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對流層的湧動 - 亂世樂土

新興僭主帝國西晉在討平了吳帝國之後，其在東亞大陸的統治權也底定。交趾與廣州的行政權也落到了晉帝國手中。爲避免像東漢末年那樣各地州官軍事實力坐大而擁兵作亂，晉帝國罷免了東漢帝國以來的州郡兵制度，卻唯獨在嶺南的交州保留了這一制度。原因是交州刺史陶璜認爲交趾南部的林邑國襲擾交趾不絕，而且兩河之間的諸南粵部族的強大軍事實力始終令他們忌憚，因此需要在交州保持州郡兵制度以備作戰。史載，

這裏說的“廣州（州名）南岸”“六千餘里”的地區所指的就是粵人的領土兩河之間的地區。從這段描述可知南粵諸部族的勢力在兩河間地區十分強盛。又因爲“二州脣齒”，即廣州（州名）又與交州彼此相接、互爲脣齒，所以爲了抵禦南粵諸部族可能發起的進攻，必須“唯兵是鎮”即以重兵鎮守嶺南。由此，陶璜認爲爲了鞏固在嶺南殖民據點的統治權起見，晉帝國不宜裁撤交州的州郡兵。另一方面，晉帝國頒佈“戶調式”徵稅法，對淪陷在晉帝國手裏的嶺南的殖民據點如南海（今廣州）、始興（今韶關）、蒼梧等地的編戶粵人課以重稅，史載“凡民丁課田，夫五十畝，收租四斛，絹三匹，綿三斤”。晉帝國是比孫吳帝國僭主性更徹底的華夏帝國，在交趾與廣州的殖民烈度並無稍減。而雖然華夏帝國的殖民者與近世經由海路而來嶺南的歐洲殖民者都同稱之爲"殖民者”，但二者內在政治傳統的深刻差異造成了其殖民所輸出的秩序的截然不同：前者因爲其吏治傳統，而習慣於對殖民地實行尤爲粗暴野蠻的亞述式割草，進而實現對當地的扁平化治理，以朱明帝國殖民雲滇摧毀大理文明爲典範；後者則因深厚的封建傳統，習慣於樹立代理人而在當地實現間接治理，並承認、尊重當地的習慣法，培育當地人民的自治能力，以英國輸出秩序到南粵終得香港城邦爲典範。南粵未來須善擇道路，師範良者，切不可以重入前輩窠臼。

公元 290 年晉帝國的交州刺史陶璜去世之後，晉帝國派遣了吾彥繼任交州刺史一職。此時以趙祉爲首的九真（約在今越南中部）戍兵作反，驅逐太守，圍攻郡守，卻在吾彥到任後不幸被他彈壓。而此時的晉帝國經八王之亂後，國勢日衰。及至永嘉時期，在內徙中原的匈奴、鮮卑、羯、氐、羌等五胡蠻族的步步進逼下，原生華夏文明在揚子江以北終見落日餘暉。西晉帝國這樣的存續危機下，疏於過問嶺南事務。而交州刺史吾彥無意在嶺南發展，不久就請求返回嶺北，而後交州刺史由顧祕接任，而顧祕在不久後又去世。在顧祕去世後，空缺的交州刺史一職就沒再由帝國指派，而是由交趾本地勢力推舉顧參接任。顧參在上任不久後卻又去世，其弟顧壽想接任交州刺史，卻未得到交趾本地勢力的認同。顧壽因此欲殺此時把持州務大權的交趾本地土豪梁碩，以奪取交趾的政治大權，卻在後續往來的衝突中被梁碩誅殺。而後，梁碩自行領任了交趾太守。

而在嶺南的另一端，粵江口的廣州城的政治局勢也不安定。 鎮壓郭馬反叛的廣州刺史滕修去世後，廣州刺史的擔任者從王毅、嵇含到王矩、郭訥等幾經易手，其中嵇含更在未上任便被與他向有仇隙的司馬郭所殺。而此時的嶺北已是洪水蔓延，晉帝國與巴蜀的成漢帝國對峙期間，巴蜀地區的居民流亡到荊、湘地區。蜀人作爲荊、湘當地的外來客人，受到本地人的侵凌欺侮，因此與本地勢力不斷衝突，在這期間蜀人擁立了杜弢作爲領袖自立。此時的廣州刺史郭訥遣兵往湘地攻打杜弢，卻遭到大敗。此時以溫邵爲首的廣州本地勢力便趁機驅逐郭訥，欲迎立湘地的王氏家族的王機爲廣州刺史。王機即前廣州刺史王毅之子、王矩之弟，此時王氏家族在廣州應已經形成一定勢力，而溫邵可能在王機的父親王毅、兄長王矩擔任廣州刺史的時候，就已經是王氏家族的部屬，他之所以迎立王機，也正是因爲他想要與自己故舊的勢力聯盟。王機此時便帶領門客千人南赴廣州。郭訥試圖派遣人馬截擊溫邵，阻止溫邵迎立王機，結果失敗，甚至於最後郭訥手下部衆全部離散。自此王機得以成功入主了廣州城。而在王機入主廣州城後不久，郭訥就交出了廣州刺史一職給王機。

在王機就任後，因爲他的廣州刺史的位置得來並非由朝廷授權而來路不正，所以他就陳表給其時督管江、揚、荊、湘、交、廣六州軍事的朝廷大員王敦，請求讓自己轉任交州刺史。王敦想趁此機會借王機的手討伐自領爲交趾太守的梁碩，因此批許了王機的調任請求。而交趾太守是碩拒絕接受王機前來交州就任刺史。交州府司馬杜贊因爲梁碩拒絕接受王機而率兵攻擊梁碩，爲梁碩所擊敗。杜贊或許是一位來自嶺北的流官，此時由於梁碩害怕與杜贊同是來自北方的僑民勢力藉機起勢反對自己，就將這些北方僑民中間的能人全部殺死，並且擁立前交州刺史修則之子修湛爲交州刺史以抵拒王機前來。在梁碩的抵制下，王機終無法進入交州而折返，路上遇到與桂林郡的南粵部族作戰回來的杜弘，於是一起圖謀割據交、廣二州造反，後來被新任的廣州刺史陶侃討平。而此時交州的梁碩仍事實割據，晉帝國當權者王敦派王諒爲交州刺史，殺害梁碩擁立的交州刺史修湛，梁碩因而舉起反旗與王諒作戰。而後梁碩雖然在對王諒的戰鬥中取勝，但最後卻不幸爲陶侃派遣的帝國軍隊所擊敗。

雖然交趾本地土豪梁碩的自立行動以失敗告終，但華夏帝國在紅河三角洲的殖民秩序消退已見一斑，可以看到紅河三角洲平原上更多的嶺南先民開始勇敢站出來驅逐帝國殖民者。而梁碩殺北人僑民這樣的行動，則顯示了交趾越人與北人僑民之間長久以來都存在族羣矛盾，這樣的矛盾終於以這樣激烈的方式激化。此時自馬援殖民征服紅河三角洲平原已經有兩個半世紀，陸陸續續進入嶺南尤其交趾的東亞人常常是爲了躲避東亞北方的戰亂，尋求安定的嶺南的庇護。而由於越人的共同體組織在當地始終存在，這樣的共同體組織形成了排外能力，只要他們選擇融入當地，這樣的排外能力實際上可以保護他們。然而他們作爲當地的客人，卻在華夏帝國主義的支持下以敵僑而不以歸化者自居，不融入本地越人的共同體反而侵害本地，這就只會令交趾的越南先民與他們之間的族羣矛盾不間斷，以致於最後只能彼此訴諸武力劃清共同體邊界。後來的李長仁屠殺北人，也是這一矛盾的經年延續。以上關於地方主客關係的經驗古今皆通用。而王機作爲帝國在廣州城的權勢家族的成員，雖然在廣州有祖輩積累的政治資源基礎，但其所作所爲卻可惜地並未體現出爲本土利益承擔大任的土豪式政治德性，他更像是爲謀取嶺南的膏腴財富而投機的野心冒險家。他最後圖謀趁晉帝國虛弱混亂，聯合杜弘與廣州本地勢力來割據廣州與交趾自立，結果也以失敗告終。此時的廣州城則處在帝國的行政控制下，廣州本地的粵人豪酋勢力常與帝國合作，像溫邵可能就是與帝國王氏官僚家族合作的本地粵人豪酋勢力。

與此同時在東亞北方，蠻族如匈奴、鮮卑、羯、氐、羌等入主中原，大洪水席捲而至，西晉帝國的華夏王公貴族棄洛陽城而逃，洛陽城人競相食。公元 317 年，西晉帝國的華夏王公貴族南渡揚子江流亡到吳越，建立拜占庭式的東晉帝國。相較於東亞北方人競相食的人間地獄情形，嶺南仍然一如既往地安定繁榮。即使是受帝國行政控制的南粵低地地區如廣州，也只是發生帝國殖民者之間的權力之爭，並沒有戰火蔓延到南粵民間。由於遠洋船舶技術的發展使得船舶可以不經合浦港而將貿易貨物輸送至嶺北，以及林邑從今越南南部不斷襲擾交趾，加上吳晉交趾爭奪戰爭帶給了交趾連年兵燹，令交趾十分不安定，使得此時交趾、合浦在嶺南作爲貿易港口的地位下降，南粵海船的主要出海港口漸漸轉移到了廣州，令廣州的財富日增月益。現代在廣州出土了晉帝國時期的一塊古磚，這塊古磚上所刻的文字，反映了其時時人對嶺南嶺北社會狀況的巨大差異的認識：

在西方，公元 395 年羅馬皇帝狄奧多西去世，羅馬帝國分裂爲東、西兩部分。由於羅馬政局動盪，內亞到東亞的陸路交通暫時中斷，而南粵作爲嶺北東亞內陸與西方在海路上的中轉聯結點，地位大大提升，海洋貿易進一步發展。由此在五世紀之後，據伊斯蘭世界着名史書《黃金草原》的記載，這一時期的南粵商船已能航行至波斯灣北端、幼發拉底河下游的 Hira 一帶（今伊拉克之納傑夫或巴士拉）。與此同時，西亞、印度、東南亞等地十餘國的商船亦每年來粵貿易。 在廣州港，進口物包括“金銀寶器、犀象、棉布、斑布、金剛石、琉璃、玳瑁、珠璣、檳榔、兜鍪、珊瑚、沉香、雜香藥等”，出口物則有“陶瓷、鎧仗、袍、襖、馬等”。 這一時期的廣州儼然已是世界海洋貿易體系東端的最大港口。描述廣州富裕的著名傳說“廣州刺史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也”所說的就是此時，廣州的帝國殖民流官則“在任者常致鉅富”（《南齊書》），以殘酷的吏治收割粵人辛勤創造的財富。許多南粵商人便被迫則繞開帝國官府，與客商在廣州以外的偏僻港口進行私下交易。此時嶺北東亞與西方的文化交流往來也多藉由南粵中轉。晉武帝太康二年，羅馬帝國派遣使者去往北朝帝都洛陽贈送火浣布等禮物，就是在廣州城中轉。公元 399 年，晉地的僧人法顯從長安陸路前往印度取經，由海路返回，在公元 409 年，他在獅子國（今錫蘭島）無畏山寺院內，看見了寺院裏的青玉佛像旁供着一把晉地的白絹扇，可知這時即使遠至晉地的東亞北方，那裏的日用品也經由南粵的海洋貿易銷往南亞。這些來到南粵的人之中還有僧侶、傳教士，如耆域在公元四世紀初來廣州傳教，併爲人治病；求那跋摩於公元 435 年來到廣州，後爲帝國邀請至建康譯經傳教；波羅末陀於公元 546 年來到廣州，再輾轉到達建康，後又回到廣州翻譯佛教經典共二百七十八卷。這些僧人在傳教之餘，還將他們的哲學、文學、醫藥、繪畫、雕刻等技術帶到南粵，給南粵貢獻了寶貴的文明資源。

而兩河之間的南粵部族仍然按他們古老的東南亞部族習慣法維持秩序，並且同樣因這段時期的安定而迅速發展。此時，嶺北的事從來遠離粵人日常部族生活所及，也因彼此種族人文屬性上的深刻異構而令他們不想過問，更不願意無端被裹挾進去。那時的粵人更從來未曾想到日後會有一道叫"中華”的符咒緊貼在他們民族頭上，而這道符咒上畫滿了堂而皇之地剝奪他們古老自由傳統的扭曲意識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