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知名社會學家韋伯，曾經提出一個叫「理念型」（ideal type）的概念，「理念型」的意思是：任何一種社會制度的運作，必定有它最核心的運作理念。當然，任何一種社會制度在現實生活當中，必定會出現 問題；但是，我們怎麼知道哪裡出了問題，而現實中的社會制度又要如何修改，就是拿現在的社會制度，與「理念型」來比對，那麼現實的社會制度，問題出在哪裡，一望可知。
中共在香港所實施的一國兩制，已經引發不只一次民眾大規模上街遊行了。姑且不論上街有沒有效，或許我們可以援用韋伯對於「理念型」的研究方法，來檢視香港民眾對於一國兩制的反感，是不是確實有道理。
我們姑且先假設，之前鄧小平所提出的「一國兩制」概念，是他腦中的一種理念型好了。中共先前對香港所提出的一國兩制方案，是源自1984年中共與英國所簽訂的「中英聯合聲明」。聲明第十二條表明，中共收回香港之後，將基於「一國兩制」原則，訂定「香港特區基本法」，確立香港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香港的一切運作，都要依照中英聯合聲明所訂定的香港特區基本法，而達到中共先前所承諾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共並且承諾，這樣的做法，至少會維持五十年不變。
從香港國安條例二十三條立法，到現在的逃犯條例，都是枝微末節。根本的問題在於：中共方面到底是如何看到所謂「一國兩制」這個問題的。如果依前面的「理念型」來描述，那麼可以這麼說：中共與英國在1984年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雙方在聲明當中都同意，中共在收回香港之後，將依照聯合聲明的共識，為香港設立基本法，做為香港自治的基礎。也就是說，香港在主權移交之後的所有制度運作，一切概依「基本法」，「基本法」就是香港的憲法。香港除了名義上歸於中國之外，中國政府就法理上，不得越過基本法，去指揮香港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權。然而，現在的狀況，卻正好相反。與其去好奇香港人為什麼一再一再地抗爭，或是甚至萌生離開中國的念頭，只看那些表面事件，而不是追究根本，就是犯了「只見秋毫，不見輿薪」的毛病。
至於大陸有所謂的法學專家說，香港特區基本法應該要歸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之下，這種說法恰恰更顯示出「一國兩制」之荒謬與不可行。前面說過，英國人與香港人概念中的一國兩制，是中國只在名義上，擁有香港主權；但是香港的運作，一概依照基本法，而基本法的法源，則是來自中英聯合聲明。如果今天基本法突然嫁接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上，那麼請問，有哪一國的憲法，是只適用於某某某地區，而不是適於其他地區的呢？一個國家的憲法，本來就是全國一體適用，這個說法固然沒錯。但是，中共偏偏要搞出一個「一國兩制」，要讓特區依照特區基本法自治，那麼這個特區，本來就是要有別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範。否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直接用在香港就好啦，香港不是中國的領土嗎？幹嘛還要疊床架屋地弄個基本法呢？深圳當年也是經濟特區，怎麼沒聽說過有什麼深圳特區基本法呢？既然有基本法，必定有其法源。香港特區基本法的法源很簡單，就是來自中英聯合聲明裡，中共對英國的承諾。然而，中共後來又翻臉說，中英聯合聲明「只是一份歷史文件」，這就令人擔憂，中共今天答應你的事，明天會不會翻臉不認帳？而香港的現狀，已經說明了一切。再說什麼幾萬幾萬人上街頭，其實沒有意義，因為中共已經達到了它實質控制香港，「一國一制」的目的，五十年不變，已然成為泡影，相信這是沒有任何人會否認的事。
不過中共也不要高興太早，惡馬自有惡人騎。今天中共苦於與川普應付周旋，不正是應驗了：你今天跟別人背信毀約，哪天有個實力比你更強的人把你玩著轉，你也只能徒呼負負。這也告訴我們，與其在那邊喊著不切實際的口號自我安慰，倒不如大家翻牌時實力讓對方無話可說來得更加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