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世界上，很少有能夠與一個國家聯繫在一起的政治家，二０一五年三月二十三日過世的新加坡開國總理李光耀就是這麼一個人。
提到新加坡，絕大多數的人都會聯想起李光耀，提到李光耀，浮上許多人腦際的，不會是前總理吳作棟，也很可能不是現任總理李顯龍，而是在一九九零年就已辭去總理職務的李光耀。
對很多人而言，李光耀是一位十分強勢的領導人，甚至被稱做是一位「成功的獨裁者」。台灣前總統李登輝就曾經略帶揶揄地說過，「我和李光耀，哪個比較獨裁？」。言下之意當然是指李光耀一意孤行，決定的事，必然貫徹到底，不容挑戰。
但實際上，在我的心目中，李光耀其實是一位外方內圓的傑出政治家。他絕非鐵板一塊，而是極能審度時勢，做出調整。更重要的是，他的調整、犧牲或者堅持，都是為了新加坡的利益。這，才是他最了不起的地方。
我是於一九九八年起以台灣「中國時報東南亞特派員」的身份被派駐新加坡，前後六年，也曾經在不同的場合見過李光耀，但我最想要做的，就是親身專訪他一次。
所以，我幾乎是到任之後就提出專訪要求，但一直未獲得回覆。直到李光耀於二零零零年九月赴台訪問回新加坡之後，有天突然接到李光耀新聞秘書楊雲英的通知，說是李光耀已經同意專訪，要我準備進行，同時特別交代我不要透露消息。
我很興奮，但並不知道李光耀突然同意專訪的原因，只能猜測是李光耀訪台時見了彼此交情深厚的「中國時報」老董事長余紀忠先生，余先生也許跟對方提了我在新加坡，所以李光耀才同意我的專訪。
哪裡知道，就在專訪要進行的兩、三天前，楊雲英又突然給我電話，抱怨我為什麼把消息洩露出去。我跟她保證除了報社內極少數的相關人之外，沒有人任何人知道這件事。
結果楊雲英告訴我，台北「聯合報」新加坡特約記者周嘉川就李光耀準備接受我專訪之事向她提出抗議。如所週知，當年的「聯合報」和「中國時報」勢同水火，余紀忠和「聯合報」董事長王惕吾雖然同為國民黨中常委，但兩人從來就王不見王。
現在，「中國時報」要專訪李光耀，「聯合報」自是丟不起這個臉，所以才通過周嘉川抗議。我當時覺得對方的抗議毫無道理，但是楊雲英告訴我她這邊也很為難，而且「李資政已經知道這件事，會做出決定」。
第二天，楊雲英就告訴我，專訪照原訂時程，但改為書面。老實說，這有點出乎我意料。我原先揣測，以李光耀的「強硬」，很可能會對「聯合報」的抗議置之不理。或者會以「消息洩漏」為由而取消專訪，畢竟，由於有事先的約定，這個理由是站得住腳的。
卻沒料到李光耀選了第三條我沒想到的路，而且在作法上有些巧思。如果是按照原先安排的專訪，我採訪完後的作業，李光耀這方是無法控管的。但改為書面專訪後，楊雲英把李光耀的書面回答交給了新加坡包括英文「海峽時報」和中文「聯合早報」在內的所有媒體還有提出抗議的「聯合報」，並且約定了發表日期，絕對不能搶在「中國時報」前面，而且必須註明是李光耀接受「中國時報」的專訪。
事後證明，這個作法在當時來說，是李光耀能選擇的最佳解決方法。首先，我雖然有點委屈，但畢竟是「中國時報」掛名採訪，而且新加坡的媒體都指名轉載自「中國時報」，甚至「聯合報」都不得不提報導內容是來自於「中國時報」對李光耀的專訪，等於是給足了「中國時報」面子。
李光耀這樣做的理由也很簡單，余紀忠、王惕吾都是他的老朋友，如果「聯合報」當時沒抗議，一切都好辦，但既然抗議了，他也要給「聯合報」一點面子。因此前述的作法可說是面面俱到，不得罪任何人，但是大家都達到了目的。
在新加坡的六年之間，我對李光耀的觀察，也印證了他在強硬外表之下圓融，證明了他是一位務實的政治家，只要能達成目標，他可以做任何的調整。
還有個例子就是新加坡開賭。很多人都知道，李光耀是強烈反對開賭的，甚至於公開說過，「開賭？除非 Over my dead body」。
但是新加坡在二零零三年前後經濟陷入困境，二零零四年上任總理的李顯龍極思突破，開賭就是其中一個選項。當時擔任資政的李光耀對於兒子要開賭，恐怕是反對的，但就我記憶所及（我是在二零零四年離開新加坡），他似乎從未在這議題上公開表態。
新加坡隨後開賭，也證明了確實對帶動經濟復甦起了很大作用。這件事，再次證明只要對新加坡有利，李光耀絕對可以也願意調整。
前面提到的都是小事，但見微知著，多少可以洞見李光耀的處事準則。
有趣的是，李顯龍相對於父親，感覺上是一位相對溫和、可親的人，但在該堅持的事情上，他卻是一位相當堅韌甚至固執的人。
父子兩人，一個外方內圓，一個外圓內方，但都執意作對新加坡有利的事。新加坡人，真是何其有幸。
延伸閱讀
《李光耀，還好沒生在泰國》
《雙城記 – 曼谷 vs 新加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