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說歷史上有許多小國與大國周旋往來的實際案例，如芬蘭與前蘇聯、瑞士與納粹德國等，這種小國利用政治方法與外交手段，尋求不被強權併吞的生存模式，也被稱之為「事大策略」，多數的方法不外是保持低調、不挑釁鄰近大國、妥協選擇鄰近大國可以接受的內外政策、加強溝通與民間交流，以避免雙方誤判。而台灣正位於扼守中國東南半壁與出海航道的關鍵戰略位置，不止緊鄰中國，在文化語言上也有極高度的共通性，因此也是個以小事大的典型例子，當然不意外的台灣內部也有很多學者或政治人物主張台灣應該採取「事大策略」，認為台灣在面臨中國的武力威脅時，應該保持冷靜，不要言語挑釁、盡力與中國擴大交流，建立更頻繁的商業往來，才是理性的中國政策。
若從「理論上」來看，這是合理的思維，但問題在於「理論」往往與實際情況有所落差，若不去考慮台灣與中國目前的情況，單純覺得應該仿照前例，採用這樣的「理性中國政策」，其實會非常的危險。原因在於中國對於台灣有極大的野心，長期以來都以併吞台灣為最終目標，這與蘇聯、芬蘭的情況不同。芬蘭雖然也扼守前蘇聯進出波羅的海的重要航道，但這並不是前蘇聯進出大西洋的唯一通道，前蘇聯在併吞波羅的海三小國以後，早就擁有了直接進出波羅的海的港口，而且前蘇聯可以透過芬蘭這個第三地，與西方國家保持接觸。這也是前蘇聯沒有進一步併吞芬蘭的關鍵之一，也讓芬蘭可以有空間能執行「事大策略」。而台灣的問題在於，台灣直接扼守第一島鏈的中樞位置，控制關鍵的台灣海峽航道，中國若不拿下台灣，則中國的遠洋海軍與半壁空域將永遠受制於台灣的威脅。
芬蘭部隊擅長雪地作戰，多次擊退前蘇聯的侵略，也是前蘇聯無法併吞芬蘭的關鍵原因之一。（圖片取自維基百科）
再以瑞士與納粹德國為例，瑞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可以保持中立，除了一樣是因為納粹德國覺得可以保留瑞士這個中立地帶，來與同盟國往來，另一個原因也在於德國有繞過瑞士的方法，因此沒有絕對的必要與盤據在阿爾卑斯山上的瑞士開戰。但你若攤開海圖，就會發現中國東北、華北、華中的船隻要南下，全部要通過台灣海峽，若要進入西太平洋，不是要通過握在日本手裡的宮古海峽，就是要先經過台灣，再轉入台灣南方的巴士海峽，甚至連從華南一帶出港的船隻，也逃不過台灣的監控。對中國而言，台灣是繞不過去的戰略要衝。這也是為什麼美國在海外部署三座鋪路爪長程預警雷達，其中兩座在歐洲，一座就在台灣。台灣最大的優勢就是擁有這麼好的戰略位置，但這樣的戰略優勢卻也讓台灣幾乎沒有空間進行「事大策略」，因為中國肯定一有機會就會以武力奪取台灣。
芬蘭與瑞士的事大政策，建立在讓前蘇聯與納粹德國擁有一定利益，又不會造成太過嚴重的軍事影響，於是在綜合考量下，花費太多力氣與軍事資源去奪取芬蘭與瑞士並不划算。但對中國來說，台灣的戰略地位無可比彌，若能奪取台灣將擁有巨大的戰略利益，因此除非攻台的代價極高，一開戰可能會亡黨亡國，才能嚇阻中國，否則光是以事大政策給予中國小恩小惠，是滿足不了中國的，因為任何人都可以輕易看出奪取台灣的利益更大。不挑釁更無法阻止中國，銀行被搶難道是因為銀行挑釁搶匪嗎？銀行被搶當然是因為銀行裡有錢，搶匪所要的是錢，而不是被銀行激怒了，銀行再低調也無法阻止搶匪。除非有一天銀行歇業，裡面沒有錢了，才有可能阻止搶匪，但問題在於台灣並無法主動拋棄台灣的獨特戰略地位，這就是在台灣主張「事大策略」的第一個重要盲點。
其次在於中國正試圖利用台灣的民主制度與開放環境來顛覆台灣，因此利用許多方式來進行統戰。包括控制台灣的媒體、以商逼政、攏絡學術單位、利用民間交流進行滲透，透過台灣的言論自由，讓親中人士鼓吹統一言論。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親中團體長期在台北市高舉五星旗，利用的就是台灣尊重各種不同意見表達的社會制度。這也讓台灣陷入了一個困境中，那就是越是堅持這些民主制度的價值，越會讓中國的統戰攻勢得逞，如台灣越是保障新聞自由，中國越是可以利用這種新聞自由，光明正大，召集台灣的新聞媒體高層主管到中國，要求這些媒體效忠中國，替共產黨進行宣傳，甚至公開過程與完整名單，完全不避諱。其滲透的範圍包括報紙、雜誌、廣播與各電視台，範圍之廣實在令人咋舌。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兩岸貿易上，由於兩岸的貿易依存度極高，讓中國政府可以利用以商逼政的方式，威脅利誘在中國有大量投資的台商，在台灣社會內部發言，干擾台灣政府的經濟政策，不斷要求更進一步開放中資，以打開更大的缺口，從經濟面上併吞台灣。因此若鄉愿地選擇「事大政策」，認為採取低調妥協的方式，堅持自己的民主價值，就可以安然無事，那等於是正中敵方的下懷，讓敵方肆無忌憚地繼續進行各種的滲透與統戰活動，直到台灣的民主制度崩潰為止。這是一種新形態的戰爭，已經超越了過去直接用武力進行併吞的方式，甚至在今日各種媒體與網路通訊發達的數位時代，其效力更甚於過去的統戰模式，在結合中國龐大的市場誘惑，與金流資源的助挹下，這樣的情況早已經是台灣的生存危機了。
因此無視目前的情勢，而繼續主張「理性中國政策」的人，不是過於天真，就是別有所圖，如去北京參加會議，承諾擔任共產黨傳聲筒的媒體高層們，或者想要藉此謀取政治利益的特定政客們，滿口「理性中國政策」。那些過於天真的學者，沒有去深究這種「事大策略」的可能問題，人云亦云，無知誤國。而為了自己的利益，選擇為極權政府發聲的媒體人，則毫無道德良知。至於政客們算計自己的未來，而以「理性中國政策」來包裝自己的圖謀，又更等而下之了。畢竟政治人物應該更清楚迎合中國統戰滲透的危險性，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如果台灣失去了民主制度，像香港一樣無法進行公平普選，則台灣政治人物都只能淪為中國所操縱的儡傀，又如何能繼續保有這些政治人物口中所宣稱的民主價值？
而最糟糕的是，很多主張「理性中國政策」的人，還以為他們的私心與機動隱藏的很好，沒有人能識破他們的圖謀，卻不知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這也是他們看起來格外愚不可及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