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九九八年從美國紐約調職新加坡，擔任台灣「中國時報」駐東南亞特派員，駐在新加坡的六年期間，採訪了多位東南亞國家領導人，包括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柬埔寨首相洪森、菲律賓總統艾斯特拉達、艾若育、東帝汶總統古斯毛….，但讓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卻是任期最短的印尼總統哈比比（Baharuddin Jusuf Habibie ）。
哈比比是印尼第三任總統，任職期從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到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日，前後還不及一年半。
我是一九九九年二月赴印尼總統府專訪哈比比。當天，他比約定的時間遲了半個小時，進房間的時候讓我眼睛一亮。因為他穿了一身綠色的西裝，更奇的是他還足登一雙綠色尖頭馬靴。一時之間，竟然給了我一種「難道他是花花公子」的錯覺。
哈比比當然不是花花公子，我的錯覺源自於自己的才疏學淺。那時我到東南亞還不滿半年，根本不知道綠色是穆斯林的主色。也是到後來，我才知道早年留學德國的哈比比是寶馬（BMW）機車的愛好者。我自己也是寶馬重型機車的愛好者，如果早知道哈比比亦好此道，就不會訝異於他的尖頭馬靴了。
那天的採訪很有意思。採訪的前幾天，馬來西亞首相馬哈地對印尼有些種族主義方面的批評，所以我在提問時也觸及這個議題。
哪裡知道哈比比一開口就是「新加坡才是種族主義呢」，然後撲天蓋地狂批新加坡，成了該次專訪意外的爆點。
專訪在台灣「中國時報」刊出後，新加坡的「海峽時報」、「聯合早報」都不約而同轉載，重點全放在哈比比對新加坡種族主義的批評，結果竟然引起星、印兩國的外交爭議，雙方媒體也都發表評論互批，延續了好一陣子才逐漸平息。
其實我當時對於哈比比這麼強烈的反應，確實感到有點意外。後來仔細一想，他一定是看了我遞上印有新加坡地址的名片，誤以為「中國時報」是新加坡媒體，才會對我這個「新加坡記者」的挑釁性問題做出反擊。
那次事件發生後，有次參加一個新加坡外交部長楊榮文也在場的活動，有人跟他說我就是那個專訪哈比比的記者，楊榮文還笑著問我，「是你 Provoke 他（哈比比）嗎？」
哈比比在位的期間，承受了相當大的壓力，特別是大家都認定他是蘇哈托集團的餘孽，也一直對他施加壓力，要他處理有關蘇哈托貪瀆的指控，只不過哈比比一直不動如山。
哈比比拒絕在他任內處理蘇哈托，實際上是有深層的情感因素在內。
哈比比於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出生於印尼南蘇拉威西的一個穆斯林家庭，父親是當地的傳教士。
一九五零年前後，蘇拉威西島發生騷亂，當時只是初級軍官的蘇哈托奉命鎮壓，結果和健康已有嚴重問題的哈比比父親結成莫逆，軍務空閒時經常到哈比比家聊天、吃飯，他也很喜歡自小就聰穎好學的哈比比。
哈比比的父親不久之後就去世了，臨終前特別將當時年僅十四歲的哈比比「託孤」給蘇哈托。蘇哈托也不負所託，一直用心培養哈比比，甚至還送他到德國留學。
哈比比學成之後，曾經長時期留在德國，後來也是已就總統大位的蘇哈托將他延攬回國，負以重任，最終還力敵各方壓力，稱哈比比為「印尼最優秀的兒子」，將哈比比提升為副總統，哈比比也得以在蘇哈托於一九九八年五月暴動中被迫下台後接任總統。
一九九六年底，蘇哈托患病，便是由哈比比親自陪同他到德國治療。正因為哈比比與蘇哈托有這種情同父子的關係，所以他才執意絕不在自己任內處理蘇哈托，甚至不惜因此提早去位。
哈比比是個深情的人，他與妻子艾儂的故事在印尼盡人皆知。哈比比是於一九六二年在萬隆與艾儂相遇，完完全全是一見鍾情，在德國學習飛機製造的哈比比還向艾儂許下承諾，「我要為妳造一架飛機」。
艾儂於二零一零年過世，哈比比傷心過度，其主治醫師為了讓哈比比找到活下去的勇氣，鼓勵他將自己與艾儂的愛情故事寫出來。結果這本書在印尼造成大轟動，並且翻譯成英文、德文、阿拉伯文出版。「哈比比與艾儂」隨後又拍成電影，同樣轟動全印尼，上映首週，票房就衝上冠軍。
學科技出身的哈比比能力很強，他曾在聯邦德國的飛機製造廠工作多年，在航空技術方面有豐富的經驗，也曾經準備長居德國，不過後來在蘇哈托力邀之下回印尼，擔任總統的科學技術顧問，是印尼航空工業與科學的領頭技術專家。
一九八二年，哈比比獲頒印尼政府的瑪哈普特拉。阿迪帕拉達納勛章。一九八三年，美國「航空和太空工藝周刊」評選哈比比為航空與太空工藝方面最有功績的二十一名科學家之一。
哈比比也曾獲得過西班牙頒發的航空大十字勛章，荷蘭授予的荷蘭皇室大十字騎士勛章，義大利授予的大十字勛章。一九八六年時，哈比比被美國國家工程學會選為三位亞洲工程技術專家之一，並被美國國民工程學院吸收為院士。
但印尼人並不喜歡他，甚至諷刺他說「用粒椰子裝在猴子頭上也能當總統」。
實則在哈比比執政的一年半期間，他完成了很多重要的事。譬如說東帝汶獨立。
印尼係於一九七五年兼併東帝汶，但自後東帝汶就成為印尼的一個頭疼問題。做為印尼最窮困的省分之一，印尼中央政府每年以天文數字挹注東帝汶，但卻始終無法獲得人心，武裝獨立運動一直不斷。
蘇哈托任內，沒有任何人敢冒放手讓東帝汶獨立的政治風險，哈比比則完全不同，他考慮的並非本身的政治地位，而是將東帝汶留在印尼版圖內的得失。
權衡輕重之後，哈比比決定由聯合國主辦東帝汶前途公民投票，最終導致東帝汶脫離印尼獨立。事實證明，一直以來，東帝汶就像是印尼的盲腸，割掉比留著好。
哈比比對印尼的最大貢獻，莫過於無私推動民主。他上任之後，印尼在政治體制上有相當大的革新，集會自由跟言論自由都有所開放。一九九八年六月，哈比比開放了蘇哈托執政以來的黨禁，並且解散新聞部，終止言論審查制度。這些都是很了不起的作為。
更令人動容的是，哈比比不惜犧牲自己的政治前途，成就印尼的民主進程。
一九九九年十月，哈比比在印尼最高立法機構「人民協商會議」提出政治責任報告，報告他任期內的政績。演說完後，國會進行投票以三百五十五票對三百二十二票否決他的報告。
雖然這等同不信任投票，但是卻無法律上的強制力，而且大家心裡都清楚，這個結果很大程度上是哈比比所屬「專業集團黨」內部的角力、暗鬥，哈比比如果戀棧的話，大可以置之不理，也完全有能力獲取連任。
有關這一點，馬來西亞人民聯盟領導人安華的話可為佐證。安華曾經說，「如果印尼前總統哈比比在一九九九年選擇留任總統一職，印尼的前景可能會更好」，他也表示，「聽到哈比比下台，是我在監獄中所聽到最令人感傷的消息，當哈比比的總統演詞在印尼人民協商會議被否決之後，竟然決定退出總統選舉」。
可見得安華也認為哈比比完全可以甚至應該選擇戀棧。但是哈比比並未這樣做，而是選擇放棄他的候選人提名，不再追求連任，為印尼的民主化立下良好的負責任典範。
印尼的民主今天能在東南亞穩穩超前，哈比比可以說居功厥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