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人每日都出來晨掃，這是熱愛乾淨的民族，他們有一個不成明文的規矩，就是要幫鄰居的門前掃一尺地，但絕不多掃。多掃了，會給鄰居造成困擾。今天看，這是一個很好的默契，既協調鄰里之間的那點邊際上的問題，也相互釋放了善意。關鍵是這種分寸的拿捏，恰到好處。
中國人不一樣，凡事都要做過那麼一點點，比如勸酒，你越說不能喝，他越是要勸你，相互之間推拉沒有盡頭。直到相互忽然一起放棄。中國是農耕社會，鄉村是宗族化的，住在一起的都是自己人，不宜見外。反之，中國人喜歡越界，比如給你夾菜。這是我們釋放善意的一種方式，這種方式，是忽視他人的獨立權的。比如，大家會關心大齡青年的婚姻問題，無論老少，都有資格對未婚的熟人指指點點說三道四。這一切源於他關心你的基礎之上，使熱衷獨立的你不好發作。
所以日本人可以更好的協作，因為大家瞭解彼此的分際。而中國人更善於單打獨鬥，窮則獨善其身，達才兼濟天下。一切要等了有了力量再說話。沒有力量，是沒有資格說三道四的，甚至沒有資格幫助人。反之，當一個人有了力量以後，將會獲得與其力量並不般配的社會地位。他只是一個商人，你卻當他是一個人生導師。
需要說明的是，日本社會更講階層感，但這種階層感因循有序，這是一個有過程的事情，他們痛恨插隊的人，就像看不起暴發戶一樣。我們因為經歷過歷史與文化的斷層，所以我們更著急一點，更願意三步並作兩步，插隊是有本事，暴發戶是因為天才。從歷史上來看，宋代開始的平民社會取代了門第社會，只要肯努力，即可飛越龍門。
關於民族性的分類都是扯淡，包括上面的這段文字。但我為什麼要這麼說呢，因為年紀大了，看事情不一樣了，更願意武斷一點，說出觀點。而不是抖抖霍霍的先要爭取說話的勇氣。簡而言之，我就這德行，就是有胡說八道的勇氣。
日本人其實因為地狹人密的關係，所以必然要學習如何在人群中生存，一如他們很多非常精緻的藝術，這是因地制宜的文化傳統。只是恰好，符合現代這種人們堆積在大城市的生活氛圍而已。我總覺得大城市並不符合人類天性，但不幸，卻成為現代文明的主要象徵。
不要和趨勢做鬥爭，這是我們小時候教育後的結果，那時候的說法叫做不要螳臂當車。會被歷史的車輪碾壓。今天細想，未必不是一種急功近利的功利主義。
於是，我們對於趨勢往往有天然的迷信，而不是質疑與對抗。批評現代文明，尤其對於一個還沒有生活在大城市的中年胖子而言，大致還是小心翼翼的，雖然沒有吃過豬肉，也想表達那個看見豬跑的下午，你對於全貌的把握與驚覺。
可是大城市生活過的人，敢說回歸這個詞。好些念了很多年書拿一份高薪的白領開始嚮往山林，至少他們把山林居所當做格調。當做趨勢。好像日本人也在高度發達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後熱衷於批判自己。越是發達，他們看上去越是傳統。他們與傳統左右互搏，相互較勁，最終達到了某種和解與統一。所以我們在繁華的日本街頭看到穿如浴袍一樣和服的年輕人並不覺得突兀，至少不像我們在我們城市大街上看到穿馬褂的人那樣感覺驚悚。
當然，我們似乎也在延續文明演化的這個過程。很多事情正在發生，使驚悚與突兀至少開始麻木下來。再然後，或許會發現審美。比如漢服運動。
日本社會的虛空感，內在彼此關係的緊張程度。他們怕麻煩人比我們不怕麻煩人還要嚴重。但凡事一旦極致了，就必然走向反動，所以有說日本社會的霸淩現象非常嚴重。最近有一個案例，是一位教師被同校的其他教師霸淩——赤裸裸的體罰與羞辱。而這顯然不是個案。反之，中國同事之間的霸淩，要小心翼翼的多。至少用心眼比用拳腳的多。早在二戰，李光耀就發現那些在新加坡開設牙醫診所的彬彬有禮乾淨整潔的日本醫生護士，和渾身臭不可聞粗魯殘暴的日本士兵簡直是兩個物類。
關於秩序，也就形成了不同的見解，因為目睹現狀，所以更相信他們的秩序是出於天然。大大膽說一句，也未嘗不是出於當初轉型時候依舊保持的 愚昧。他們從封建走向尊王，幕府開始提倡的是開放，但薩摩長洲這些革命派，卻是主張攘夷的。打怕了才回頭而已，才嫌棄幕府開放的不夠激進。
不過有意思的是，無論保守還是開放，內部不討論，直接幹架，誰幹贏就聽誰的。二戰後，美國幹贏了，就聽麥克亞瑟的。各國都是成王敗寇，但輸到這麼心悅誠服的，非日本莫屬。
我們輸了，是會找理由的，要臥薪嚐膽篳路藍縷，然後千方百計回到老路上，直到撞到南牆，一次再一次。服輸和不服輸，也是花園歧路分叉開去的兩條幽徑。誰也不敢說就走那條路可以走上大道。就像邏輯上說，其中一條因為走成功了，就代表這條路就是真理。
日本人看起來呆板不變，實際決策是非常靈活的，一如他們從先進的文明學習文化，一旦發現不夠先進了就會果斷丟棄。而我們呢，看上去充滿小農式的狡黠奸詐。但從大局上卻使始終不會變的。因為這種文化傳統，是中國人自己創造的。獨一無二，不能丟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