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和馮敬恩同學的對話中，我提出的主要疑問（好啦，你也可以說是不滿）——有些香港本土派青年（其中主張港獨的人居多）提出，建設本土香港，就要與中國切割，香港人關心好自己的事情就好了，不要關心中國的事情。我的困惑是，如果你真的因為知道香港無力影響中國，才提出乾脆不要關心那裏的事情，這一點我還可以理解，香港是否真的無力影響中國，大有可以商榷的空間；但就我的觀察，確實有不少香港青年，不是從實際功利的角度，而從理念和感情的角度出發，主張不要去管中國的事情。這就是我不能同意的了。
我向馮同學指出：第一，所謂「我們只關心自己就好了，不用關心他人」這樣的論述，不管有多少的歷史脈絡和現實考量，聽起來其實都蠻自私的；而自私並不是什麼值得推崇的價值標準；第二，在全球化的時代，他國的事情都不僅僅是其本國的事情，而是整個國際社會都應當來關心的事情，例如利比亞的難民問題、美國前不久出現警察針對性使用暴力的問題等等。所有這些問題，都有一個特點，就是具備「人權」的內涵，屬於普世價值的範疇。
如果說，本土自決，甚至是港獨的主張，來自於香港新世代對於民主理念、人權主張與普世價值的認同；那麼，對於同樣屬於人權和民主理念，同樣是普世價值的一部分的「人權無國界」、「他國沒有自由，自己就沒有自由」這樣的觀念卻採取排斥的態度，覺得他人的事情與己無關——這不是對於普世價值和人權理念的認識不夠清洗深入，就是刻意選擇接受普世價值的問題。而這兩種問題，本身都是應當檢討的。
在以上的論述中，隱含著一種對於中國的誤解和不了解——認為中國根本不可能實現民主化，這樣的想法在很多人的心中是隱隱存在的。我必須說，這其實是一種民主的傲慢，是一種沒有根據的歧視。當然，中國目前離民主化的目標還很遙遠，所以這樣的傲慢看起來理由充分，但是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我看不出這樣的傲慢有什麼根據。
最後，我提出來跟馮同學商榷的問題，就是他曾經擔任主席的香港大學學生會，帶頭退出香港支聯會主辦的紀念「六四」的維園晚會，並對民主黨和支聯會多所批評的事情。
我當然承認，支聯會不是不可以批評的，任何團體都應當被監督和檢視；我也承認，對於年輕世代對於支聯會到底有什麼不滿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確實看到有這樣的論述「六四晚會每年行禮如儀，對於民主建設只是喊喊口號，根本沒有實質作用」對於這一點，我覺得非常不認同。
首先，喊口號也許真的沒有太大作用，但是27年堅持喊口號，這行動本身，已經超出了喊口號的範疇，僅僅用「喊口號」來評判維園晚會的歷史作用，顯然是不公平的；第二，就算支聯會辦的維園晚會真的沒有什麼用、喊口號真的沒有用，那麼，香港本土青年是否找到了更好的辦法呢？換另一個地方辦紀念「六四」晚會，提出香港要獨立，跟支聯會的行動模式有多大的不同呢？這難道不也是喊口號嗎？我們都期待香港本土派青年能做得比支聯會更好，但是就算你能做得更好，那就去做就好了，何必一定要鬥倒過去的前輩，否定過去的努力呢？你可以成功，但是成功，就一定要建立在失敗者的屍體上嗎？
封面圖片來源：Studio Incendo@flickr CC BY 2.0
編輯：葉菀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