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Eric
鏡子森林是一部我頗有期待的作品，事實上，跟記者、媒體這個產業有淵源的影視作品，總能激起我內心那個蠢蠢欲動的小波瀾。小時不讀書，長大當記者，到底對於記者這個被網路鄉民嘲笑的職業，《鏡子森林》能不能帶給我們一個不同的視角？
游安順（左）飾演採訪中心主任、姚淳耀（右）飾演社會線記者。（民視提供）
鏡子森林，遲來的台灣媒體劇
先來說說《鏡子森林》出現的背景，鏡子森林其實在開播之前的討論度就不低了，而且是由民視和公視共同製作的獲獎職人劇，品質也有一定背書。《鏡子森林》歷時9個月的拍攝時間，慢工細活，與其說這是一部職人劇，其實我更願意說這是一個社會劇。
火線新聞記者證。（鏡子森林劇照，民視提供）
導演鄭文堂其實在2017年就已經在開始構思本劇了，但一直到2018年底才開始付諸行動，鄭文堂認為嚴肅題材更能激發他的興趣，而記者這個議題正好適合他發揮。編劇鄭心媚本身也是資深記者，曾經在《自立晚報》、《中國時報》等媒體服務多年，對於整個劇情的把握相當得心應手，也投射了不少自己擔任記者時的經驗在裡頭。
另外一方面，近年來電影、影集對於記者這個職業也有非常多的著墨，從2015年的《驚爆焦點》到2017年的《計程車司機》，海內外影視圈其實已經累積了不少能量，也普遍獲得不錯評價。而《鏡子森林》的出現則是成功釋放了台灣對記者作品的期待能量，2019年雖然有點慢，但還算一個不錯的時間點。
值得一提的是，《鏡子森林》也是資深藝人賀一航的遺作，我是從小看著他的節目長大的，看到他飾演的議長，說實話心裡還是有所觸動。
你們當記者是為了什麼？
「你們當記者是為什麼？ 要毀掉別人的人生嗎？」
這是我在第一集印象最深刻的話，鄭有傑飾演的黃國偉怒吼著，楊謹華飾演的政治記者高明聽到了這句話，但她臉上沒有絲毫回應，導演把這個問題留給了觀眾去做回答，去靜靜思考答案，但導演也偷偷在告訴我們，他將會用這三十集把記者這個答案給說好、說滿。
黃國偉（鄭有傑飾）向高明（楊謹華飾）下跪。（民視提供）
除了對什麼是記者的疑問，第一集運用了許多對比的技巧，讓觀眾看得很過癮。首先是對待新聞的態度，什麼是新聞？高明用她認真的態度告訴觀眾，不顧一切追求事實，不受人影響，那才是記者做新聞的本分，那才是做一個記者的價值。
跟高明針鋒相對的，則是姚淳耀所飾演的社會線記者侯方平，他更關注能夠吸引讀者眼球的新聞，小鮮肉、搞外遇的新聞才是觀眾要的。他遊走在黑白兩道之間，取得各種社會新聞需要的小道消息。其實在現實世界不也一樣嗎？迎合大眾、接受市場的記者，也同樣存在於台灣這片土地上。
透過鏡頭，導演仔細刻劃了這些團體的代表人物。在政治上，有人氣扶搖直上的市長蔡重生，也有遊走黑白兩道的、專門「處理」事情的議長。他們在戲裡的所作所為讓我們感到恐懼，但更該令我們感到恐懼的，是銀幕之外，這些事情正真實在台灣這塊土地發生著。
鄭文堂導演曾經在採訪中提到，由於籌備和拍攝的時間長達兩年，所以當時參考的都更案、政商勾結的想法，其實都已經跟當初發生的時代有點脫節了，算是熱點過去一陣子後才拍攝完成。不過我想導演多慮了，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2019年的現在，類似的事情依舊在新聞上層出不窮。
所謂的中國調查記者
《鏡子森林》也讓我想起了在中國工作的幾年，我曾在內容創業平台工作，接觸過許多中國的資深調查記者。說實話，中國媒體跟台灣都面臨挑戰，在政治領域上雖然無法太過著墨，但還是有很多中國記者在努力揭露真相。
有位我曾合作的一名中國記者馬雲龍，他曾為了中國相當知名的聶樹斌案奔走了11年。聶樹斌案1994年發生在河北石家莊，聶樹斌在罪證不足的情況下被控強姦殺人，次年就被槍決伏法。
在10年後的2005年，一位犯下多起強姦殺人案的王書金落網，並且主動稱自己才是當年強姦案的真凶，但他的口證未被法院認可，原因不明。馬雲龍做為記者的直覺告訴他有問題，並且緊急做了調查報導，題目叫《一案兩凶，誰是真凶？》
參考報導：母親、記者、警察、律師，持續21年的洗冤之戰（端傳媒）
為什麼證據不充足在11年前處死了無辜的人呢？這位資深記者只是告訴我，聶樹斌案涉及的政治勢力太大了，而且涉案人員的級別也太高了。一直到2014年，在記者、警察、律師的努力下，中國最高法指示山東高院對聶案異地再審，最終在2018年聶樹斌最終獲得無罪判決。
過了21年，如果沒有當初那篇報導，也不會有這個判決。
你期待怎麼樣的社會？
在中國，政府將記者視為跟教師一樣重要的職業，從1999年開始，中國每年都會慶祝記者節，但我也聽過記者朋友說，這個記者節其實已經失去了該有的靈魂了，慶祝甚至成了一種諷刺。
台灣記者跟中國最大的差別，是追求真相的路上他們的敵人有所不同，現階段台灣媒體向錢看的問題，造成營收導向才是影響記者追求真相的動力。而中國記者的敵人則是體制，重重體制阻礙了真相，也阻礙了聶樹斌案找到真兇。
然而，在某方面，兩岸的記者卻也無比相似，回到《鏡子森林》第一集的問題，你們當記者是為了什麼，馬雲龍給了一個很好的答案：
作為一名記者，就有責任把這些社會的不公，這樣的一些重大的冤案，如果你發現了之後，就要報導出去，這是我們的責任。
總結《鏡子森林》和我在中國的經驗，我覺得作為第四權的媒體，在現代依舊在捍衛社會的某些價值和期待。我們知道這個社會並不完美，但常常不知道我們該對抗這個社會的什麼，那似乎都是看不見的敵人。而記者的工作，就是代替我們剝洋蔥，不斷地問「為什麼？」——直到找到我們該對抗的東西，而且真正地打倒它。
台灣或中國社會不乏對社會有關懷的人，但更多是對這個社會冷眼旁觀的人，《鏡子森林》與其說是探討了記者這項職業，更涉及到社會價值本身的叩問：當你能夠定義出你想要的記者，你才知道你想要怎麼樣的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