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仲敬訪談 068 @ 20191218 再論馬家軍與回民

[00:00:05]主持人：這個禮拜想請您繼續講，清末民初那段時間西北馬家軍的形成，他們跟中央政府之間的博弈生態，以及他們進入民國之後到底是怎麼樣繼續維持他們的半獨立性地位的。

[00:00:28]劉仲敬：可以說，長出花的部分是植物的很小一部分，露出地面的部分也是植物的很小一部分。資源是漸漸積累起來的。元明之際的那幾百年等於是它慢慢成長的階段，是各個社團相互競爭、爭奪有限資源而成長的階段。而這個過程也是內亞相對地位不斷低落、海路取代陸路的時代，它對應的是整個內亞的荒漠化和蘇菲主義的興起。蘇菲主義的興起在伊斯蘭教的傳統內部，有點像是禪宗興起在佛教的傳統內部，是一個趨於簡單化的傾向。伊斯蘭教最初在內亞興起的過程，有一點點像基督教在希臘羅馬多神教系統內部興起的過程。它吸收了過去希臘印度文化的傳統，有一種集大成者的意義在裡面。所以，早期的花剌子模數學家往往都有拉丁文的名字。看他的經名，以為他是本·拉登的同鄉；看他的拉丁文名字，以為他是伊拉斯謨(Desiderius Erasmus)的同鄉。而他其實自己多半還有一個伊朗名字或者突厥名字。不同的著作引用他的名字的時候往往會採取不同的版本，結果同一個人給人留下的印象好像是三、四個不同的人那樣。

[00:01:55]蘇菲主義的興起是典型的十六世紀以後的現象。伴隨它的興起，伊斯蘭教在內亞的硬科學趨於停滯。它使得伊斯蘭教學者更傾向于使用主觀的方式。它跟傳統的伊斯蘭學派的差別，有點像是王陽明跟朱熹的差別。不強調博學于文，而是強調主觀的狂禪那一路的東西。但是這並不影響它在軍事和社會上的組織能力。而這一點跟它的教派也是沒有關係的。它形成什麼樣的團體，跟後來的歷史博弈關係比較大，就像是鯨魚和鯊魚都會長成魚的形狀那樣。不同來源的團體在經過了相似的博弈以後，都會產生出相似的現象。而這個博弈跟路徑依賴的關係很大。在某一個階段，比如說你跟蒙古人結成聯盟，或者是跟西藏人結成聯盟，或者是跟滿洲人結成聯盟，或者是跟滿洲人結成仇怨之類的，那麼就會直接影響到後來的發展。

[00:03:08]“漢”這個詞在歷史上有很多意義。最先的“漢”，顯然意思就是說，漢國的臣民就叫“漢人”。晉國的臣民就叫“晉人”，唐國的臣民就叫“唐人”。它並沒有一點點種族的概念在內。然後金元之際的“漢人”又有了一個新的概念，它主要指的是以滿洲人為核心的、經過了大洪水以後的新一撥東亞人。這批人在元末明初的大洪水中間死得七七八八了。像陶宗儀的《南村輟耕錄》上面寫，漢人有八種。你一看到“八種”這個詞，心裡面就咯噔一下。這八種的名字是：契丹、高麗、女真、竹因歹、裡闊歹、竹溫、竹亦歹、渤海。反正，它們跟明國人描寫的滿洲人的名字差不多。不用說，所謂的“漢人”跟“漢公主”一樣，蒙古人眼中的大金國的臣民就叫“漢人”，大金國的公主就叫“漢公主”。

[00:04:10]大金國的人分為八個部族，他們顯然是不止八個的，但是蒙古人是外國人，所以自然也不可能給你分得很細。他心目中的這八個部族是怎麼分出來的，天知道，但是你可以猜測，有些可能是渤海來的，有些可能是女真來的，諸如此類。宋徽宗他老人家留下來的那些臣民顯然並沒有死絕，但是可以想像，在蒙古人看來你就等於是類似農奴的依附民。我眼中只有法蘭西國王和奧地利公爵；勃艮第公爵手下有多少人是羅馬帝國留下來的降虜，這我根本不管。在我眼中，西歐顯然就是法蘭西國王、勃艮第公爵和奧地利公爵的天下，因此西歐人分為勃艮第人、法蘭西人和奧地利人。這個分法好像是非常完美。它的下層顯然包括了過去的降虜。他們的分類法顯然是根據他們的領主、酋長之類的標準來判斷的。

[00:05:06]陶宗儀寫這本書的時候已經是元末明初了。朱元璋和他的大將常遇春之類的導致了一場大洪水。現在河北留下來的傳說還有什麼大紅蟲子吃人，顯然就指的是紅巾軍，頭裹紅巾的摩尼教部隊。另外還有常遇春封刀的傳說。據說常遇春在臨睡之前給他的軍官下了一個命令：一路殺過去，直到我命令你們停止為止。然後他打了一個瞌睡，就睡下去了，很長時間沒醒過來。於是士兵們就按照他的命令一路殺過去。等他醒過來的時候發現已經殺得太遠了，才趕緊命令封刀，但是今天河北南部的居民已經被他殺光了。湖南留下的傳說則是，一路殺過去的時候，朱元璋被一個哺乳嬰兒的婦女感動了，就趕緊拿了一面旗子給她說是，你帶著這個旗子，我給我的士兵下命令，凡是插這個旗子的地方都不准殺。她插了這面旗子以後，周圍有很多跟她沒有關係的人躲在這個旗子底下，朱元璋的士兵猶豫不決，沒有敢把他們殺掉，於是這批人就留下來了。

[00:06:16]大部分人，宋元以來的居民，都被殺光了。這是朱元璋政權擴充勢力範圍的主要辦法。最後，只有王保保統治的山西沒有被他殺掉。等他打到山西的時候，建國初期的大屠殺已經過了勁兒。他這時候開始感到納稅和糧食的重要性，於是就從山西大規模遷移居民到山東、河南、陝西那些被他殺成一片白地的地方去。按說，照他屠殺的範圍來說的話，肯定是比張獻忠要大得多了，但是清朝的士大夫是只罵張獻忠的，因為張獻忠已經被清朝定為反賊了。但是清朝出於政治動機，把它自己在關內的部分定義為崇禎皇帝的繼承者，所以你就只能罵張獻忠而不能罵朱元璋了。士大夫的工作說白了就是這麼一回事。

[00:07:12]“漢”這個詞在清朝的意義其實就是編戶齊民或者降虜的意思，它跟元朝定義的“漢”是根本沒有關係的，跟元以前作為朝代名的“漢”也是毫無關係的。滿漢之別實際上就是征服者和降虜、征服者和編戶齊民、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區別，它根本就是算政治不算血統的，例如孔有德和富明阿他們都算是滿人。在這一時期，滿洲政府並沒有把正在成長的、主要是來自於小手工業者、小商人和現代所謂中產階級的陝甘穆斯林各派別放在眼裡。對於他們來說，這些人應該算是明國臣民和被征服者的一部分。但是等到乾隆和嘉慶以後他們就發現，統治這些人跟統治編戶齊民的難度是不一樣的，這些人的教派糾紛使滿洲人過度地消耗了他們正在衰退的維穩力量。他們簡單化的思維方式就是按照白蓮教的那種方式來理解，這種理解方式跟現代的所謂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差不多，就是企圖在教派當中尋找誰暴力、誰不暴力的區別。當然，這個是差之千里的事情。實際情況就是，朝廷和反賊相互之間不信任，像是法輪功和江澤民的那種關係。

[00:08:56]法輪功其實只想賺錢，並不想把你怎麼樣。由於偶然的事故而發生了衝突，然後它接受了西方的庇護，就自然而然地變成一種吃庇護飯的人。是吃庇護飯的人，他就要善於編造神話。像蔣介石，要把自己發明成為基督教和民主的保護神，雖然他一點都不像這個角色。同時要說日本人是軍閥和異教徒，這樣他才能夠得到美國輿論的保護。同樣，法輪功要把自己發明成為反共民主鬥士，這樣才能夠在西方混得下去。這樣一發明就沒完沒了，共產黨就絕對不會再信任你了。即使你把習近平捧成好人，說他撥亂反正，打倒了江澤民，如何如何好，但是已經結下仇了，特別是我自己的部下中已經有很多人靠鎮壓你們升了官以後，他們的利益絕不容許你們翻身。反過來也是一樣。雙方之間的不信任只能愈演愈烈。相反，如果從純粹的理論上來講，至少在江澤民時代還有很多體制內的知識份子，如果只看他們說出來的話，那比法輪功要反賊得多，而法輪功說出來的很多話都明顯是想受招安的樣子，但是這個沒有關係。比如說像劉瑜這樣的人，她的祖先就是白區党匪諜，所以她無論自己說的話是怎麼樣的自由主義，在黨看來只是我們自己的子弟引進了一些西方思想，僅此而已；而法輪功無論怎麼樣講中華文化，看上去都像是顛覆勢力。

[00:10:28]同樣，屬於馬化龍那一派的哲合忍耶派跟滿洲人的關係也是這樣的。其實，馬明心第一是伊斯蘭教各教派當中比較傾向和平主義的；第二，他是比較主張傳賢不傳子的。這兩點都在後來的歷史演變中被推翻了。他的繼承者因為一開始就跟清朝發生了衝突，以後無論責任在哪一方面，反正衝突只會愈演愈烈。而其他人儘管在教義上可能反而沒有他和平主義，但是反而事實上不怎麼發生衝突。這跟你的教派是不是白蓮教一點關係都沒有，這就是單純的一個博弈演化問題。你很難到法輪功的教義當中去論證，跟其他的佛教教派相比起來，它有什麼特別反共的地方。

[00:11:18]這時就產生了所謂的“漢人”。在這個博弈當中，所謂的“漢人”是根本沒有地位的。但是你也可以看出，他們對穆斯林的看法是很成問題的，包括余杰和張承志，儘管他們兩人的立場是相反的。我們可以這樣簡單地說，張承志試圖把伊斯蘭教改造成為反帝革命勢力。這個對於伊斯蘭教的整個歷史來說應該是極其荒腔走板的事情。他認為哲合忍耶派是繼承了紅衛兵事業的綠衛兵。在紅衛兵紛紛背叛、變成了給資本家打工的走狗和買辦以後，革命的旗幟只有由綠衛兵繼承下來了。而余杰則是代表李碩說的那種支田耶（當然有這種看法的不是餘傑一個人），認為中華基督徒在反對穆斯林的事業當中充當了西方文明的走狗。而他們對穆斯林的知識完全來自于滿清時代的地方官，例如林則徐之類的人，所以得到的圖景完全是歪曲的。例如，他們就會認為哲合忍耶派跟其他教派有什麼明顯的不同。不同當然是有的，但是認為某一個教派會天然的特別暴力，這就跟認為法輪功天然的特別反共一樣的荒謬。他們之所以是這樣，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他們處在知識的下游。比如說，在林立果聽美國搖滾樂的時候，他們能夠看到馬克思和毛澤東本人的著作就已經不錯了。於是他們必須從馬克思的著作當中，像是尋找糞便裡面沒有消化掉的米粒那樣，尋找一些西方文化的殘餘。

[00:12:50]順便說一句，這就是朝鮮推行主體思想的原因。馬克思的著作對於可憐的朝鮮人來說包括了太多的西方危險思想。比如說，馬克思動不動就會引用一些莎士比亞的話，還有巴爾扎克小說的情節。這裡面包含的資訊是極其危險的。例如，不久以前有一位中國作家（戴思傑）寫過《巴爾扎克與中國小裁縫》，毛病就出在這一點了。一個下鄉知青到鄉下去給貧下中農負責掃盲，於是就順便十分萬惡地帶了一批很不幸由馬克思本人欽定是好書的比如說莎士比亞和巴爾扎克的著作。而鄉下的無產階級女人自從讀過了巴爾扎克的書以後，就被巴爾扎克小說裡面描寫的那些貴婦人的愛情所感動，以至於再也不肯安安穩穩地做貧下中農了，然後就引起了一系列涉及公私生活的有趣的故事。這些故事我們可以不講，但是你也可以看出，通過馬克思的著作攜帶的那一點點西方文明，在完全沒有西方文明的地方會引起意想不到的危險後果。所以朝鮮人就非常英明地讓大家只准讀金太陽本人的著作，用主體思想取代了馬克思主義。

[00:14:07]所謂的漢人（包括今天的中國基督徒）接受的那點穆斯林知識，就是滿洲總督們（包括林則徐他們）大便裡面留下來的那些米粒，他們通過這些米粒來瞭解伊斯蘭教。而西方對伊斯蘭教的瞭解則是完全不同的，西方從中世紀以來一直跟伊斯蘭教打交道。包括他們的學生，像阿奎那(Thomas Aquinas)那種人。對於他們來說，阿維森納(Avicenna)和阿威羅伊(Averroes)這樣的哲學家，伊斯蘭世界的新柏拉圖主義者和亞里斯多德主義者，對於歐洲的經院哲學顯然是相當重要的。他們看待這些人，恐怕就像是朱子的門徒看待王守仁那個樣子。他們在宗教上是敵對的，但是在哲學上都是希臘人的後代，用的是同一套哲學工具，彼此之間是有共同語言的。相反，哲學上不是希臘人後裔的其他什麼人，跟他們是沒有共同語言的。當然，對於印第安基督教徒來說可能沒有什麼關係，因為他們閉上眼睛，把歐洲人發展出來的那套東西全部吃了下去。

[00:15:16]在大清帝國統治下的三百年和平當中，陝甘的儒家士大夫也有一定的復活，產生了像李二曲這樣的人，因此就發生了伊儒會通和伊儒接觸的過程。一方面是社會組織的建構，伊斯蘭教慈善捐獻和宗教學者會產生出伊斯蘭教社會組織的建構，因為它不可避免地要發生憑經斷案這件事情，就是我所謂的造法。穆斯林有了什麼衝突，誰有理誰沒理，他們自然而然會去找德高望重的伊斯蘭教學者。這主要就是雙方相互選擇，因為你沒有強制性的權威可以強迫別人幹什麼事情。比如說，我這一派會認為，說話最可靠的肯定是殉道聖人馬家的後代。別的教派可能就是，因為我們教派沒出什麼殉道聖人，可能就是讀書最多、最飽學的那一撥人。而比較飽學的那一撥人很可能是傳賢的。傳子的沒有什麼威望，因為你的祖先沒有流過血。憑讀書讀出來的權威，別人也很可能讀書讀得比你NB的。而流過血的那一撥人很可能就會覺得，他們如果不捧他們的子孫的話，在心理上是過不去的，自然而然會產生“烈士的後裔說話最有權威性”的現象。無論如何，這是造法機制的產生。

[00:16:44]但是，雙方產生的社會組織是有差別的。門宦看上去很像是晉唐的門第，它的組織力是很大的。組織力很大之類的東西不是憑主觀判斷的，它有一個非常簡單的判斷方法，就是你能夠積累的金錢和人力的多少。例如像《白鹿原》描寫出來的那些現象。《白鹿原》在中國有一個反動小說的名譽，就是因為它把反動的地主鄉紳描寫得很好，描寫成為地方秩序的組織者；而把共產黨的參加者描寫成為一幫地痞流氓和江湖浪人，是因為在社會上混不下去才參加共產黨的，沒想到歪打正著，參加共產黨反而翻了身。不過這一點應該比共產黨的歷史更接近於當時的實際情況。但是它沒有提到回民方面的事情。

[00:17:30]典型的儒家（以前的不算，狄仁傑那個時代的不算，孔子時代的更不算），清王朝統治下的儒家是典型的家族組織。劉老地主本人是一個舉人，以各種方式在別的地方刮了地皮，回到老家買了一些地，在老家做起了慈善事業，特別是集中扶持跟自己一個姓的子弟們，但是他不會管王家或者其他什麼人的事情。一般來說，它的規模，我們非常熟悉，就是所謂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重點譴責過的那種儒家封建大家庭。老頭子和老太太掌握權力，一直管到孫子和重孫子，一家四、五代人都在他的管轄之下。但是他們跨不出這個範圍。一般來說，儒家的勢力範圍連一個村都覆蓋不了。伊斯蘭教的勢力範圍就要大得多了。通過門宦和拱北這樣的組織，它可以覆蓋一大片。論規模的話，至少是儒家宗族組織的幾十倍到幾百倍。真要到了組織團練和壯丁的時候，能夠湊出來的金錢和人力都比儒家的組織要大出幾十倍到幾百倍。這一下立刻就強弱立判了。戰爭的勝負不是靠單純的人力多少。無產階級，人再多也沒有用處。無產階級如果有什麼用處的話，就是看他充當哪一派的炮灰、被哪一邊收編的問題。

[00:19:04]伊斯蘭教從組織上也是分內外的，這個跟潮汕基督徒差不多。他們有自己內部的經文學堂，要學一些伊斯蘭教本身的神學和一些希臘的數學、哲學、邏輯學之類的知識。後面這一部分是儒家的學校根本沒有的。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人後來講什麼“識寶回回”、為什麼唐代的傳說把波斯人說得很有錢的緣故。這個原因跟近代以來基督徒容易變成買辦的原因是差不多的。跟宗教的關係不明顯，跟他們所受的教育背景關係很大。買辦需要的條件是什麼？第一，懂英文；第二，數學好。穆斯林在數學好這方面，自唐到清顯然是一直優於中國人的。所以他們比較容易經商致富。這一點主要是反映在唐代，宋代還有一點尾巴，到清代已經非常不明顯了，頂多做一些小生意。

[00:20:05]但是，猜忌這個東西跟你錢多錢少是沒有什麼關係的。就從文化氛圍上來講，顯然唐是一個貧富非常懸殊的時代。而且，外來的波斯豪商，比如說像是著名書法家米元章（米芾）就是波斯人（米這個姓氏就是典型的伊朗姓氏）東亞化的產物，所以他最後變成了一個寫方塊字的書法家。他的祖先顯然是會講波斯語而不會講中文的所謂碧眼胡僧，後來漸漸變成楊家將楊六郎那樣了。他們被唐代傳奇描寫成為比那些只能用素陶瓦罐的本土居民富裕得多、像是天神一樣的人物，但是唐代的傳奇不怎麼嫉妒他們，而是把他們看成神奇的恩主。動不動拿出一個夜明珠之類的寶物來，讓所有人都發大財。或者是讓可憐的窮書生和他的情人們擺脫敵人的追捕，一下子過上了幸福的好日子。形象基本上是正面的，是施恩者和施惠者的形象。而清代的漢人對回人的傳說就是充滿敵意的。回回的飯能吃，話不能聽。他們在經營飯館方面顯然做得比較成功，吃他們的飯是經常有的事情。他們做飯館生意，顯然掙錢比起小農來說至少是要掙得多一點。但是漢人卻對他們充滿敵意。

[00:21:31]這個從嫉妒心理上講是很明顯的事情。《嫉妒：社會行為理論》(Envy: a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的作者是一個德國學者(Helmut Schoeck)，他有一句名言叫做（注：見該書第六章）：集中營的囚犯不嫉妒自由人，他嫉妒的是那些出門上工的路不那麼泥濘、被看守打得比較少一些的囚犯。在他看來，囚犯跟他是同一個階級的，他嫉妒自己的階級兄弟，他不嫉妒上層。所以，平等主義者的邏輯根本是謬誤。越是平等，嫉妒心越強烈。中世紀的下等人基本上不會嫉妒上等人，而這個嫉妒心在近代極大提高了。在平等主義的社會當中，別人的成功就是對你的侮辱。你必須負責解釋你為什麼沒有成功，是不是因為你自己太沒有出息。所以你必須做反向的解釋，必須把他解釋成為剝削者和壞人，否則沒有辦法解釋你自己的低能。但是在等級社會中，這個問題不存在。上等人天生就是上等人，因為他爺爺就是上等人。我之所以是下等人，不是因為別的，是因為我是一個恪守本分的基督徒，僅此而已。我爺爺做什麼，我還要做什麼。我不是一個失敗者，我只是一個恪守家風的繼承者。如果我是窮人的話，是因為我的階級本來就是比較窮的階級。這一點兒都不是我的個人責任，不損害我的自尊心的。

[00:22:56]而且，我的領主是我的榮耀所在。比如說，他們對自己領主的看法就跟現代球迷對自己的球星的看法一樣。我自己是一個沙發土豆，根本踢不動球，但是我的球星贏了球就是我個人的榮耀，他輸了球就是我個人丟臉，他是替我爭面子的。比如說像是蓋克蘭(Bertrand du Guesclin)這樣的英勇的武士，一天到晚到法蘭西的比如說布盧瓦(Blois)那些地方比武，載譽歸來，全布列塔尼人都覺得，阿森納球隊的球星回來了，這是我們全布列塔尼人的面子，我們愛他愛得不得了。他如果被英國的黑太子愛德華俘虜了，我們全布列塔尼人自動自發的，每一個小姑娘都要連夜紡織。現在的布列塔尼民歌還在唱，小姑娘，小姑娘，連夜紡織為了什麼？為了賺回金幣，扔進愛德華的錢箱裡面，把蓋克蘭贖回來，因為蓋克蘭是我們的英雄。這就是他們對自己的貴族的看法。但是在平等主義的情況之下，他們就很容易認為，上等人或者成功者是奪取了我們應有的東西。

[00:23:57]為什麼清代的回漢矛盾尖銳呢？恰好就是因為回民只不過是中產階級，跟編戶齊民的階級地位相去很近。他們在政治上都是沒有特權的，在大清國的體制當中都是被統治者。而同樣是被統治者，你們混得比我們成功，我們不恨你們是不行的。相反，在大唐朝的體制下，編戶齊民看那些出入宮廷和揚州節度使的豪商，那就像是改革開放時期拿固定工資的小幹部和小教師看到香港的商人回來跟鄧小平握手一樣，我們根本不是一個階級。香港商人如果唰地一下撒出一撥錢來，你們每個人都分了錢，那簡直是感激淋漓。唐人對波斯人的看法，跟改革開放小幹部和小教師對香港商人的看法是一樣的，也跟何清漣和我這種人對於克林頓總統和美國人的看法是基本相同的。

[00:24:52]我們要明白，階級演算法這種東西是非常強有力的，因為它直接作用于兒童和青春期的感情中樞。而這個感情中樞在無意識之中，在你能夠做理性分析以前，已經鎖定了你的政治路徑。正如休謨所說的那樣，理性是好僕人和壞主人。理性是不能決定方向的，感情才是決定方向的東西。對於何清漣那種階級出身的人，讓她反對美國人，她會覺得心裡面是極其彆扭的。要我來反對臺灣，也是一樣。我一直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直到後來有一天發生了這樣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好像是國台辦的什麼人（那是馬英九時代）跑到高雄或者其他地方搞招商引資加統戰活動，當地的國民黨官員像是對待上國欽差那樣捧他。當時我本能地勃然大怒了。現在我已經很清楚當時我為什麼這麼勃然大怒的原因。這個勃然大怒的原因，就差不多像是比如說明朝的遺民看到永曆皇帝向吳三桂磕頭的那種感覺。當然永曆皇帝並沒有這麼做，但是明朝的遺民照例是可以不恨清朝，但是一定要恨死吳三桂的。這個理由是一目了然的。

[00:26:13]那樣的感覺就等於說是，永曆皇帝在海外還是正統，雖然我們並不想真正反對清國，事實上清國是保護我們免遭張獻忠殘害的唯一保障，但是我們在心理上仍然要覺得明國是正統，希望大明皇帝在海外活得好好的。順便說一句，吳三桂原來還是大明國的臣子，跟普通人民不同。天下只有貳臣而沒有貳民，因為人民對皇帝沒有義務，但是大臣和將軍的榮華富貴全是皇帝給的，是不能背叛的。像吳三桂和施琅這種人，非要把大明在海外的一寸土給滅掉，把大明皇帝的余脈殺掉，那簡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如果他們的子孫後代變成像施世綸這樣的“施不全”的話，這顯然是上天在懲罰他們，這是他們應有的報應。這種感情是極其堅固而強韌的。那件事情給我造成的反應就是，寧可把臺灣送給共產黨，也不能留給國民黨。但是如果反過來，國民黨如果是要反攻大陸的話，我多半會找出一套像現在的張洵和支田耶找出來的那種論證，國民黨才是右派的代表，左派知識份子反對國民黨是大逆不道的，台獨是左派的勢力，打倒台獨是反共鬥爭的一部分。諸如此類的這套邏輯，照樣也能講得振振有詞。

[00:27:33]我們要注意，歷史考證和政治哲學的分析，都是建立在感情傾向的基本方向之上做一些細節發展的。它可以把你本來的方向弄得更細密、更堅固一些，但是它改變不了你本來選擇各種立場的基本感情動機。所以，吳三桂反清，那是萬萬不行的。任何人都可以反清，唯有吳三桂不能反清。任何人都可以投靠共產黨，唯獨國民黨不行。國民黨如果投靠了共產黨，至少在像我這樣的階級出身的人眼裡看來，它就比任何共產黨都還要壞得多。整個事情都是這樣的。這個心理上的邏輯，一般來說，講理性的政治哲學家是不太分析的，你必須要懂得人類的愛與恨。我覺得，擅長欣賞文學作品的人不需要學任何政治和歷史都能懂；但是純粹打工性質的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反而是完全分析不准的，因為他們對人類的愛與恨的動機是根本不能瞭解的。

[00:28:41]就因為階級地位相似的原因，回漢矛盾才會在清朝變得很尖銳。但是，漢是接近於無產階級的存在物，士紳階級就是他們僅有的。士紳階級其實僅僅是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而已，這就是他們最高級的貴族。中產階級的伊斯蘭教徒，他們血統上是極其混雜的。他們有幾件事情是漢人所不能及的：他們的教義包括一部分希臘教，他們的宗教學者跟境外勢力有直接的聯繫，他們的硬資產（人力和金錢）積累得比較多，地域跨度也比較大。所以，我們看無產階級這個層次，回漢比例大概是一比十；但是看精英階級這個層次，大概是五比五。然而無產階級從秩序的角度來講是你的負擔，是需要你照顧和消耗你精力的東西。回民少有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幾乎肯定全是漢人。這一點就決定了後來的勝負。

[00:29:55]我們要注意，後來正規的士大夫階級的史料和民間的傳說都是不公正的，為什麼？因為士大夫階級的史料必然是站在朝廷方面說話的，他們是朝廷的依附者，他們必然要把他們的失敗說成是陰險狡猾的敵人的破壞。不是我們國軍不中用，而是共匪太狡猾，否則的話我們豈不顯得太窩囊。所以，他們一定要把整個事態說成是伊斯蘭教徒的陰謀叛亂。而皇漢是最近才興起來的，是赤裸裸的無產階級，他們要把漢人發明成為民族，但是漢人主要是階級。說白了，如果你是降虜階級的話，那麼你就是漢人；如果不是降虜階級的話，當漢人是很有問題的。他們想要把降虜發明成一個民族，想要把無產階級發明成一個民族，這樣就抬高了自己的階級地位。本來我是下等人，別人是上等人，上等人對下等人的迫害現在變成了民族矛盾，我變得跟別人平起平坐了。於是他們就要編造回民是像希特勒一樣殺了我們幾千萬人之類的。其實說老實話，你們是打了敗仗死的，這跟被屠殺是完全兩碼事。而且甚至不能說是打了敗仗死的，而就是在社會系統張獻忠式崩潰的情況之下，孤立無援的老弱病殘自然而然地完蛋。誰最孤立無援，誰就死得多。不用說，社會組織強的那一部分死的人少。就是這麼簡單。

[00:31:14]清政府的崩潰在陝甘並不是誰陰謀製造的結果，簡單地說就是統治力量的資源透支殆盡的結果。當時正好就是太平軍起兵、英法聯軍叩關的時代。滿洲人的大本營開始抽調西丹，就是十六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勝保和賽尚阿的那些調來打洪秀全的精兵是從哪兒來的？從黑龍江和吉林的部落裡面來的。本來以前是只有成年人才去勤王的，現在連十四歲或十二歲的少年都去勤王了，說明滿洲大本營的人力資源已經透支了。這些最精銳的部隊在僧格林沁的率領之下，在八裡橋被英法聯軍殲滅了。這才是滿洲帝國的致命傷。只要滿洲帝國的核心戰士還在的話，少量的核心戰士鎮壓住多數的輔助部隊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核心軍團被英法取代以後，湘軍和淮軍必須要依靠戈登將軍做太上皇而不是滿洲人做太上皇。

[00:32:14]我們要注意，湘軍在作戰的初期還是很依賴滿洲人的支持的。比如說像塔齊布和多隆阿這種人，三河鎮一戰如果沒有多隆阿的騎兵助戰的話，湘軍還打不贏。但是到太平軍戰爭快要打完的時候，滿洲人的騎兵已經是基本上打沒了。以後，湘軍，特別是後起的淮軍，他們的眼裡面只有戈登將軍和德克碑(Paul-Alexandre Neveue d'Aiguebelle)這樣的英國人和法國人。等於是，東南亞殖民地，揚子江以南的各地，以前是認滿洲人和蒙古人做太上皇，少了他們不行，以後就要把英國人和法國人當太上皇，少了他們不行。而滿洲人剩下的那點權力是可有可無的，那點權力的象徵變成了可有可無的。

[00:32:59]在這個時候，你當然可以想像，就像是鮮卑人的朝廷在安史之亂的時候把安西節度使和全國的節度使的兵力都抽空了的那個樣子，只留下象徵性的守營部隊。大帝國有一個麻煩之處就是，它表面上有幾百萬大軍，但是在每一個點上，機動兵力都是很少的。安西行營管的是幾十個國家，但是它能夠抽出的機動兵力是幾千人到幾萬人。抽出這些機動兵力以後，在每一個據點上面能有幾十個人看家就已經很不錯了，可以輕而易舉地被殲滅。小國反而是在內部沒有防禦的負擔，往往可以抽出大量的機動兵力來。而大帝國（像晚期羅馬帝國也是這樣）看上去兵很多，但是在每一個據點上的兵力都是捉襟見肘。任何一個邊境上出了毛病，從帝國其他部分調兵都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其他地方的兵力也有任務，拆空了以後怎麼辦？還沒有拆空，問題就已經很大了。在這個時期，當然陝甘和新疆的兵營都被拆得像唐代安史之亂以後的安西節度使一樣，它失去了維持秩序的能力。

[00:34:13]我們要注意，英國人在印度撤退也是這個理由，而且把政權交給甘地和尼赫魯他們也是這個理由。國大黨這時候顯示出了他們的群眾組織能夠替英國人維持秩序，所以他們可以接英國人的班。英國人在五卅慘案（五卅慘案是共產國際發明的）和印度的阿姆利則慘案採取的做法，都是十九世紀那種迅速的做法。這是英國殖民主義者的經驗，也是滿洲人和所有殖民主義者的經驗：統治就要少殺人，要少殺人就必須殺得迅速果斷。任何時候稍微出現一點苗頭的時候，值班軍官要毫不猶豫地殺人。廣大懦弱的費拉群眾，印度人和清國人這樣的費拉群眾，一看到你殺人殺得果斷，立刻就服了，於是人死得很少。帝國的滿洲八旗和英國軍隊都是少得可憐的，它全靠威名來維持。

[00:35:06]如果像現代白左要求的那樣，人權啊，民主啊，冤枉啊，不冤枉啊，前線軍官束手束腳，生怕被送上軍事法庭，那麼他不敢殺人，一不敢殺人就麻煩了。請注意，不敢殺人的麻煩不是落到英國人頭上，而是落到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頭上，落到國民黨和共產黨頭上。英國人一不殺人，群眾馬上就要開始奪權。一奪權，首先發生的事情就是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瘋狂互殺，國民黨和共產黨瘋狂互殺。英國人如果在，你們誰也殺不了誰，大家都怕英國人；英國人剛剛一縮手，你們馬上就瘋狂地殺起來了。英國人在的時候，死幾十個人或幾百個人；英國人一走的話，幾十萬人或幾百萬人都死了。原因是什麼？原因就是因為你沒有果斷地殺人。這一點，白左是絕對不能承認的。他會反過來說是，都是殖民主義的錯，如果你一個人也不殺，那就什麼問題也沒有了。見鬼，如果你一個人也不殺，就根本沒有大英帝國，大家早就在張獻忠的手裡面殺得片甲不留了好不好。

[00:36:08]滿洲人就在太平天國戰爭的時候經歷了這樣的臨界點。他們剩下的那點兵只夠守營，維持不了秩序。大家殺人，滿洲人不來懲罰。於是出現了土豪現象。在羅馬帝國解體的時候，我們要問，為什麼天主教會變成了封建諸侯？原因就是這樣。他們本來是慈善組織，而且也是在拜占庭皇帝的統治下。拜占庭皇帝要想把羅馬主教流放到賽普勒斯去，那是一道詔書的事情。多少個羅馬主教都被他流放到不知道什麼地方去了，因為得罪了宮廷、太監或者其他什麼原因。然後蠻族一來，他們就因禍得福了。對於廣大孤苦無依的群眾，這時候只有給他們發救濟糧的教會還在，皇帝和他的政府閃電似的逃跑了，他們只有找教會。而教會是沒有武裝也根本不想打仗的，教會的基本邏輯是和平主義，但是教會手裡面還有一點救濟糧。TMD，秉著基督徒的仁慈，好像也不能見死不救。我也沒有別的辦法，第一，我給你們發一點救濟糧；第二，匈奴人來的時候，我去求一求匈奴的酋長，請他們不要殺人好不好。但是這種行為本身就已經足以構成權力的來源了。

[00:37:22]在可憐的群眾看來，跟著教會走就有活路。其實跟著教會走的被殺的也不少，但是比較起來的話，沒有跟著教會走的死的可能性更大。蠻族和盜匪殺了你，一點心理負擔都沒有。如果到了教堂裡面，其實蠻族有的時候也進教堂殺人搶劫的，但是那時候就會有一個主教跑到蠻族國王的營壘裡面，說上帝會懲罰你如何如何。其中有幾個也被發脾氣的蠻族國王殺了，但是國王本人也是有一點敬畏神明的。雖然他們信奉的可能是奧丁之類的，但是說不定下一次有一位國王不得好死的時候，他們就覺得，是不是因為上次我們搶了教堂的結果？就因為這一點點差別，基督教就在倖存者淘汰當中明顯占了上風。顯然，信基督教的人更不容易被淘汰掉。

[00:38:14]最後搞到某一個階段，查理曼大帝本人信了教。而且這時候，教會跟後來恰好相反，盡可能忽悠國王到羅馬來加冕，接替羅馬皇帝來維持西方世界的秩序。而國王本人並不高興去羅馬加冕。對於他來說，義大利人純粹是外國人。我在法蘭克當一當國王已經很不錯了，我去那兒幹嘛呀。我還要多花錢，消耗我寶貴的武士。但是經不住教會的忽悠，一直把他捧上了皇帝的位子。當然，皇帝後來羽翼豐滿、教會也羽翼豐滿以後他們又掐起來了，但那是後來的事情。早期教會是很希望找一個負責任、願意信基督教的蠻族酋長出來保境安民的。

[00:38:56]當然，在秩序崩潰的時候，整個情況就是這樣的。完全找不到保護者的貧下中農必然是死路一條。要麼是饑荒和瘟疫一起來，餓死病死，要麼就被張獻忠殺掉了。要麼你自己就先做了張獻忠，去殺別人，然後又被別人的團夥火拼殺掉。這時候，本村的劉老地主和王老地主就要給求他們庇護的貧下中農發一點救濟糧，同時還要命令他們說，你們不能白吃哦，要替我們家修一個院牆，等張獻忠來搶的時候，大家日子都好過。然後接下來的事情就是看誰修的院牆最堅實，誰的土豪做得最大。然後土豪做到一定程度就變成軍閥了，你也會產生私心：我手下聚集了這麼多流民，我的糧不夠吃，資源不夠用，別的地方還有一個土豪，我可不可以像朱元璋吃掉張士誠那樣，我把他吃掉呢？

[00:39:50]吃掉以後，歸附我的人當中就會有一些軍師出來。軍師想，我當兵太苦了，幹活我也嫌太苦了。如果跟著軍閥當軍師，我就是將來的大臣了，日子好過得很。於是我就捧著二十四史，根據二十四史當中的稱王稱帝的經驗，去跟劉老地主和王老地主說：“明公，當今保境安民就靠你老人家了。上天的旨意已經非常清楚，天下大亂，秦失其鹿，大清朝已經失了天命了，將來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不是你還能是誰呢？如果你不稱王稱帝的話，別人稱王稱帝，把你吃掉了以後，你就變成反賊了，那是多麼不划算。你稱王稱帝，說不定你就是皇帝了。這個遊戲的道理，大家都懂的。請你稱一個王吧。如果實力不足、稱王來不及的話，你至少要稱一稱將軍或節度使之類的東西。這樣做，將來在真命天子出現的時候，你至少可以以將軍和節度使的名義去歸附，混一個開國功臣，多好的事情。”然後大家自然而然就都會這麼幹了。

[00:40:50]在這個過程當中，就會像李世績那樣，我小時候做強盜殺人，長大了做將軍，救人性命。請問，將軍難道不也是殺人的嗎？這還是不一樣的，不一樣的就是在我剛才所說的那種機制當中。但是這個過程就有淘汰了，看誰弱誰強。淘汰的結果就是，穆斯林的土豪，無論是過去跟清朝有梁子的，像馬化龍那一系的，還是跟清朝沒什麼梁子的，像馬安良那一系的，各自變成了土豪。他們的土豪勢力普遍比儒家土豪做得大。但是我們要注意，伊斯蘭教的土豪根本不是清朝和後來皇漢（包括支田耶）所描繪的那種企圖奪權的陰謀家，更不是種族主義者和宗教迫害者，而就是保境安民的土豪、有點野心的軍閥諸如此類的。證據就是，他們沒有像朱元璋和陳友諒那樣做。朱元璋和陳友諒事情做大了以後幹了什麼？他們把南京、武昌的那些元朝的統治據點都拔掉了，然後自己稱王稱帝。而穆斯林的那些土豪，他們把寧夏將軍穆圖善和塔城的伊犁將軍全都留下來了。很明顯，他們甚至沒有反清的意思，他們只把本鄉本土護住了。

[00:42:01]如果我想要稱王的話，我實力充足以後，我已經站住了江南江北的這一大塊土地，但我的轄區當中還有兩、三個元朝的據點，這些元朝的據點還是元朝任命的地方官，我當然要把他們拔掉，然後我自己駐進南京城裡面自稱吳王。但是馬化龍都沒有想到打進寧夏將軍府裡面去自稱寧夏王。大清國的維穩勢力退縮以後，很顯然，派出的人馬都撤回總督府去。比如說新疆守不住了，那麼我肯定會把喀什和田的人馬撤回來守烏魯木齊。四川如果遍地都是共產黨的話，我肯定把各地的軍隊撤回來守重慶。這是必然的邏輯。所以寧夏殘存的清兵都回來守寧夏府了。各地留下來的部隊，沒有落到張獻忠口中就是落到幾個土豪的手裡面。而幾個土豪採取的做法是極其保守的，能不打仗就不打仗，守著原來的地方，儘量節省資源。

[00:43:00]馬化龍其實原先是一個慈善家。他的做法跟潮汕基督徒是差不多的，內外兩層：我的自己人上經文學校，但是同時我也要辦普通學校，普通學校是非基督徒和基督徒都可以上的。邏輯是，這樣你們可以瞭解一下基督教的文化，說不定有朝一日你們會皈依基督教。像潮汕的基督教學校也是分成這兩層的。做慈善事業，也不是說非要基督徒才能領慈善的。穆斯林也是這個樣子的。馬化龍就在他變成軍閥以前大量地救濟平民，受他救濟的平民當中包括很多漢民在內。當然他後來也殺了漢民，軍閥不殺人是不可能的，但他殺人的方式是軍閥式的，是封建式的。不是我系統的人跟我爭資源的，我就殺；求我救濟的，一般我都給。殺人的物件也是不分回漢、不分教派和種族的。而他自己的血統也不是所謂的阿拉伯和波斯的後裔，反而是吳越血統嫌疑很重的人。這是當時殺人的主要方法。如果說所謂漢人死得多的話，那主要是無產階級和散沙死得多，這是必然的。在社會秩序解體的情況下，越下層，越沒有保護的人，死得就越多。

[00:44:07]這個保護的過程必然也就是伊斯蘭教擴張勢力的過程。吃了伊斯蘭教的糧，或者把自己的孤兒留給伊斯蘭教徒，那麼孤兒變成穆斯林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像賽福鼎這樣的人，在三十年代，這時候的穆斯林跟馬化龍那個時代已經不同了，已經開始發明民族了，但是他還是自己收養了兩個漢人的孤兒，給他們取上了維吾爾人的名字，把他們教養大。這種事情在穆斯林當中是非常常見的，是典型的積德行善一類的事情。然後養子長大以後，自己也會變成維吾爾人和穆斯林。今天他們可能會作為東突恐怖分子而進集中營。如果他們沒有跑掉的話，那必然就是這樣。進集中營的那些人當中必然包括以前在明清以漢人的名義被穆斯林收養的那些孤兒。就好像是，基督教會在朱利安皇帝的時代和現在，它收養的孤兒十之八九將來長大以後就會變成基督徒，是一個道理。所以這根本不是什麼種族的問題。

[00:45:07]左宗棠西征的時候，面臨的就是這樣一個局面。寧夏將軍穆圖善守著他的孤城不出來，但是馬化龍不但沒有像朱元璋一樣打他，反而給他送了很多禮物和糧食去接濟他，好像雙方的關係還處得很不錯一樣。當然，這是馬化龍在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現。他覺得，其實穆圖善失陷封疆不是我造成的，我原先是穆圖善的臣民，但是我不是搶了穆圖善手下差官的土地，而是穆圖善自己守不住國土，在張獻忠遍地的時候，清兵已經走了，然後我出來維持秩序，我就變成了軍閥。但是如果我是朱元璋和毛澤東的話，我肯定會預見到，如果大清朝回來，穆圖善為了推卸自己的責任，他絕對不會說我守不住我的疆土，他一定會說馬化龍和其他反賊把我的疆土奪走了。從這一點你也可以看出，穆斯林比漢人要老實。他缺乏漢人的那一套馬基雅維利主義和三十六計的陰毒權術訓練。他覺得，他沒有害過穆圖善，穆圖善不會害他的。他自己有餘糧的時候，還分了一些餘糧給穆圖善。但是穆圖善是必然要害他的。只有害了他，穆圖善才能夠在大清朝廷面前處於無罪的地位。所以，大清朝廷從太平軍戰爭中緩過勁來、又跟西方列強言歸於好以後，在他們眼中就成了，馬化龍和各路穆斯林土豪反賊發動叛亂，奪取了我大清朝的江山。

[00:46:40]但是，這時候的大清朝已經不再是以前的大清朝了，它變成了大清朝跟湘淮軍的聯合政權，主要依靠西方帝國主義的資金和武器。例如，左宗棠就靠的是英國人的貸款和德國人的武器。胡雪岩坐在上海替他運糧運餉，否則湘軍根本打不出去。他進攻內亞的這些部隊，與其說是滿洲人的部隊，不如說是湘軍，帝國主義的殖民軍和先頭部隊。但是即使有了西方的洋槍洋炮，事實上，他的老湘營再加上輔助部隊也只有幾萬人，不可能平定陝甘的廣闊區域。因此這時候他採取的做法就是，打擊少數人，拉攏多數人，招安。比如說，馬安良和董福祥都是招安對象，馬化龍是打擊對象。為什麼是這樣？首先，基本邏輯就是，只抓極少數首惡，因為太多的人我們也抓不了。大多數人，我們盡可能招安過來。但是誰是首惡呢？如果你從火星人的角度來講，很難說誰是首惡，馬化龍根本不比別的軍閥更壞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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