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雨果獎的最佳短篇小說得主《從歐梅拉斯出走的人》（Ones Who Walk Away from Omelas）中，描繪一座名為歐梅拉斯的幸福小鎮，在那裡沒有階級、沒有戰爭、沒有族群衝突、沒有無謂的爭吵，只有無比的自在及逍遙。
只不過，在歐梅拉斯的某個地窖，有個沒有窗戶、上了鎖的房間，房內僅有的光線，是穿過佈滿蜘蛛網的窗戶、再透過房間木板的隙縫、裹著塵埃的微光，房裡除了生了鏽的水桶、發了霉的拖把之外，還有一個無辜的小孩。
他坐在有點潮濕的泥地上，對時間已經完全失去了知覺，他並不是出生就在這裡，他還記得陽光、還記得母親的聲音、還記得地窖外的歡笑和淚水，還會不時呼喊著：「拜託放我出去，我會聽話，拜託你們放我出去！」但每次，打開房門的只有送上食物跟水的人們，大人帶著小孩，如同校外教學般地來看這個悲慘的孩子，他們開了門後從來不說話，有時候還會踢他揍他要他閉嘴。久而久之，孩子不再哭喊，他安靜地、赤裸地坐在自己的糞便上，接受專屬於他的悲慘人生。
所有人都看過，所有人知道他在那裡，那些幸福快樂的人們，歐梅拉斯的所有人，都知道他在那裡，但沒有人在意。
因為他們認定了，這是一種交換。
他們的快樂、他們城市的美好、他們溫馨的友誼、他們子女的健康，甚至是他們的收成跟外頭的好天氣，都完全依賴著這個孩子悲慘的遭遇。他必須這麼地悲慘，我們才能過得這麼地幸福，這就是他們認定的公平。
每每讀到這裡我都不免會想，如果是我，是否也會為了多數人的福祉，將無辜的人關進永恆的悲傷之中？當他哀號爭取著屬於他的正義時，我是否會關上地窖的門，假裝自己從來都聽不見？當他要求真正公平的待遇時，我是否覺得，只要為他送上飯菜讓他苟活，就算是盡了一份責任？
也許，台灣多數人的心都是一座歐梅拉斯，只是我們不願承認。
我們假裝無法感受228及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的痛楚，把他們關進我們心中的地窖，彷彿從來看不見他們的眼淚、聽不見他們的呼救；當他們要求真正的公平時，沒有人出來為錯誤負責，也沒有人願意替他們爭取正義，我們只是用少得可憐的補償金打發他們，希望他們不要再出來打擾大家平靜愉快的連續假期。
也許我們早已偷偷認定了，他們的痛苦，是一種交換。
所以，當228連假時，孩子們走在充滿歡樂氣氛的遊樂園，天真地抬起頭問：「為什麼今天可以放假呢？」我們只是笑笑的不回應。
否則，能說什麼呢？你該如何對孩子解釋，時至今日沒有一個受難者家屬知道他們如何失去爸爸媽媽、沒人知道是誰開的槍、是誰刺的刀？他們終其一生都活在哀痛之中，而哪怕只是一句道歉，都未曾有任何加害者親口對他們說過。這就是我們放假的原因。
你該如何對你的孩子開口，告訴他，只要我們過得幸福就好，我們只要經濟、民生、發大財，至於地窖裡的小孩、承受苦難的受難者、失去家人的受難家屬，他們沙啞的呼救聲、他們淚水決堤的熱熾臉龐，我們都只是假裝在乎，其實，我們根本就不在意他們的公平正義，只希望他們不要每年228都出來煩、不要每次選舉都出來煩。這，就是我們放假的原因。
我們真的能夠接受那種，建立在他人痛楚之上的和諧與幸福嗎？這樣的我們，真的能夠幸福嗎？
在《從歐梅拉斯出走的人》的最後，作者Le Guin這樣寫道：
偶而會有一個年輕男孩或女孩，在見過那孩子之後就不再回家，他們沿著馬路獨自前行，穿過美麗的城門，離開了歐梅拉斯。當夜幕降臨，這些旅行者必須走進黑暗，孤獨地穿越田間小徑及山巒，不再回頭。他們要去的地方，對我們來說遠不如這歡樂之城，我不知道該怎麼描述，有可能，他們的希冀之地根本不存在，可是他們似乎知道自己要去哪裡，離開歐梅拉斯的人知道。
這就是故事的結局。
而我們呢？什麼時候我們才要誠實地面對自己？什麼時候我們才會明白，真正的族群和諧是必定是人人平等的，沒有人需要為了成全他人而犧牲，也沒有人可以犯了罪而不負責任；什麼時候我們才能理解，幸福是用最清澈的眼光回顧自己的人生，然後問心無愧；只有到那個時候，我們才有可能像故事的結局一樣，一起攜手走向遠方那個和平共生的島嶼，即使，我們都知道那條路是如此黑暗難行，有可能，那個平等的島根本不存在這世界上，但至少，我們知道我們該走向哪裡，我們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