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展零距離】對「自由」尊重與捍衛──台北國際書展與二二八和平日運動的三十週年

2017/02/21閱讀時間約 5 分鐘

文／犁客

2017年2月13日，週一，晴，當年度台北國際書展的最後一天。中午時分，鄭南榕基金會與逗點文創結社，在主題廣場舉辦了《名單之外：你也是受害者之一？》新書發表會，這也是書展首日副總統陳建仁在獨立出版聯盟攤位購買的書籍。

《名單之外：你也是受害者之一？》談的是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對整個台灣社會的影響，正如發表會上對談者、「共生音樂節」發起人藍士博提到的，二二八並不是族群問題，而是國家機器對社會撕裂的傷口，這起事件讓台灣人對公共議題冷漠以對、對政治情況噤聲不語。雖然號稱是「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但台灣人對於民主的理解程度並不特別進步，也少有立論鮮明清楚的政治行動，二二八，以及後續的白色恐怖與清鄉行動，是造成這個情況的主因。

不過，三十年前，亦即1987年，鄭南榕就為了紀念二二八事件，籌劃進行了「二二八和平日運動」。鄭南榕認為：得讓大家知道這件事、一起紀念這件事，才能避免類似的事再度發生。當時鄭南榕的和平日運動其實只是短短的遊行，但已經讓有關當局高度注意，派出重重警力將少少的遊行參與者圍在龍山寺裡——事隔三十年，現在歷史課本也講了二二八、這一天也成為國定假日，但真正明白這個日子背後意義的人，可能並不比當年多多少。

【看展零距離】對「自由」尊重與捍衛──台北國際書展與二二八和平日運動的三十週年

有趣的是，仔細想想，「台北國際書展」的前身「全國書展」，也是在1987年開始舉辦的。

在解嚴之後，台灣一下子從戒嚴時期衝進資本掛帥的後現代，跳過了後殖民、跳過了轉型正義，關於民主，有點兒邊摸索邊前進的感覺。而也在解嚴之後，台灣擁有了更開闊的出版空間，出現了數量龐大的出版社，以及每年數量傲人的出版書種。

早先幾年，讀者到台北國際書展大批購書的情況的確常見。彼時通訊科技不像現在這麼發達，網路書店還沒出現，有些讀者得要在書展現場才有機會一口氣接觸到這麼多書，自然要趁機會儘量購足。於是，較平常更低的折扣開始出現、買越多越便宜的促購開始出現、使用大聲公的吆喝叫賣開始出現，各式各樣的直銷也開始出現。台北國際書展，漸漸比較像是「台北圖書折扣賣場」。

折扣賣場沒什麼不好，那是大量選擇、便宜採買的購物型式，或許很適合一年一度市集式的展場。但當「便宜」與「方便」這兩件事被越來越普及的銷售管道取代之後，「台北圖書折扣賣場」的效益自然也就年年下降。雖然主辦單位每年都想方設法拉高入場人次，但參展的出版社普遍認為參加書展「效益不佳」——這裡的「效益」指的自然是業績，不過三十年來，台北國際書展是出版社難得能與讀者直接面對面接觸的時機，能夠利用這個機會進行的對話，理應不只有銷售交易。

近年來有越來越多出版新秀投入獨立出版，或者開設獨立書店，後來更籌組獨立出版聯盟，除了連結國外的獨立出版之外，也將國內的出版品帶向國外書展。獨立出版聯盟一直是台北國際書展當中最有活動、最有想法的展區，同時也是台灣「出版自由」特色的具體呈現。2017年，獨立出版、獨立書店以及NGO團體被規劃在同一個區塊，形成書展裡的「公民閱讀」區，打破制式的空間規劃，讓講座的互動與討論都出現更多可能。

這是文化部及主辦單位理應使力的方向：在制度面（例如場租補助、展區規劃）予以協助，就能使原先就參加的出版社更願意在自己的展區開闢與讀者近距離接觸的活動區塊，更能吸引先前未曾參展的出版人加入，在各自發聲後凝成一種多元面貌——至於這個「面貌」是「促進國際出版品交流」、「版權交易」、「讀者好康大放送」還是綜合一切的萬花筒，將由參展出版人自主的決定匯聚而成。

2015年在中國「被失蹤」的香港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趁著2017年國際書展期間訪台，但過程一波三折。還有媒體指出，因為包括對中國的政治及市場等種種顧慮，所以有些獨立書店無法配合參訪或活動行程。獨立出版聯盟及台灣獨立書店文化協會都對此發出澄清說明，幾場理應會被視為「敏感」的活動也照計劃在國際書展會場進行。

從這個層面來看，走了三十年的台北國際書展，或許在2017年更精準地連結「出版自由」的意義，更確定未來理應前進的方向，與紀念「二二八和平日運動」三十週年的新書，產生了微妙的呼應。

當然，不是所有出版社都不會顧慮所謂「中國因素」。但就像有的出版社維持折扣賣場的思維、有的出版社設法規劃講座空間一樣，台北國際書展一如我們期待的台灣社會，將漸漸成為一個有能力包容多元、也有能力呈現多元的環境——而這一切，都奠基在我們對「自由」的尊重與捍衛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