訓與懲罰的條款......，每一個這樣的精神病院裡，都有和現實世界中一樣的統治階級，醫院裡的各個權力不對等的人群、空間和時間，真的是被摺疊的，他們睡覺的時間、吃飯的時間都各不相同，角色扮演亦是不同；一方負責規戒，一方接受懲罰，要改造到你變成一個正常人為止。 院長和護士長是醫院病人最直接的「統治者」，她們（一般由女性構成）管理、維護著醫院的規章和秩序。我很喜歡觀察這些權力的代理人們，她們看起來不動聲色，神情端莊威嚴，卻幾乎從未對病人發出來發自心底的微笑或悲傷。 可能在她們眼中，受其管理的並不是一群人，而僅僅是被社會遺棄的「瘋子」。只需按照刻板的規章和時間表行事，並不需要考慮病人的內心感受，如果不服從管理，統治者就會露出他殘酷暴力的一面來。常常還沒有走進病房，遠遠地就能聽見病患的哀嚎聲；但走進來，嚎叫聲又會戛然而止。將治療重度精神分裂病人的藥物灌注於針筒中，在藥物進入皮膚和人體的血液瞬間融合的過程裡，一個再正常不過的人，只需經過一年的時間不到，就會成為一個聽話的人，根本不需要九年義務教育。 下面的故事是真實發生過的，但是事後不久，政府都不讓陸媒發表此稿件了，至今還放在我的抽屜裡。但是這些年，這個故事一直縈繞在我的腦海，我一直想要把它寫下來。那些僅僅因為生活在中國固有的極權體制中，就因此而蒙冤「入院」的人，他們的故事，仍然還是會讓我笑著哭出聲來。 上演之前：那些被「震出」的人生故事 鏡頭切換到8年前，2008年的5月12日的這一天，地點是距離四川省都江堰市13公里遠，崇義鎮上的精神病院（成都市第三人民醫院）。這一天，發生了一場震驚全國的大地震，這個小小的精神病院裡，在地震發生的一瞬間，像萬花筒似的，將原先被摺疊進「醫學」魔瓶中的社會萬象，一下子迸發出來，我藉此瞭解到了很多人一生的故事。 原本，一切都和往常一樣，這時正值午休時間，醫生們也在桌旁打盹，一付想睡的樣子。透過安著防護欄的窗戶望到的小院裡，一個花工正在剪枝，醫院的大門上，一把巨大的黑鎖將精神病院和外面市鎮生活嚴肅地隔離開來，精神病人需要的是休息。這時，還不是他們下午的放風時間，大多數人在這個時間點，都在二樓的兩道鐵門之後。輕度的患者在前面的區域，重度精神病患者，在第三道門後。 也就在這個當下，地震發生了。在十幾秒的時間內，房間裡的書架在搖了三下之後，沉重地倒下來，書籍和病例資料散了一地。 此時，是5月12日14時28分。汶川地震發生的這天，都江堰市精神病院裡共有83位精神病人，被關在一座3層的小樓里那一間間安著鐵門窗的房間中。精神病院中兩座樓不停地搖晃，外面院子裡的花工已經開門逃走了，醫院裡本來就沒有幾個醫生，陳若虹、袁前和其他醫護同事們從驚恐中回過神來，第一反應是衝向二樓那一扇扇鐵門，試圖去援救那些病人。 但一拉門，他們驚呆了。 「地震啦！地震啦！快放我們出去！」鐵門後面發出撕心裂肺的嚎叫，接著是「鐺鐺－－鐺鐺－－鐺鐺鐺」有人猛砸鐵門鐵窗的聲音。關病人的鐵門在地震中被扭曲變形，無法打開，連應急通道入口處的那道木門也死死嵌在門框里，從外面怎麼也打不開。 急切間，袁前，這家醫院的精神科主任雙手緊緊抓住一樓鐵門的鐵桿，朝裡面大喊：「不要怕，我們都在！」他試圖安撫「裡面人」的情緒。 護士葉梅爬上精神科病員看護樓後面的一道斷牆，從缺口處爬進了通往二樓的應急通道，衝進了2樓至3樓的病區。與此同時，重症病員較多的一樓病區的鐵門也被醫生們奮力砸開了。但是，衝進病區那一刻，袁前們才發現，鐵門後的這些病人們在地震面前表現各異。 「病人領袖」協助指揮逃生 「大家不要慌！排好隊，跟我走！」 喊這話的不是醫生，而是精神病人之一的章毅輝。只見他不慌不忙，神態異常鎮定擺動雙臂，指揮大家聽從醫生們的引導，排好隊有序地轉移，還不時協助醫生攙扶和掩護病人逃生。 這位在危急關頭表現出組織才能的病人「領袖」，原先確實是一名領導——他入院前是阿壩州小金縣某鎮原鎮長，3年前因為在小金縣城的西瓜攤上和攤販發生口角，將人捅成重傷致死，後被司法鑒定為「精神分裂症」，住進了都江堰精神病院，成為一名「精神病人」。 另一位精神病人，是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碩士的呂秉中。在鐵門打開的一剎那，呂秉中正坐在床上，呆若木雞，和往常一樣，充滿遺忘感。這位原四川省江油縣黨史研究室的研究員，此時幾乎是在無意識的狀態下，被醫護人員拉扯著往外走，一路跌跌撞撞。一來到病患樓後面空曠的活動場地，他似乎明白到了安全地帶，一屁股坐在地上。 葉梅衝進2樓的病區，拉出一個一個房間的病人。這一層關著的大多是女性病人，她們普遍比較聽話，被護士們背的背，扶的扶，很快一個個被移到了後面的空場地上。3點多鐘，距地震發生半個多小時，病人們全部撤出大樓。餘震不斷，樓房還在晃動，醫護人員手拉著手，把這些病人圍在一個安全圈裡。 逃離了危險的精神病人們在圈子裡並不安全，情緒開始由恐懼變為狂躁不安，一會兒有人嚷著要上廁所，一會兒有人喊著要抽煙。每當餘震來臨，圈子裡便一陣騷亂。幾個被擠倒的病人大聲吼叫，動手打起架來。醫生們不得不疲於勸架。 「精神病人思維能力受到損傷，但是感知能力和正常人並無不同，面對地震，他們的恐懼也是一樣的，」這所精神病院的院長袁前當時對我說，「而且正因為思維能力受損，所以當他們感覺到恐懼的時候，他們的行為失控得很厲害，比一般人的恐懼要強烈得多。」 事隔多年， 想起在2008年5月18號的這天，我從這家已經空無一人的醫院庫房裡找到一份由醫院和病人家屬簽訂的協議書，看到裡面有這樣的條款： 「三、精神病人在病態支配下，住院期間隨時隨地都有可能發生自殺自傷，互相鬥毆導致死亡、潛逃失蹤或在逃跑途中傷亡、傷人、毀物等意外事件。……發生以上意外事件，其後果我院概不負責。單位和家屬不得以任何藉口挑釁鬧事。四、如病人死亡，單位或者家屬必須在兩天之內將屍體運走，過期則由我院自行處理，一切費用由死者單位或者家屬承擔……」 「按照這份協議，從法律角度講，在地震那天，如果我們棄崗而逃，扔下病人不管，事後會不會受到譴責呢？」院裡的一位醫護人員說。 在我拜訪時的都江堰市精神病院，地震之後還沒有恢復供電。天花板上的塵土不時撲簌簌地往下掉，藥品和檔案也撒落了一地。一樓到三樓，一間間空蕩蕩的病員室的鐵門敞開著，但鐵鎖還掛在上面。 「這些鎖已經在地震時損壞了，將來病患們回來了，要全部換過。」袁前說。大多數人還是要回來的，但是，那位小鎮鎮長章毅輝呢？他也會響應醫院的通告，乖乖的回來嗎？ 如果沒有地震，除了醫生例行查房的時間，禁錮重症病人的強制性病房的鐵門是不會開的，開放式病房的鐵門可以開，但樓道裡的鐵門不會24小時開放。這些病人中的大多數甚至比正常人更敏銳地感覺到了大地的震動，一旦災難來臨，他們不得不面臨比正常人更深的恐懼——在鐵門禁閉下，他們無處逃生。精神病院的這個機制設計，在緊急關頭幾乎要了他們的性命。 枷鎖已經被震垮，為什麼還不願意走？ 小金縣的前鎮長章毅輝一直都是清醒的。在這次突發的地震中，他順利地逃亡，從此人間蒸發，不知所終。也許，這就是他一直在等待的一個機會。 在此前的長達三年的時間裡，他都按時按量的將醫院發下的藥物，都藏在了床下。醫院的院長和主要的幾個醫生對此也都心知肚明——這不是一般的病人，是「從法院和檢察院那邊轉過來的他們自己的人」。 也許8年後的今天，我曾經在深圳、廣州、上海、北京的某個觥籌交錯的紅酒餐會上見過的某位姓王或姓趙的董事長，就是8年前在四川省都江堰市精神病院，率領精神病人們在地震開始的瞬間，集體逃跑的那一位名叫章毅輝的人。 黨史研究員呂秉中就不是這樣幸運了。我在辭別了院長袁前之後，按著袁前提供的病人轉移路線圖，來到了病人們集中轉移到的新地址：成都市第四人民醫院。 在4樓忽明忽暗的顯得有些慘亮的一間病室中，我找到了呂秉中。他面相有些浮腫，是長期藥物刺激下的典型樣貌；引人注目的是他那無力的、很隨意彎曲著搭在右手掌上的那截小拇指。我問他是怎麼回事？他先是很警惕地看看四周，確定沒有醫生在旁，才靠近我的耳朵對我說：3年前我被單位上的人抓進精神病院的時候給扭斷的。因為當時被黑布蒙住了頭，雙手被抓他的人反綁，他掙扎得太厲害而被扭斷的，後來這隻小拇指就一直懶懶的、無力的搭在他的右手上。 「還好，寫字的時候，也用不上。」我聽完這話，拿起一支筆試了一下，沒有小拇指確實不影響你寫出一個簡單的漢字，但是沒有小拇指停靠在桌面上，右手卻失去了支撐的力量。 呂秉中在從北京的大學畢業後，因為大學期間不記名投票給老師評分時，自作主張地在一張零分的評分表上寫上了自己的大名，因此得罪系辦主任——被他評為零分的那位老師就是系辦主任，已經上大二的呂秉中竟然不知道。後來在就業上很不順利，被一級一級的下放檔案（註2），最終重點大學畢業的他，只回到了他的老家的黨史研究室做了一名研究員。我問他最後被弄進精神病院的原因，他唯唯諾諾了許久，才說了句：還不是他們看不慣我，要給我「夾毛居」（暗中欺負）。我確實也經常頂撞領導，久而久之他們就認為我是神經病了。 確實，除了精神病患者，誰會在現今的大陸社會的體制內，頂撞對你予取予奪的國家單位的領導呢？黨史上說長徵是勝利者的北上，你非要說是被國軍追殺的土匪逃亡；黨史上說共產黨是抗日的中堅力量，你非要強調國軍才是打了33次正面戰役的一方；黨史上說1960年全國人民共度難關，勒緊褲腰帶渡過了飢荒，你非要說當時至少餓死了3300萬大陸人民。領導又怎麼可能不找你喝咖啡呢？何況你還要頂撞boss，說人家不專業。 「那平常袁前院長啊、葉梅啊，這些醫生讓你吃藥，你吃不吃呢？」我問他。 「開始肯定是不吃的，但他們使用強制手段，強壓進嘴裡逼你吃下去。但是後來慢慢習慣了，就吃了。現在你給我藥，我是要吃的，不吃下去自己也覺得不舒服。」秉中的旁邊，放著當天第四醫院的醫生發放的藥物：氯氮平（Clozapine）、理思必妥（Risperidone）、奧氮平（Olanzapine）、喹硫平（Quetiapine）。這些成癮性的藥物，突然停藥，服用了兩年多的病人的喉嚨裡肚子裡會非常不舒服。我估計和菸槍們晚上沒菸抽的感受一樣。 這是我和前黨史研究室研究員呂秉中的對話，記得那時是2008年5月19日晚上7點鐘，樓下的背景依然是地震之後的失序狀態，七零八落的地震棚還隨處可見。 因為是地震期免費臨時接收的關係，事實上成都市第四人民醫院對這些都江堰轉移過來的病人沒有太多的看護義務。這段時間確實是管理上的真空期。 我幾乎沒費什麼麻煩，就在一大堆散落在牆角的檔案中，找到了呂秉中的病例。我把這份病歷抽出來，在牆角處的衣架上扯下來一件醫生的白袍，回過頭來找到呂秉中，低聲問他：你現在要走嗎？」在這間空曠的大廳裡，沒有一個醫生。不遠處的一扇門虛掩著，醫生們都忙著救災去了。 那扇綠色的門，在那會兒，因為有風的原因，很短促地開闔了一下，門外的嘈雜聲藉這個機會飄了進來，有海市蜃樓的樣貌，人間煙火的味道。這味道和醫院住院部特有的來蘇水的味道混雜在一起，我相信呂秉中和我一樣，都聞到了這股鮮活刺激的氣息。 他又狐疑地看了看我手上為他逃跑準備的白袍，我估計他上學的時候也看過那部《飛越杜鵑窩》（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不同的是，原本壁壘森嚴的杜鵑窩，在我們談話的當口，已經被突如其來的大地震震碎了啊。呂秉中，你現在不走，難道還等著2008年奧運會大赦天下嗎？ 我的腦海裡已經開始上演這樣的電影情節： 呂秉中穿上了這身白袍，從這道忽明忽暗的住院部大門走出去，他帶著黑眼鏡，茅草一樣乾枯的頭髮雖然這幾年零零落落掉了不少，但是只要朝右邊聚攏著梳一下，就能蓋住他那引人注目、左目眉眶上那道在精神病院裡被打時留下的傷疤，應該沒人認得出他。出了門，我會給他一張公交卡，和一些錢，坐上54路車，他可以在晚上9點半左右到達昭覺寺汽車站。現在是大地震時期，成都到江油縣的汽車大多停運，但江油縣是重災區，為運送災民加開的專車仍然有，運氣好的話，他可以免費搭上一輛。到達江油後，可以提前下車，越過路邊的一處稻田，翻過一些倒塌的殘垣，人大哲學系碩士呂秉中應該可以到達他的位於江油農村的老家。他在那裡待了20年，考上人大的時候，全村人送到村口，好多人等著呂家的孩子將來在北京當上了大官後蔭庇鄉里，雞犬升天呢。呂秉中對那裡的地形熟悉到不能再熟悉了。 他跟我說，他最記掛的是他媽，快70歲了。37歲的呂秉中一直沒有結婚，被弄到精神病院之前，家裡就只有一位家庭成員，就是他守寡多年的母親。 「也不知道我媽還活著沒有。」胖乎乎的呂秉中突然無聲地，繼而短促地抽泣起來，淚水、突然發熱的臉上冒起的熱氣，將黑框眼鏡的鏡片蒙上了一層白霧，他看起來像個真正的小白痴，滑稽得很。他摘下眼鏡，揉著眼睛，靠著牆慢慢的坐在地上，逐漸加大了哭泣的音量，但還是很克制的那種。 這聲音還是引來了一位重度精神病患者，他走上來斜著腦袋，略顯猙獰的嘴角帶著沒有擦乾淨的口水，笑嘻嘻地看著他。住院部大廳裡冷光源射出的燈光冰涼得很，在五月溼冷的天氣裡甚至冒著寒氣，忽明忽暗，讓人直打哆嗦。 這也是我人生中的難捱一刻，徬彿周邊的一切事物都停擺了，時針分針秒針彷彿都都黏在了一起，不再走動。大約過了一光年之後，呂秉中最終還是站了起來，他把我叫進了他的病室，從枕頭下面抽出一張皺巴巴的信紙，這是他寫給他媽的一封信。秉中重新帶回他的黑框眼鏡，淚巴巴哀求似地看著我，「妳幫我把這封信寄給我媽吧！」 我於是告訴他小金縣那位鎮長趁亂逃跑的事情，呂秉中說他在裡面的時候就知道了，隔壁病室住著。「但是我和他不一樣啊，我出去了，哪也去不了，說不定就會死在外面。還是留在這裡吧，按時吃藥。」 信封倒是早就寫好的，很乾淨。上面有他母親的地址，還有供銷社轉寄人的名字。（註3） 「就是讓她知道我還活著，等我病好了出來。」呂秉中對我說。 8點半了，又到了臨睡前吃藥的時間了。吃完了利培酮和喹硫平，照例會有一陣子的腹中隱痛，但是只需要一小會，就會沉沉睡去。 如果他不願意醒，哪怕第二天到了起床的時刻，他也可以一直這樣睡下去。 病院對病人的禁錮，是「理性的勝利」？ 那場地震讓原有的生活秩序斷裂，把一些在平常狀態下被社會遺忘的生活殘面展現在人們面前。 都江堰精神病院的醫生有一位叫陳若虹的，知道我是記者，也沒問我的採訪目的，就拉著我像去年和中央電視台的記者來的時候一樣的哭窮。她告訴我，他們醫院是自收自支的精神病院，2007年全年帳目上只有10多萬元的盈收，財政補貼只有30萬元，「對精神衛生的補貼實在太少了」。儘管每個病人每月只需要交1000多元的醫療費用，但還是有很多病人家屬已經欠費很久。每次到了家屬探望的日子，很多病人等待一天，也沒有人來看望，這次地震之後，很多家屬就再也聯繫不上了。 「從地震發生到現在，只有兩位病人的家屬來探望過。這些人一般都被家人視為包袱，即使在平時，除了交錢的時候來一次，很少有人探視。」離開精神病院前，院長袁前說。 就算是一些病人病情好轉，被家人領回去，復發率也很高，「我們這麼多年來統計，復發率是85％以上。」袁前說，就算病完全好了，社會對他們的接受程度也很低，原來的單位一般不會再要這樣的人，送出去又被送回來，「所以我們這裡有的病人可以住幾十年，最後連自己都不想出去了，一直到去世。」 從「愚人船」到現代精神病院的發明，是人類的一部精神發育史（註4）。精神病的判定，是人類精神底線的判定。精神病院對病人的禁錮，也被一度被視作是理性的勝利。 傅柯在《瘋癲與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這本書裡說，精神病人在中世紀之前是不被禁錮的，因為教會認為他們是得到了上帝赦免的人。直到文藝復興時期的想像圖上，才出現一種奇異的、沿著萊茵河和佛蘭芒運河巡遊的「愚人船」。愚人船負責把精神病人和痲瘋病人運送到那些不知名的小島上，或者任其在水面上漂流，不知所終，也沒有會在意，這些運用特殊人類的船隻，最終到了哪裡。 -- 【後記】 「殺人鎮長」由死囚犯變精神病人後率先逃跑的故事、黨史研究員因為個性秉直得罪上級，被扭送至精神病院的故事，藏在我心中已經很多年了，因為大陸的媒體監管，這樣的故事無法完全地還原在報紙上。之前有報社的編輯對此感興趣，但是在嚴苛的「新聞禁令」下，也只能被迫將其藏頭縮尾，並且按照主旋律的要求，扭曲了故事的本質內涵，變成了一個歌頌醫務工作者在大災面前不懼危險、搶救精神病人的新聞通稿。這完全違背了我做為記者本意，所以這個故事只能放著不用。今日有機會在SOSreader平台得以按照事實本身重新建置並全景呈現，當是幸事，希望讀者們可以從這個「卡夫卡」式故事的情境中，可以一窺大陸官場的黑暗，和正義之士的坎坷。 註1：參考郝景芳《北京摺疊》。 註2：在中國，每一個人一出生都會有一份「檔案」，裏頭如實地記錄下了從求學、就業過程中的所做所為，每個政府單位都設有專門管理的檔案室。因為呂本人檔案上有違紀紀錄，用人單位都不願意找他。先是到省，沒有人接收；就接著到市，又沒有單位接收；就再回到縣、鎮，一直下放到自己的原籍。 註3：一般中國農村人收信，都是郵遞員先寄放到村口的「供銷社」，即為「銷售種子和一般小商品的商店」，由商店裡的熟人給帶到家裡。轉寄人一般是農村裡常在外面做生意、有能力的人，他們是網路不發達的農村裡對外交流的信息中樞。呂秉中居住的農村，當時還沒有街道門牌。農村是熟人社會，對彼此都非常熟悉，所以也不存在收不到信的事。 註4：參考傅柯《瘋癲與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封面圖片來源：Paul@flickr CC BY-NC-ND 2.0 編輯：葉菀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