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七日，我在貼著紅磚的第二根柱子旁等她，像從來沒有愛過的人一般等她。我看著她出現在那條銀色手扶梯上，在令人睏倦的陽光中緩緩降到與我等高的水平面。我像第一次愛上一個人般緊張。
她跟著人群走出來，沒有在我面前停下，而是如魚一般晃過。我趕上去叫住她，拿出藏在背後的那一枝玫瑰，她接過去後我們就沒再說話。我撐起一把傘，穿著大衣的兩人一起走向河邊，爬到眾人頭上，進入春夢。
我們在她常待的陽台坐下，椅子和陽台邊牆的高度不成比例，只要下巴輕輕一抬就能靠在木頭檯面上。她告訴我這個新人，這裡是她的秘密基地：她在這裡喝酒、抽菸、等前男友。這個地方很棒，我說。
河面陰鬱慘淡，彷彿上頭的烏雲層疊被一川流水淺薄地覆蓋住。河對岸的幾座小山如駛入霧中的帆船。我將我那時的生活全部掏出來攤在她眼前，零錢、耳機、一包軟盒裝的紅色Marlboro、一支綠色的cricket短版打火機，和一本翻譯文學。
我像著了魔般，無法不看她，只好一直盯著她的短髮、黑色脖環、不停吸著每日C的那張嘴，直到她要我別再這麼做。過一會，我又盯著她看，她的視線不斷和我對上再移開，對上再移開，我享受這個感覺，那雙睫毛翹長分明的眼睛像浸在清澈的溪裡。
我們整個下午有一搭沒一搭聊著。我問她覺得自己是個什麼樣的人，招來一對白眼。她不喜歡別人問這個問題，如果想知道她是怎麼樣的人，就應該去問她周遭的那些朋友，她看見的永遠是那個與自己相處二十多年的人，往往與外面世界怎麼看她的無關，最好的情況是，我靠相處獨力認識她是誰，這樣對她來說才有意義。我認為她大致說的沒錯，就算她告訴我，她是個紫色的葫蘆，我也可能在往後的日子裡把她勾勒成一顆白雪紛飛的雪花球。這點無從避免，人們不可能不依照自己的一點意思去形塑他人在心中的形象，因此想真正看見一個人或一件事的全貌只是徒勞。我沒有再問下去，我知道她會一點一點慢慢揭露，我就能一筆一筆雕刻出她的細節，直到不能再深入為止。
得出的結論讓我沉浸其中而變得沉默，等她隔了一會問我看的是什麼書時才回過神來，《胡莉亞姨媽與作家》，我說。裡面在說什麼，她問。我說，男主角是一個在新聞社上班的學生，雖然年紀輕輕，但已經做到主管職，他認識一個專門寫廣播劇的奇才，那種廣播劇現在聽不到了，但當時是有專門的聲音演員擔綱演出。小說描寫的聲音演員全都其貌不揚，但嗓音非常動聽，宛如只在想像中的世界存在，不過只要見過本人，所有幻想就會立刻被現實踩到腳下，粉身碎骨。主角有事沒事就會晃到奇才那間小小的工作室去聊天，與此同時，他和來到城裡不久的年輕姨媽相戀，在五零年代壓抑的社會風氣下，兩人在約會中發展出獨特的情趣。比如說，他們常常分別走在街道兩側，邊走邊望向彼此，只在沒人的轉彎處牽牽小手；他們會鑽進電影院幽會，或是到無人的河邊草叢纏綿。他們以親戚的身分在餐桌上與其他人一起吃飯，其餘時間就是擔心有沒有漏接對方的電話。
我翻開一頁對話給她看，「我年輕的時候，男孩都給女孩寫詩、送花，這樣過了好幾週才敢吻他們一下。馬里多，現在的毛頭小夥子把愛情弄成了多麼下流的東西呀。」我告訴她，馬里多和胡莉亞姨媽為了結婚，一起和朋友開車到了秘魯幾處偏僻的小村子，就為了搞一張結婚證明，讓他們回城時能夠理直氣壯面對想要拆散他們的親人。
後來婚有結成嗎？她問我。我還沒看到那裡，我說。
春夢即將歇業在那時就已經不是新聞，但當時我的確沒想過這裡會在這麼快的時間內易主，沒想過有一天春夢將不是春夢，我只想要盡快在她的秘密基地裡混熟。春夢老闆成了我透過外界認識她的第一人，我們趁她不在場時抽了一根菸。
之前沒看過你。
─我第一次來。
你是她的朋友？
─我希望不只這樣。
那你是在追她了。
─是，不過我想慢慢處理和她的關係。
她妹之前是這裡的工讀生。
─她常來找妹妹嗎？
偶爾，很常一個人來，喝點啤酒。
春夢老闆對我來說一直是很有親和力的人，除此之外，我們彼此認識不深，幾次的對話都圍繞在我的部隊和一些工作經驗。他那臉鬍渣很像我以前的畫室老師吳衍震，不過輪廓更流暢些，彷彿總有嗑點藥或喝些酒，好讓他對世事的狗屎爛蛋視而不見。當然，一個人難免透過自己的意志形塑他人，不過在這點程度上無傷大雅。
夕陽西下，鳥兒回家，華燈初上，春夢冷得徹骨。我們收拾東西，進到裡頭坐下。整個傍晚只有我們和老闆三人。原本有一場電影準備在晚上六點半放映，結果沒有半個人來，老闆只好作罷。他問我們有沒有什麼想看的電影。《聖誕快樂勞倫斯先生》，我說。
片子滿老的。老闆說。
─對啊。我說。
我找找看網路有沒有片源。
─好。
這部電影的原名與曲同名，都是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中文翻成《俘虜》，由大島渚導演，大衛鮑伊、坂本龍一和北野武主演。我和她都沒看過，但坂本龍一彈奏的鋼琴版在我們互相分享的歌單裡曾經出現過，我們都很喜歡。出乎意料的是，我們完全沒想過坂本龍一會把這支曲子擺在片頭，所以當老闆找到片源正式播放的時候，由遠而近、如夢似幻的電子音樂在猝不及防的情況下攫住我的肺腑，伸入我的脊髓，深深震撼我的靈魂。她跟我都起了雞皮疙瘩。
《聖誕快樂勞倫斯先生》就像被深埋在南國焦黑夢土底下的一把螢火蟲屍體，寧靜而神祕，宛如重山之外，深森之中醞釀的極光。所有無面孔的拓荒者都在生命的價值喪失與人性扭曲奇異的殘忍和解下，沉默地從四面八方跋涉至此；無人擁有能正確指引極光方向的羅盤，生者同死者無異，全都褲腳殘破、腳趾發膿潰爛、身害瘧疾溫疫，最終也只能不著邊際。
不過這首死亡之夢般的曲子從未踏入名為不祥的音域之中，只是淒美而悲劇性地展示人類世界的荒誕；在我和她之間，則凝結成晨露般晶透的生命記號，等到春夢在兩年之後易主，那晨露就成了一顆雪花球。
這顆雪花球裡有淡水河景，河對岸到了晚上會亮起燈光的矮山群，幾艘票價兩百、在彼岸與此岸間來回航行的渡船；一張搖椅、一只印有孫中山像的銅製菸灰缸、一把吉他、一具小腿截隻的假模特兒，繫著藍白紅相間的比基尼、從天花板垂掛的紙魚群、某位藝術人士家中植栽落下的數片銀葉、兩盞觸碰式檯燈、不成對的二手桌椅、集不滿二十四節氣的啤酒瓶、對世事看似蠻不在乎的老闆大叔，還有相對坐在陽台木頭檯面上的我和她。
在這眾人頭上不及三尺的地方，我和她留下了不少東西，例如錢、斷髮、笑聲、無數個菸頭、搖椅的吱嘎聲；我和她也拿走了不少東西，一首歌的枝節、兩盞燈、仙女棒，還有名叫小花筒的煙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