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來主義」、「全盤西化」還是「全盤東化」？

「拿來主義」、「全盤西化」還是「全盤東化」？

——「五四」新文化運動百年祭

唐默思

11/11/2018－03/03/2019　

　魯迅跟胡適之大體上充當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左右兩翼的旗手。倆人之間的一些齟齬爭議，未必出乎他們的本意。例如這裏打算說的「拿來主義」（語見《且介亭雜文》），所針對的，衹是帝國主義列強以及土著文人不知所謂的「送去」，頂多算是就事論事的譏嘲。可若是放在五四以還的大環境來看，無論左右，都在這個問題上異口同聲，也就多少體現了五四先賢共同存在的傾向。這種傾向不期然跟晚清「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潮一脈相承，又揭示了五四新文化運動那飄忽不定的「小辮子」以及由此而來的錯失。如今五四過去百年，再拿來說說，居然還能應景。可見歷史一旦蹉跎起來，也會很無奈。

　先說說與之對立的，也就是胡適之的「全盤西化」論。

　此議一出便轟動朝野、謗滿天下。本來就心存自卑的社會氛圍，拿來送去都不怎麼心甘情願了。你這還要跟我說「全盤」。那不就是擺明要將自己傳統拱手相讓，完全放棄自身獨立性嗎！在當時救亡圖存的時代潮流面前，批評者當然很策略。他們所糾纏的，還衹是胡適之所使用的措辭。說這個「全盤」，就是百分百的意思。差一分一毫都不能算作「全盤」云云。

　胡適之當然承認這種表述不準確。東土號稱詩歌文化，本來就不存在精確傳統。大而化之的形容比喻幾幾乎遍見所有典籍。真要追究起來，恐怕誰都不再能說話，衹能道路以目了。所以胡適之自我辯解的開篇就引述西人感嘆，說大凡神學哲學之爭，十九皆名詞之辨。這位Lyman Abbott進一步抱怨，剩下的一成其實也衹是在詞義上糾纏而已。名實之間，是說不盡道不完的黑洞。除非講明是科學報告，精確到小數點後幾位（唉，小數點好像也是西來的）之類。否則一旦吹毛求疵，人還怎麼說話。（此文出處見附注一，下同不贅）

　這種認知演變在西方成就了所謂「哲學的語言學轉向」。多年後我還躍躍欲試提出過「宗教的語言學轉向」這個命題。所根據的其實也是這個思路。自己固然不得不知難而退，沒能延續這個研究。環視左右，卻也未見有人願意在這方面用力。可以想見這個題目確實太大。不知是否會有後人知難而進？很期待的同時，又想藉機提醒後來者，方塊字在這個問題上不可救藥。若沒有一元一神論的線性思維對形象思維的突破超越，所謂邏輯、所謂科學，在在都是天方夜譚。這個想法也算是對錢學森及李約瑟之問的回答吧（詳細討論當參觀余之「賽先生」一文）。

　而在當時，為避免繼續無聊爭訟，胡適之衹能改換表述，另用所謂「充份世界化」的提法。換了說法之後，問題是否就不存在了呢。不！百年（這要較真起來，又得費詞若干）過去，問題依舊存在。不僅存在，甚至在時下情境中，還愈演愈烈。這是我不得不重提這段公案的原因，藉機也想提出一些新的思考。

　說回到上文已經提及的「拿來主義」，與之相伴隨的，就是所謂「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的同構表達。

　魯迅振振有辭：「恰如吃用牛羊，棄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養及發達新的生體，決不因此就會『類乎』 牛羊的。（同見《且介亭雜文》）」人「拿來」牛羊，固然不能連毛帶屎一起吃。可是追問一下，這樣區分後吃下去就一定是精粹精華了麼？若是，何以還要拉屎呢？這些拉出的「屎」，到底屬於精華抑或糟粕？若還是糟粕，是不是一早就不該吃下去？

　問題於是就變成什麼纔是精華、糟粕；應該如何區分，是否能夠區分；以及即使能夠區分，又如何萃取；最後也最為重要的是，由誰來區分？如果衹能由「他者」來區分，「他」的區分標準，是否就一定適合「我」的需要？

　如此等等。

　聽上去似乎就很科學很嚴肅了不是？

　進一步追問，即便將食物中的營養成分完全萃取出來，像服藥一般吃進肚子去，是否就一定好呢？

　例如，將各種營養成分製成各種膏丹丸散啥的，每天吞服一粒，甚至一大把，算不算「取其精華」了呢（不記得是自己胡思亂想，還是真在《十萬個為什麼》之類書中看到過。當時或許真的視之為科學創新也說不定）？

　首先反對的，應該是美食家之流吧？開什麼玩笑，單靠吞藥丸來維持生命，莫非從此要捨棄美食？

　更何況這些藥廠弄出來的玩意兒，真的就是「精華」？吃下去，真能讓人好好活著？

　要拿人來做實驗，未免太不「人道」（一笑。基因工程面前，還會有人堅守「人道」這個概念嗎）。

　換個角度，衹要看看農夫耕田，看他用「連毛帶屎」有機肥料種出的莊稼農作物，跟用化肥廠提純出來的氮磷鉀肥田料種出來的農產品比比，哪個更好，今天看去，恐怕也是不言而喻的了吧？

　道理就是這麼簡單。靠「拿來」就以為能夠取得「精華」的想法，既不可靠、也不可行。

　因為費盡心機「拿來」的「精粹、精華」，本來是有機生命的組成部份。一旦脫離其基礎，到了你這裏，就成為毫無生命力的無機物了。

　生命衹能靠生命來滋養。這纔是自然過程。

　尤其是，正如上文已經提及的，一旦這「拿來」動作的主體并非生命所屬的「自己」，而是靠「他者」，靠他者強行操作的「灌輸」，這局面是不是就非常嚴重了？

　舉一反三，文化生長，難道不也同樣應該是「有機」的嗎？

　說回胡適之的「全盤西化」論，反倒算是有機引進。試圖讓東土文化這個有機體，在茹毛飲血過程中，通過咀嚼消化吸收這個「有機」的「西化」過程，激發出活潑潑的生命力來。作為活物，人豈能靠服食藥物來維持自己生命（「維他命」，還得是「他」製作出來甚至咀嚼過的）？那得是嬰兒老人病人纔會幹的事兒吧？（更何況，這飼料還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的。國族何辜，遭逢此劫。）

　可惜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胡適之自己也不知道如何纔能真正「全盤」，更不清楚知道，什么纔是真正的「西」什麼纔是「世界」，也自然不可能說清楚「西化」或者「世界化」的前因後果會是什麼。所以一旦遇上來自各方面的反對，便衹能偃旗息鼓。

　百年之後的今天再看當年，事情變得頗為有趣：胡適之所師承的美國實用主義大師杜威（John Dewey1859-1952）本身是無神論者。他的名著《Democracy and Education民主與教育》（1916）被學界選為世界十大有害書籍之一，與《我的奮鬥Mein Kampf》等齊名。因為影響所及，造就了歐美社會一代又一代的白左勢力，不僅積惡成習，甚至還有變本加厲之勢（可參觀附注二）。順便再提一下吧，這個十大當中，還有一本《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 》[1830-1842]作者是Auguste Comte。他鼓吹的「實證哲學」聲稱已超越「神學theology」，亦即超越了傳統所認為的「宇宙由天主掌管」這一信仰，通過無神論的「形上」科學演繹，而達到認識的所謂最高階段即「實證」。從而為西方自法國大革命一直到《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by John Rawls（約翰•羅伊斯）的白左傳統植入了堅實的哲學根基。加上十大壞書之中另一個尼采（偏偏就是魯迅的思想背景）所宣稱「上帝已死」之類風行一時的理論，這一頗為偏狹的時代潮流，就此被當作「西方」的全部、「世界」的全部，成為五四先賢的共同思想資源。

　當然不能將罪責全部歸於美國舶來的實用主義。如果沒有東土的實用理性傳統，一切外來思想都很難在東土這塊頑石上落腳生根。即便為了政治需要，東土後來對胡適之大張撻伐，但是他的實用主義思想脈絡仍在敵對勢力當中綿延不絕。例如高舉小紅書的林彪，如何藉此來鼓吹急用先學立竿見影；提出四個堅持的鄧小平，又如何白貓黑貓摸著石頭過河等等，不一而足。可見胡適之口中的「西化」也好、「世界化」也好，根子還是自己的傳統。衹不過因緣際會號稱反傳統卻反而跟傳統一拍即合，一廂情願就誤以為文化更新也可以如此簡單容易，根本不必經過剔骨削肉銷魂奪魄徹底改造的痛苦過程，便能夠在不知不覺之間「全盤」、「充份」了。

　這個思想脈絡，或可解釋中國讀書界何以會割裂本來三位一體的「賽德基」，而衹將「德、賽」二先生「拿來」當作救國「良藥」。百年之後驀然回首，卻發現「德、賽」二先生的東進不僅遙遙無期，甚至還漸行漸遠，中國人又不得不面對百年之前的尷尬了。

　另一方面，試圖跳出前四十年政治牢籠的東土學界在矯枉過正一味鼓吹胡適之的時候，往往有意無意忽略了他的實用主義思想背景，直至無視陳寅恪所言「惟重實用，不究虚理」這一東土痼疾。這倒是值得後來者深長思之的。

　急功近利傳統支配下的東土士人根本無法理解超越現實的信仰之力，原因就是不能藉此取代現實中靠拳頭刀矛槍桿子纔能奪取政權那種基於叢林價值的傳統思維定勢。

　須知，這纔是東西傳統的根本區別所在啊。

　忽視無視這個根本區別的傾向根深蒂固。以至於直到今天，甚至在各地華文神學界，還是不斷有人試圖將東土的固有字眼牽強附會成三位一體的「賽德基」，藉此獲得萬物皆備於我古已有之不假外求的虛榮。這種思路的危害性甚至超過明目張膽的外在迫害。值得時人戒懼警惕。

　事後來看，當年讓世人覺得迫在眉睫衹能讓救亡壓倒啟蒙的根源，也在於對何謂「蒙」、如何「啟」心中無數。沒有將焦點集中在「人」的定義、定位上。甚至日後有機會提出所謂「四個現代化」時，也都集中在物質層面上而忽略了「人」本身的現代化。因為他們不明白，所謂「人」的現代化，其實就是從奴隸到自由人、從臣民到公民的脫胎換骨。若是沒有這個改變，無論物質上變得如何豐裕（所謂牛奶養豬），你就還是奴隸、臣民甚至屁民。而在東方傳統看來，「人」天生天養不都是爹媽「給」的嗎？身體髮膚本來就是受之父母的呀。有什麼不同呢？甚至在翻譯美國獨立宣言中「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那句名言之時，堂而皇之無視事實以詞害義地弄出一句貽害至今的「生而平等」。很多人至今也不明白，這句很順口的翻譯到底有什麼不妥。因而根本不能領悟這句話中包含的要義，恰恰就是「人」并非「生born」來便是的；而所謂「平等」，衹能靠「創造」纔會獲得。那麼誰能「創造」呢？當然不是生物意義上的父母啦。

　論證起來或許很啰嗦。這裏衹要問一句：爹媽生你們兄弟姐妹，會有生物上的平等嗎？十個指頭還不一般齊呢。哪來的平等呢！這個誤譯所導致的直接後果，就是從邏輯上否定了這個命題的合理性。演變到政客心裏，就以為這衹是一句他們自己所習慣的謊言。根本作不得數。

　更嚴重的後果，當然就是以此錯謬作藉口，為拒絕「原罪」、「救贖」以及「復活」觀念，打下基礎。

　「原罪」觀念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普罪論」是西方文明的基石。

　《獨立宣言》中提到的所謂「平等」，恰恰來源於「普罪論」，這是基督教「原罪」觀念衍生出來的概念。

　我在舊文中提及此論，驚嘆其背後邏輯精致美妙，若非天意（divine providence），實在很難會有這樣的思路。

　因為，相對於東土傳統的上智下愚等級序列說，普罪論聽上去特別荒謬。特別背離眼見的事實。遠遠超越了人的理性能力。

　基於弱肉強食叢林法則的東土傳統價值，視生活當中習見的一切為天經地義。是為之「實用理性」。

　衹要接受這個天經地義，自然就接受這個社會的既定秩序。正如孔子所說的：天何言哉，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弱肉強食就此成為永恒「天道」。「天」不變，這個弱肉強食之「道」亦不會改變。

　天人合一、天人感應。如此認知就這樣深植在這個文化傳統的根基之中。

　直至這個「原罪」論振聾發聵告訴我們說，不對，這個不是「天道」。而是一切罪惡的淵藪。因為無論上下尊卑高低貴賤，所有「人」與生俱來，都負有不能躲避的「原罪」。

　經常聽到無神論者的嘲笑，說基督教居然將黃口小兒也視作「罪人」，真是違背常識、大逆不道。

　其實衹要認同「人」是超越「自然」存在的產物這一命題，就自然能夠接受「原罪」跟「文明」的同構關係。

　「人」之所以不同於其他一切生物，在於一切生物都由各自在食物鏈中的定位來定義自身。

　所謂狼吃羊、羊吃草，就是這個食物鏈的典型表述。

　如果不能超越這個定位，人就跟其他生物沒區別。用孟子的話來說就是：「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

　「人」最終突破了這個框架、超越了這個設定。因為，初民違背自然戒律，通過「吃」同類來獲得生存機會。

　衹有靠「吃人」、吃「自己」，纔算突破、超越了自然限制，完成了「人」對「自然人」的超越。基督教經典對這個過程的描述，就是亞當夏娃犯下「原罪」，被逐出「伊甸園」。

　伊甸園，所隱喻的就是生物的自然狀態；也就是生物所依存的食物鏈。他們所犯下的「原罪」，所吃下的禁果，其實就是「吃了必死」的自然戒律。在蛇的誘惑下，他們嘗試，「吃」了，居然沒死。這就突破了戒律。

　所謂「吃人」、「吃」同類，開始是有形地「吃」（詳論可參觀余之《基先生》），然後就逐漸「進化」為無形的「吃」（所謂剩餘價值，就是同類的時間即生命，依照人化食物鏈的序列經歷攫取剝奪）來延續自身及其族群，這個過程（我名之為「殖民」，可參觀余之《殖民論》）一直延續至今，構成整部人類文明史。這就是我上文所謂的「原罪」與「文明」的同構關係。

　「原罪」說以及由此衍生的「普罪論」，構成了西方文明的基石。因為「平等」概念來源於「普罪論」。

　此論突破上下尊卑貴賤的等級序列，開啟了「天主」面前人人平等的社會格局。這是「人」超越「叢林」生物、超越「叢林法則」的關鍵一步。簡單而言，若沒有這個超越一切生物人的「普罪」論支持，試問，西土國王又何以會在他力面前屈服，西土又何來現在所能看到的古今之分呢？

　耶穌十架獻身為世人贖罪說的背後，涉及先民血親復仇冤冤相報傳統。詳論可參觀余之《殖民論》。

　魯迅的「吃人」說（此即原罪本來意思）以及「救救孩子」說，算是比較接近上述這些觀念的了。衹不過否認了「創造主」的存在，不能坐實「原罪」；更不會認知「救贖」的主體；順理成章，所謂「復活」當然更是天方夜譚了。換言之，失去了「信望愛」的維度之後，反而讓應受「啟蒙」的民眾（包括魯迅自己）陷入更深的絕望之中。最終不得不走向尼采的虛無主義。恐怕這就是十九世紀俄國文學遠超整個現代中國文學，後者根本無法望其項背的原因之一。甚至同樣可以用來解釋幾十年之後，俄國會發生東土人無法想像的更無一人是男兒的第二次十月革命。

　坊間有人分析魯迅跟胡適之的不同，說前者一味強調改造「人性」，所以對制度建設毫無貢獻。

　而胡適之側重在「制度」方面，因此對社會進步更為有利。

　其實兩者之間有著「蛋」與「雞」的類似關係。衹不過相比之下，人性改造無疑更為困難。制度是外在的。照搬照抄一下，很容易就「全盤」「充份」了。可是人心「壞」了，靠「誰」來貫徹執行這套冠冕堂皇的「制度」呢？可見的結果就是，百年過去，一切該有的「現代」名稱都有了。可是跟普世價值意義上的「現代」毫無關係。不僅無關。還墮落到公開否定了普世價值的存在。所導致的直接後果數不勝數：諸如簽訂了條約不算數；交通規則方便權宜眼開眼閉；立「法」容易，執行起來花樣就多了去了。百年之後，人們面對這樣的冷酷現實，還能說什麼？

　魯迅倒是講過，要「救救孩子」衹能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黑暗的閘門」，將「他們」放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

　問題是如何將詩歌語言構造的英雄理想轉化為社會實踐。人性改造之困難，如同頑石歷經沙漠砂礫演化成為馥郁蔥蘢充滿勃勃生機的沃土一樣，非經千年黑暗孕育，不足以言「功」。豈能跟舞臺表演一樣，金剛怒目振臂一呼，就能畢其「功」於一役呢。尤其躲不過去的追問不能不是：哪裏是「寬闊光明的地方」？就如同「摸著石頭過河」這個比喻一樣，哪裏是「對岸」，又為什麼要過「河」？這個問題講不清楚的結果，衹會摸來摸去最終倒退到原來地方，甚至墮落到更加不可量度的深淵裏去。

　平心而論，胡適之倒是鼓吹過「自由、人權」。這些聽上去虛無縹緲的舶來概念因為跟當時的社會現實完全脫節而很少得到民眾的積極響應。盡管從根子上說，胡適之所強調的「自由」價值用來對抗國家主義無疑正確，卻並不完整，並未切中要害。

　聖經說：Now the Lord is the Spirit and where the Spirit of the Lord is, there is freedom！（2CO 03:17）

　這纔是作為西方文明基石的自由價值的真正來源。

　可是東土學人卻很難理解這句話背後的邏輯。

　因為實用理性的思想傳統迫使東土學界將一切「精神」「超越」視作怪力亂神。從而失去認知如何「超越」叢林法則所支配「現實」的能力。不能超越叢林，衹能陷入成王敗寇贏者通吃的泥淖而永遠不能自拔。這就是為什麼說「救贖」是機緣，敬畏雅威是智慧的開始。理性的盡頭，纔是神性。

（[The fear of the LORD is the beginning of wisdom: and the knowledge of the holy is understanding.]Book of Proverbs 9:10 ）

　由於其師承侷限，而跟基督教超越叢林法則的個體價值根據失之交臂（順便提一提，「個體價值」這個概念歧義甚多。曾經有人將其與所謂「自私自利selfishness / self-centered」相混淆。影響所及，甚至令一些號稱嚴肅的政論家也牽涉進荒唐當中。例如將所謂「個人權利」推到極致，鼓吹一個以「個體」為單位的「主權獨立」等等，詳論可參觀另文。此處不贅），不明白在國家主義的「整體價值totalitarianism」跟「個體價值individualism」之間，橫亙著一個須臾不可或缺的「集體價值assemblism / freedom of assembly as the value」，捨此則無以對抗國家主義強權極權。這是「集社（教會即「肢體」的集合）自由」價值之所在。（詳論亦可參觀余之《基先生》一文。此概念傳統譯作「collectivism」之弊是混淆「整體」跟「集體」兩者。而忽略了自然界作為「整體」須由「群居」之「集體」人來與之對抗這個事實。因為「個體」人在大自然面前不堪一擊。這是所有「整體」價值持有者否定「宗教」，必欲將「集體」組織者除之後快的根本原因）。

　這也恰恰就是東土傳統的「集體價值」（家、家族）從來不能「獨立」於「國」（整體）的根本原因（這個話題說開去就會是一本大書了。簡單提一提就是諸侯政治跟現代民主制度的依存對應關係。民主本質就是非王權。而非所謂的普選制。能夠將強權關進籠子的衹能是強權。是強權之間的互相制衡。而非一盤散沙。這就是東土僭主集團對權力分立制衡制度深惡痛絕的根本原因。另可參觀余卅年前舊文《貴族、沙漠和社會進步》。不勝唏噓哈）。

　看過一個卡通電影介紹，說一條聰慧小魚團結眾多小魚，結體成為一條大魚形狀在大海梭巡，藉此來避開大魚的吞噬。因為並未看過卡通原作，不知道這個畫面的前因後果。衹是覺得這個意象像煞了為奴隸的基督教。宗教學上的共識，就是認定這個特點，衹屬於基督教。

　因為一般宗教都宣傳自己的教主如何法力無邊戰無不勝。惟獨耶穌基督卻以苦行苦路苦刑貫穿一生，藉此來喚起同樣受苦受難的奴隸，讓他們在希望中激發生存意志。進而以十架之死為象徵超越個體死亡，最終復活。使得本身孤苦無告掙扎求存的個體，匯聚成為人類歷史上影響力最大的「大魚」，進而改變了整個世界的面貌。

　東土的血緣宗法價值傳統，是作為群居生物的「人」在整個叢林之中凝聚力最強的範式。這是這個價值範式延續至今依舊具有強盛生命力的根本原因。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一直以來都是人際關係之中最為牢靠的紐帶。也因此成為一切社會組織結構的原型與象徵（包括黑幫社團乃至於各種會道門等等）。

　衹要作為生物的「人」依舊生存在這樣的關係網路之中，家庭及其擴大形態如家族等，依舊會是人類社會組成的基本結構。直至這樣的關係網路因為生存方式的改變（最為典型的當然就是傳統鄉村遭到破壞以及由此而來的城市化）而不得不面對重新組織起來的需要。殖民時代，無論鄉村的消亡或者城市化的過程，顯然都不是傳統文化自願自發的行為。因此，被迫失去傳統安身立命基礎的「個體」就不得不面對強大而組織完備的新生產方式。也就是我在上文提及的「整體」價值。其特徵就是以「整體」的名義剝奪個體的利益。其典型形態就是所謂國族社會主義、國族資本主義等，簡稱即「納粹」。

　簡言之，未經基督教改造的傳統社會，遇上有意無意的禮崩樂壞，必定不可避免地遭遇到社會範式的無所適從。至於當今中國社會普遍存在的「互害」模式，則跟上述種種還不完全相同。因為其間充斥政府部門的刻意「尋租」行為。貽害無疑更為慘烈。（或可參觀附注六、八）

　這也就是為什麼說這是殖民地居民特有的問題。要在傳統生活方式遭到破壞殆盡的地方爭取生存機會，就是說，這是一個如何纔能打破傳統範式，使之適應新生存方式的困境，更是世紀之交士人不得不共同面對的困境。

　我在論述國共黨爭勝負手時，提出過一個較少見人談及的角度，就是如何對待傳統價值。因為如果不能打破等級制度傳統價值的樊籬界限，根本就無法做到孫文念茲在茲的「喚起民眾」。民眾在期待跟失望中掉頭走去另外一個極端。用推送百萬大軍過江的小車，將自己推入耕者無田農奴的火坑，萬劫不復。在奠定內戰勝負局的同時，也為東土的淪陷跟墮落種下禍根。

　跟一般所認為的蘇俄軍事支持超過美國，所以纔導致內戰失敗的認知不同，我認為那個本意衹是打江山坐江山的痞子造反者，因緣際會獲得了兩個「徹底決裂」（跟傳統所有制關係實行最徹底決裂、以及跟傳統觀念實行最徹底決裂）的思想武器，甚至有意無意採納了很多基督教的結構方式（例如支部建在連上以及五湖四海為共同目標奮鬥等）來動員無知民眾，這纔是國府喪盡民心倉惶辭廟的根本原因（我的認知當然不止於此。相信天主大能，借這個魔頭之力，通過土改直至文革之類的政治動亂來摧毀東土延續千年根深蒂固的鄉紳制度。然後通過改開形成的經濟動亂，激發早已一盤散沙民眾的無窮貪欲，來摧毀殘存傳統溫情脈脈的血緣宗法面紗。到了時下，呈現為「互害」模式的文化動亂已經不可逆轉，誰知道什麼樣的命運等待在前面）。這也是時下僭主當局一邊鼓吹所謂不忘初心的同時，卻嚴厲鎮壓所有真正「不忘初心」不肯學習反而正二八經學「馬」的原因之一。詳論可參觀余之《基先生》文。

　主耶穌基督曾經指出面前的「寬、窄」兩條路：窄路通往生命（narrow is the way, which leadeth unto life），寬路則通往滅絕（broad is the way, that leadeth to destruction）。可惜人性就是這樣，偏偏在寬路上「聚者眾（many there be）」。東土歷史再次證明了這個殘酷事實。衹不過正如有心人經常說的：

　There can be miracles when you believe, though hope is frail, it's hard to kill.

　這纔是所謂「信望愛」的存在理由吧。

　有道是法取乎上而得其中，取乎中則得其下。像五四先賢那樣，最終衹會「拿來」一些急功近利的形「下」之物招搖過市，百年實踐的結果昭彰若揭，其弊其害，今人是不是已經看清楚了呢？

　或許學界果真有這樣的反思，至少日前在網站「愛思想」讀到一篇

《黄玉顺：梁漱溟先生的全盘西化论》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3747.html

　裏面討論了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1920-21）一文，認定梁早已提出這個命題。論時間，比胡適之與陳序經更早。衹可惜這個話題不僅沒有得到社會主流重視，反而很快就被救亡壓倒啟蒙的潮流所裹挾，終於以污名結束云。

　表面看來，梁漱溟的「全盤西化」論似乎比胡適之等人的遲疑態度更加決絕徹底。盡管他跟胡適之等留洋人士不一樣，沒有直接的西學經驗。但出於他對傳統文化的深刻認知，對作為「體」的「中學」大張撻伐，也非常先知式地直指東方傳統的叢林價值根源：就是所謂的差序格局等級制度。東土的實用理性，正是建基於叢林價值觸手可及的觀感之上。盡管他沒有直接這樣說，但是較之其他五四先賢，眼光顯然更毒辣，幾乎達到魯迅的深刻（無獨有偶的是，魯迅同樣缺少直接的西學背景與體驗，轉手東洋這一事實，對其世界觀的形成肯定有影響。時人研究甚至說當時活躍者泰半是不諳西學之人。語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蓋西洋留學生殆全體未嘗參加於此運動；運動之原動力及其中堅，乃在不通西洋語言文字之人）。

　問題還在於機緣巧合，梁漱溟囿於舊學之弊竟很快顯現。1930年7月，胡適之跟梁漱溟有過一場「梁胡之問」。他們質疑考究的事情，明顯就是出於梁某對傳統的癡迷執著，以及對西方現實的茫然無知。

　事緣梁漱溟致信胡適之，問他何以認為中國之病非「中國第一大仇敵國際資本主義及國內軍閥」而是「貧窮疾病愚昧貪污以及擾亂」等。

　胡答曰：將這些歸之於外國入侵的話，則「張獻忠洪秀全又歸咎於誰？鴉片固由外國引進。為何世界上長進民族卻不蒙其害？今日滿天滿地的罌粟難道都是帝國主義強迫我們種的？同樣帝國主義叩關卻為何衹見日本一躍而起，成為世界強國？」

　梁問最具特色之處，大抵是將所謂東西之別視作古今之異。原因就是他認為西土文藝復興之前，亦存在種種社會弊端（若將這個思路延伸開去，大概也就是中西醫優劣討論中所常見的路數。這裏不擬展開談。之所以提及，衹是想說，這樣的思路，即從根本上否認東西思維方式上的差異，並非梁漱溟所獨有。歐美認同此說者，亦大有人在。究其理論背景當即「多元文化不分高下」說。順便提一提，這也是白左的常用招數之一）。衹是這種現象並未阻止人們進一步追問：同樣存在弊端的西土何以能見證這個古今之變；而同樣的歷史進程，竟然並未在東土發生（此即所謂「李約瑟之問」。順便談談所謂中醫，參觀附注九）？

　須知，如果東土也出現這個自然而然發展，所謂「全盤西化」衹不過是讓東土傳統現代化的意思，沒啥大不了，又何必痛心疾首，將其視之為「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可見不知不覺之間，梁說居然就跟胡適之的說法合二而一了。東土文人論辯往往貪圖口舌之快，而很少顧及背後的邏輯（或許不如這樣說：邏輯是非線性思維者很難理解并把握的思想方式，這裏算是又一個證明吧）。

　難怪後來的殷海光會將梁漱溟稱之為「有影響力的糊涂蟲」（轉引自《殷海光學記》上海三聯2004）。

　這一困惑要到《Why Nations Fail 國家何以失敗》（2012, by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一書出來，纔算有了一個比較清晰的解答。盡管未必得到所有人認同。

　而這本書所作出的結論就是：制度。

　認真說起來，胡梁倆人對這個至關重要的基本問題都沒怎麼想清楚。殊不知，東西之別絕非古今之別這麼簡單的自然進程。而是關係到文化的「本體」，也就是「根」。在這方面認知最清楚的，當然就是歷朝權貴。他們很清楚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正所謂牽一髮而動全身。更何況如此變局所牽動的又何止一「髮」，而恰恰是他們念茲在茲不可須臾失去的「根」啊。這纔是他們的當今傳人囂張言論中所謂「不能改的，就堅決不改」的命根子啊。

　可見，他們口中心中的「體（regime）」或者「根」其實就是「制度（regime）」。（參觀附注四）

　陳寅恪曾經精辟概括這個「根」：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于《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又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夫綱紀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為具體表現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現者，實為有形之社會制度，而經濟制度尤其最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則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吾國古来亦嘗有悖三綱違六紀無父無君之說，如釋迦牟尼外来之教者矣，然佛教流傳播衍盛昌于中土，而中土历世遺留綱紀之說，曾不因之以動摇者，其說所依托之社會經濟制度未嘗根本變遷，故猶能藉之以為寄命之地也。（節自陈寅恪 《王觀堂先生挽詞並序》）

　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到，陳寅恪完整概括了東土文化之「根」的來龍去脈。直接認定傳統所謂的「三綱六紀」存在著跟社會制度之間互相依存的關係。在我看來，這是陳寅恪自認所秉承的曾國藩跟張之洞「體用」說的根據（他曾自稱「思想囿於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南皮之間」）。因為曾跟張就是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即所謂「中國文化本位論」的那些權貴之一（更早的還有一個馮桂芬）。無論後世將陳寅恪「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作何種解釋演繹，正如陳的摯友吳宓在日記中所言：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張絲毫未變……決不從時俗為轉移（節選自《吳宓日記續編》1961年8月30日）。換言之，陳寅恪心目中的所謂「獨立、自由」，跟陳子昂的「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境界大抵相類。更接近於傳統士大夫逍遙自在而決不從俗媚俗的遺世獨立。

　這種所謂「獨立」跟映現「神格」「位格」的神聖「人格」當然沒啥關係。難怪深諳傳統統治術的歷代僭主都會問他們：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糧票鈔票扣了再從體制內趕走，褫奪教職公職，你還有什麼「獨立」、「孤傲」的本錢？寫到這裏，真是想擲筆長嘆。人家幾百年前就知道：權力不能私有，財產不能公有。否則就進入災難之門。幾百年後的中國人民啊，你們究竟在想什麼？你們知道這些話是什麼意思嗎？

　這樣的「風骨」遇到叢林文化中必然遭遇的強權時，正如我在評論電影《霸王別姬》時指出的，在強權依舊尊崇傳統時，或許可以跟胡適之一樣悠然自得在蔣介石面前翹起二郎腿；可是一旦遭遇根本不買這種帳的地痞流氓草頭王，除了恨恨說：你有狼牙棒我有天靈蓋之外，便衹能跟陳寅恪一樣，說「回思寒夜話明昌，相對南冠泣數行。 猶有宣南溫夢寐，不堪灞上共興亡」了。及至妖魔癲狂天下大亂，再提「東城老父機先燭，南渡殘生夢獨多；衰淚已因家國盡，人亡學廢更如何」這些痛心疾首之問，卻不知是否還能問倒天下書生？

　就是這個為傳統士人一脈相承的價值認知，使得引領當時東土思想潮流的五四先賢難以脫出其窠臼，錯過了這個至關重要的時代機遇，正所謂一子錯，滿盤皆落索。百年中國終於一誤再誤，蹉跎至今。背後原因就在這裏。

　五四先賢的諸多錯謬當中，對後世影響最鉅的，除了以救亡壓倒啟蒙的選擇之外，與之密切相關的，應該是鮮少受到後世重視的所謂「非基」運動（參觀附注三《民国知识界发动“非基运动”的前因后果》）。運動的直接後果是剝奪了教會的獨立辦學地位。其惡劣影響一直延續至今，甚至愈演愈烈，伊于胡底。

　儒家傳統視野中的「家」「國」不分。這裏有兩個層次：首先是朝野的區別。無論「家、國」都是指稱「朝」。跟「野」人沒啥關係。這種區別延伸開去，就是後來的「華、夷」之辨。

　其次，就是以所謂「五爵」為代表的等級序列來劃分「朝」內的食物圈：封邑、食邑，直至後世的流官品級（也就是所謂的官本位呀）。據傅斯年所言，所謂五等爵本來衹是家庭內部長幼序列等級的稱呼。

　儒家將家庭關係擴展出去形成的社會關係，在小國寡民的生活圈之內，或許也行之有效。即便在西風東漸的亞太地區，依然還存在這種狀態的典範，例如星加坡。於是在其建國之父李光耀眼中，用拳頭棍棒毆打庶民是可以接受的。畢竟傳統文化當中就有「拳頭底下出孝子」這樣的自以為是。可是他就不能理解用坦克碾壓用機槍掃射。那些都是自己子弟呀。虎毒還不食子呢。可見睿智如李光耀之流還是不懂歷史，不知道東土幾千年的殖民統治者眼中，衹有征服與被征服，哪怕同樣膚色同樣口音。同文同種還算「殖民」嗎？當然是！先秦跟秦政的界限就是「殖民」制度在東亞大地上的開始。無以名之，於是就生造出我所謂的「內殖民」這一概念（參觀余之《殖民論》）了。

　陳寅恪身後事已非他自己可以掌控。一票想方設法拉大旗做虎皮者例如季羨林之流，竭力為陳寅恪套上一個耀眼的「愛國主義」光環。他為陳寅恪研究定調的演講開宗明義就斷言〈陳寅恪先生的愛國主義〉，然後順理成章，將其推入鄧小平早就預設的「彀」中：「難道祖國是抽象的嗎？不愛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愛什麼呢？」（轉引自余英時《陳寅恪研究因緣記》）

　很難說季羨林之流是在謬托知己厚誣古人。畢竟在很多重要歷史關頭，陳寅恪跟很多同時代賢達一樣，國破家亡之際，不得不作出各自不同的選擇。這種選擇導致怎樣的後果，當事人未必清楚。倒是後人時過境遷而扼腕不已。陳寅恪寫過很多詩。無論怎樣閃爍其辭，還是有人能讀懂的。至少陳寅恪的女兒托學生帶話給為其詩集詳加箋注的余英時，所說的就是：「作者知我」。

　這足以證明，陳寅恪眼盲心明。甚至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說，他的眼睛是「哭」瞎的。後人曾經在其詩集中蒐集出好幾十行寫「哭」的詩句。直謂其椎心泣血悲切之情前無古人，甚至超過了作為亡國之君的李後主。

　想必在他生命的最後二十年裏，涕泗交流心頭所堆積的，正是多年後由白樺在其劇作《太陽與人》當中的主人公拖著被打斷的殘腿在雪地上鐫刻的那個大問號：你愛這個國家，可是這個國家同樣愛你嗎？

　現實中的白樺不知道有沒有被兜頭劈臉的一巴掌打醒：這個國家姓趙，你也配？（據說有專家考證出秦始皇原來也姓趙，難怪。一笑）這個國族罹患了一種語詞疑幻疑真綜合癥，其基本癥狀就是說了就當是了、有了、真了。像人家說什麼「法治」，他也跟著說。人家說的法治其實是「法至上」。政府首先得守法。於法無據不能亂說亂動。可到了俺們這裏，政府怎麼方便就怎麼來，這纔叫總有一「法」「治」死你。

　再譬如說「共產」、「不忘初心」，說著說著呢，就有人當真了、熱淚盈眶。探頭探腦說，咱也不想「共」你，您幾百上千個家族至少把「產」弄透明一點、公佈一下吧？得，這還了得？現成的筐子等著裝你呢，這不就叫煽顛嗎？要不咱們也來個不忘初心，就讀讀馬恩原著共產黨宣言之類行不？哼哼，這年頭，要學，就得習。你還敢拉幫結派搞小組社團？狼子野心好大個膽子，等著上電視，去痛哭流涕懺悔認罪吧。

　更糟糕的還是在爭取維護自身權利的行動中，將很多動聽言辭信以為真。有朝一日你真的大義凜然上街撒嬌去，等待你的就是坦克機關槍，真讓你百思不得其解：不是說子弟兵嗎，不是說當家作主嗎，怎麼就讓僕人給關管殺了呢。然後還要「上訪」，要向劊子手討公道要求「平反」。這真是很奇怪的邏輯。這種皇民心態根深蒂固。最值得號稱有現代思想的讀書人反省。沒有一個百科全書派類似的狂飆突進運動徹底改變這種思路，很難寄希望於持這種心態的國族會痛定思痛，遑論改變自身的命運。

　畢竟同文同種哈，就連臺港民眾也稟賦了這一文化傳統，居然相信什麼和平協議民主回歸之類。振振有詞勸自己相信甘地曼德拉之流能成功，自己為什麼不行。老話說得好，頭一次上當受騙是無奈，三番四次還在同一塊石頭上絆倒，就不知道該說什麼好了。

　難怪人們老是困惑區區幾萬人的八國聯軍怎麼就能長驅直入橫搗京畿，其實屁民心裏清楚著呢，人家打的是趙家天下，又關我屁事？不妨設想一下目前狀況持續下去，再來一次八國十八國甚至八十國聯盟組成的討伐野蠻大軍，他們到底會遇到什麼樣的抵抗？（參觀附注七）

　說回到梁漱溟。他將「東西之別」僅僅看作「古今之別」的一念之差，就在現實中造成了排斥西方文化三位一體「賽、德、基」的反基督教思潮及運動。一廂情願以為，衹須割裂西方文化，以「拿來主義」的態度地引入「賽」先生跟「德」先生，就能夠實現「彎道超車」，趕超西方列強，重新君臨世界，獲得「天下」，并恢復四方來朝的盛世局面。

　與這一思路相伴隨的，就是傾全國之力（舉國體制）發展經濟。從當年的洋務運動一直到鄧小平八十年代的所謂「改開」。這些本質相同或者相似的「國家資本主義」運動，包括後來提出的「四個現代化」，幾乎囊括物質層面的所有領域。卻獨獨「遺漏」或者「忘卻」了最為根本的「化」：即「人」的「現代化」，從「臣民」到「公民」或曰「自由民」的「進化」。

　歷史終於證明，沒了這個「進化」，所謂「德、賽」二先生根本無從東進。五四先賢的善良願望成為鏡花水月，百年來拋頭灑血喚起民眾的努力付諸東流。中國民眾看到的衹是所謂不能「互相否定」的「前後三十年」，乃至於貫串現代歷史進程的這一百年，用資中筠的話來說，中國依舊是一個「上面是慈禧，下面是義和團」的死水深潭。根本看不到出路。

　國族社會主義跟國族資本主義，名異而質同，其實就是「納粹」。這種基於整體主義價值的社會結構方式，并非人類歷史所初見。我卅年前玩笑過的所謂「科學奴隸主義」，居然一語成讖，挾現代科技之助，已經成為認同普世價值者不得不嚴肅面對的問題。如我上文所言，胡適之的「自由」價值確實是這一整體價值的針砭對抗。可是現代科學奴隸制度能夠讓你吃飽喝足，足以泯滅你的抗爭之心。接下來的路怎麼走。世人想過嗎？會不會到頭來反問你一句：自由能當飯吃嗎？

　這種基於叢林法則的贏者通吃心態，表現在族際國際關係上面，就衹會有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的成見。所謂華夷之辨的結果，不外乎就是洋大人跟洋癟三這樣兩個極端。老子當年闊多了的眼中，夷人是朝貢稱臣的角色。到了夷人挾船堅炮利之技撬開海禁之邊鎖國之門長驅直入，湧上心頭的祖宗法寶便是韜光養晦潛伏爪牙，等待時來運轉再崢嶸畢見以求一逞。這種急不可待充份展現在相關廣電宣傳當中。時下最為典型的，當即《蟑螂－戰狼II》及《流浪地球》之類。網上相關分析已有很多。這裏衹是略略提及，算是給本文作結吧。

　剛剛成為中國繼「蟑螂」之後大熱的電影《流浪地球》，形象地描繪了地球可能遭遇的悲慘命運，以及如何應對災難的中國方案。

　號稱「科幻」的這部電影是否意念合理技術先進并非本文所關注的重點。重要的是，電影提出了公然與美帝災難電影叫板的解決方案：「全盤東化」。

　如果說，百年之前五四先賢提出的「全盤西化」論吹響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進軍號。那麼，從這部電影開始，「全盤東化」論的提出，標識了東土歷史發展的轉捩點。「大變局」就此逆轉，總算揚眉吐氣了。可是這個向傳統的廻歸，到底是不是出於五四先賢的初衷原意呢？

　據稱這部電影的編創在跟好萊塢相關人員溝通之後，認識到這裏大有文章可做。他認識到，西方人認為「人是最重要的。為了『人』，可以放棄土地」；而反觀東土傳統，「核心價值觀是『土地』，土地纔是真正的『財富』，其餘一切都不過是『浮財』。因為土地是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安土重遷纔會成為東土自古以來的價值認知。土地的重要性要遠遠高於『人』的重要性」。（參觀附注五）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既然如此，失去土地的十幾億人就衹能是「奴」。農村戶口即為「農奴」。然後各種依附，從各級「組織」構成有形無形的各種鎖鏈：從體制內的地位到花了錢卻沒有所有權而衹有美其名曰七十年使用權的所謂「房產」，於是就成為「房奴」、「體制」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參觀附注七）

　於是就以好萊塢技術人員完全不能理解的「拖著地球去流浪」這種方式出場，卒之成為世界影壇的一大奇觀。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電影根據目前中國現實設計出的大一統「世界政府」，自然成為應對世界危機的最佳方式。

　不僅如此，還要配合「修憲」，讓這個「現實」千秋萬代存續下去，藉此來幫兩千五百年之後的地球危機設定個解救方案。

　據說尼克松曾經感嘆歐美民主制度之弊，在於政客衹會用選舉周期來思考問題。因此遠遠比不上蘇聯政府的五年十年計劃。然而，所有這一切，在中國式的千秋萬代一統江湖面前，用網語來表示就是：簡直弱爆了。

　衹不過衹是根據傳統文化「安土重遷」的價值觀念來看待這個拖著地球去流浪的奇思妙想，恐怕有點小看人了。經過國際共運幾十年教化，作為早已跟這個傳統價值觀念實行了最徹底決裂的革命者，就跟潑皮爛仔一樣，早已是「無所畏懼」的「徹底唯物主義者」，在他們眼中，孔儒之流所謂「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的陳腐觀念，衹能吸引西方那些抱殘守缺的保守主義分子（例如傳說中的諾獎獲得者之流）。而在他們看來，無產階級失去的衹是鎖鏈，而得到的將是整個世界。如果實在不能得到的話，那麼對不起了，我得不到的，你也別想保留。摟著抱著一鍋煮一鑊熟，拖著整個地球去流浪。哪怕結果是超限戰甚至核冬天。

　不妨回顧現代歷史，嘗試以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方式來改變世界現存秩序的努力早就發生過了。其結局如何，也已載入史冊。

　現在他們還在繼續嘗試，那又會遭遇怎樣的命運呢。不妨拭目以待。

【附注】：

一、胡適之：《充份世界化与全盤西化》，原載天津大公報1935年6月21日

收入《胡適選集（雜文）》（台北：文星書店民國55年/1966）据罗荣渠主编的《从西化到现代化》选自台北出版的《胡适选集-杂文》，1990北京大学出版社页552-554

1934年，胡適曾撰一篇未刊文：主張將東北讓給中共去搞共產，若試驗成功，可予推廣。

羅爾綱：《師門五年記·胡適瑣記》，三聯書店（北京）2006年，頁120。

直至1949年，胡適都未正面駁責中共與共產主義。國府敗臺后，胡適對此深深自責。

二、十九及二十世紀十大最有害書籍名單：

http://humanevents.com/2005/05/31/ten-most-harmful-books-of-the-19th-and-20th-centuries/

1, The Communist Manifesto（1848）by Karl Marx and Freidrich Engels

2, Mein Kampf（1925－1926）by Adolf Hitler

3, Quotations from Chairman Mao (1966) by Mao Zedong

4, The Kinsey Report（1948）by Alfred Kinsey

5,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1916) by John Dewey

6, Das Kapital (1867-1894) by Karl Marx

7, The Feminine Mystique (1963) by Betty Friedan

8, The Course of Positive Philosophy (1830-1842) by Auguste Comte

9, Beyond Good and Evil (1886) by Friedrich Nietzsche

10,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1936) by John Maynard Keynes

三、《民国知识界发动“非基运动”的前因后果》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MzUxNzMzMw==&mid=2247485762&idx=1&sn=0bff692a737f53c9ba9903df11a9b17a&chksm=e8853138dff2b82eeaae5ea2c0953883895817270b330fbf8a5f6c9625f70b59872f8521d95a&scene=21#wechat_redirect

四、「regime」這個詞含義很多。兼有A form of government（政體）、A government in power; administration（管治）A prevailing social system or pattern（體制）以及The period during which a particular administration or system prevailsor or a regulated system社會制度等等意思。

五、《流浪地球》暴露了中国人的隐蔽价值观！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13186678&boardid=52

六、再寫下去恐怕無法結束此文了。本來衹想就事論事寫個千字文應景的。唉，也真是多事之秋。

瞧，剛剛又看到一篇涉及「社群」概念的奇文：《巴黎圣母院的政治隐喻——一场异国的大火何以分裂中国舆论》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0ODAyOTI0MQ%3D%3D&mid=2247489132&idx=2&sn=29f02e19e153268a16b4243b4b51bc5d&chksm=fb44003acc33892c08da28ac6db17e22518a254a23d54d3d967d31aa61d5173a4a0dd8469910&mpshare=1&scene=1&srcid

作者「 陆洋」聲稱：

（慈禧和清政府的最终失败，并不是如某些遗老所愤愤不平的被汉人出卖，而是因其未能像当时各欧洲王室和日本与泰国王室一样及时“归化”和“收编”所属国的群众性民族主义和双语精英的殖民地民族主义，像罗曼诺夫王室发现他们是大俄罗斯人、汉诺威王室发现他们是英格兰人、霍亨索伦王室发现他们是德国人一样拥抱自身所属的中华民族成为所有共同体同胞们的代表。）

文章很有趣，認定（作为公民捍卫共同体自由和尊严的爱国者蔑称为“扶清灭洋”义和团的潜台词是将人民从共和国的主权者和一切合法性的最终来源降格和羞辱为无政治权利的被征服者和毫无自主思考能力而只能被处置命令和被利用操纵的客体，更深层次的含义是要否定政府的民主合法性、挑动政府和人民的矛盾使之互不信任以便分而治之，最终必然掉入殖民者和买办最喜闻乐见的“百姓怕官，官怕洋人”的恶性循环。）

撇開「紅黑」之類的入罪框架不提，作者將現存僭主政權看作滿清政府又將義和團跟高墻內的人口等量齊觀到底有多少合理性，固然值得懷疑；但是更加值得讀者注意的，反而是墻內的思想方式、對一些常用字眼詞匯的認知定義真的跟別人不一樣。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特色」的存在無可置疑。需要鄭重看待的，反而是形成這一「特色」的依據。說到底，墻外世界確實需要認真看待這一中國「特色」，否則很可能不得不面對更為嚴峻的挑戰。

長話短說，正如本文反復強調的，「社群」當然是作為群居動物的「人」之存在方式。迄今所知的結構方式，其實衹有「血緣宗法」價值，以及「信仰」價值兩種。該文作者追究滿清政府的失敗，卻無視「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價值傳統。於是就跟可能發現的歷史邏輯失之交臂。很可惜呀。

七、

史蒂夫班農借用林肯名言將這個分裂世界定義為「一半自由人，一半奴隸」，而所謂「奴隸」就是「聰明、勤勞、多產」的中國人民。這樣的世界顯然不能持久。西方世界之所以遲遲不能認知其潛力，皆因他們正在僭主集團治下為奴。而且因為這種奴役得到我們的背書。

‘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 China’ Briefs New York Business and Financial Sector on PRC ‘Unrestricted Warfare’

April 25, 2019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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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 Bannon, the former Strategic Advisor to President Trump, closed the Committee’s briefing with a powerful warning that paraphrased one of Abraham Lincoln’s most memorable admonitions. Bannon observed that “We are a global house divided, half-free and half-slave. The slaves are the people of China. And such a house cannot stand.” Noting how talented, hardworking and productive the Chinese people are, he observed that they are prevented from realizing their potential because they are enslav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under its dictator/president-for-life, Xi Jinping. Worse yet, we are underwriting their servitude.

https://www.centerforsecuritypolicy.org/2019/04/25/committee-on-the-present-danger-china-briefs-new-york-business-and-financial-sector-on-prc-unrestricted-warfare/

八、下面這個鏈接是多年前的一篇網文。現在不知是否還能找到或者打開。其文所顯示的恐怕衹是冰山一角。卻也足以見出這裏所謂的「互害」是如何跟權貴權力尋租相結合而益發肆無忌憚。衹不過若然將其視之為民眾貪欲大爆發的結果，恐怕還不是事實的全部。掛在嘴邊所謂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集中力量」，纔是更為重要的原因。中國稅賦之高據說已居環球前列（跟北歐高福利國家比拼稅率，卻從來不比較民眾獲得的福利），錢怎麼花了，納稅屁民當然無權得知。可憐作為家奴的圈豬還洋洋得意以超英趕美而自豪。權貴處心積慮力圖取代美國秩序恢復舊日榮光，家奴也就覺得與有榮焉，恐怕算是典型的皇民心態吧？記者採訪日本青年，問他願不願意為國犧牲。那小子居然敢問一句為什麼，畢竟國本身并非讓人犧牲的理由。否則這國要來幹啥用？這種認知在圈豬聽來，恐怕不啻於聞所未聞的天方夜譚了。嘆嘆。

2014-10-27

https://mp.weixin.qq.com/s/vuIv0W27qYckyllltsYWEQ

九、我對中醫的看法

有關中西醫孰優孰劣的比較非自今日始。清末民初隨著西風東漸，一些先進者開始將傳統醫術棄若敝屣。據說從1879年清末樸學大師俞樾發表《廢醫論》開始，當局就陸續出臺過各種廢除中醫的政策。輿論則各走極端。反對者自然多被目為守舊派。作為新潮標識的支持者當然振振有詞，其中最著名的，恐怕就是魯迅憶述自己受庸醫誤導，如何找些奇怪物事充當藥引來為其父療疾（事見《朝花夕拾•父親的病》）的故事。後來又有孫文之死。更加在用西醫還是中醫上面爭執不休。

時間過去百年，爭議卻從未停息過。加上時下當局別有用心的鼓吹，以為可以藉此來抵禦早已泛濫的西風，一時間，也很令人唏噓。

所以有人問我如何看待這個爭端時，我必先聲明，就事論事來說，這種爭端本身就很無謂。

因為說到治病救人，管他東西南北呢，能不能治好、治愈，纔是第一要義。

畢竟所謂「西醫」一統天下也衹有三五百年歷史。此前千年，無論東土西方，得病總得治。叫什麼名稱并不重要，舉凡冠以各種民族名稱的，現在大約統一稱作所謂「自然療法、替代療法」了。其實那就是「巫、醫」結合為一體的傳統智慧。百般試錯總有一次半次撞對了的。華語就有所謂「久病成良醫」之說，大概就是指這種狀況。試錯了死了拉倒。試對了，就成為經驗之談，就有了「驗方」傳世。這些歷史，現代醫學并不否認。

這到底算不算科學？

這種問題的提出，本身就是一種迷思。將原本需要面對價值判斷的概念，反而當成了判斷一切事物的「標準」。

據此我稱之為「科學」迷信。這是我在別處屢屢聲言的：今日眼中之「巫」，其實是前人眼中的「科學」。

同理，今人眼中所謂的「科學」，焉知不是後人眼中的「巫」呢。千萬不要將目前已知或者以為已知的，真的當作終極真理呀。

所謂現代醫學，大體上還是走這一條老路。祗不過將這個「試錯」過程放進了實驗室，讓小白鼠代替病人成為試錯的對象。無數次的試錯，死了的都是小白鼠而已，沒那麼心疼。這大概就是梁漱溟所說的「古今之別」的本來意思。

可是東西醫學果真毫無區別麼？

我的回答是恰恰相反。兩者背後確實存在不同的哲學體系。否定了這個，就根本不存在東西之別。

所謂「西醫」之類的現代醫學，跟工業革命同步發展。其出發點就是視人體如同機器。所以有所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說法。其極端對策，恐怕就是器官移植，以至於時下甚囂塵上的基因改造。這個話題太大，超出這個附注的本意，祗好等以後找機會另說。這裏衹說比較直觀的。

例如早幾年有所謂「脎似」肆虐。療治過程就盡顯東西差異。

西醫思路必先找出病原，再尋求針對病原的藥物。在找到這個殺手鐗之前，幾乎束手無策。

東醫思路則相反，針對的是「人」，是病人的癥狀。譬如出現熱癥，就施以清涼之方。什麼石膏、板藍根之類。清熱涼血，相信最終可以解毒。

效果如何，恐怕很難驗證。因為根本無法定性定量地組織病例來得出相關結論。號稱「解毒」，可能連什麼「毒」都不知道，甚至不需要知道。

衹能事後根據直接數據來試探一番。例如，香港彈丸之地，據說因為「脎似」死了將近三百人之多。

原因就是彼地衹能根據法定程序按照傳統西醫療法，用激素類藥應付。按說這也算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無奈之舉。卻因為激素類藥物的副作用，即便僥倖存活了，亦留下不少終身難愈的後遺癥。

相比之下的中國，死亡數字據說很少。有人懷疑隱瞞。我倒覺得未必。所根據的就是療治的不同思路。

預防勝於治療。最後結論就是，不同哲學體系，給出了不同的療治路徑。從而導致最終的不同結果。

其實傳統醫學認知當中的所謂「固本培元」，應該就是現代醫學口中的免疫系統、免疫能力。免疫能力強，也就是本元強固。足以抵禦各種外邪入侵。就不容易得病。這些道理不難理解。

東醫，或曰傳統醫學，針對的是「人」，而非「病」。不管什麼「病因」，首先強調加強病人本身的抵禦能力，再針對病人的癥狀來加以調理。一旦神化起來，就有所謂「同病用不同藥、同藥治不同病」的吹噓。所謂陰陽平衡，聽上去很玄妙。究其實，不外乎機體內各種對立因子之間的平衡。舉凡涼熱濃淡多寡大小乃至於酸堿度等等，都不是絕對的利弊因由。現代的醫學發展也在逐漸認知這個道理。例如人體本身就是各種菌落的宿主。菌落平衡就相安無事。一旦打破，人就得病了。

這就是東土特有的哲思，這種認知專注於恢復機體失衡的狀態，而非機械式的「剋制」。有些成功了，成功得莫名其妙，因為沒經過「雙盲」步驟的驗證。衹能瞎蒙（卻也并非胡來。畢竟有千年經驗總結作為依據）。不成功的，就衹好自認倒霉唄。其背後的邏輯，或許就是魯迅文中記錄的「名醫」言論及思路，是否有什麼前世冤愆，不能渡過的「劫」呀，諸如此類。人面對困境，總是需要找「藉口」來自我安慰的，根本就不可能靠「科學」。

可以引出的正面意義，應該就是治病是一個藥物跟病人互相作用的過程。病人絕非機器。單是換一個零件，並不足以令病人起死回生。這就是所謂治病不治命之說的合理之處。進一步追究下去的話，會推到何以為「人」這個問題本身。事實就是，將全身臟器（心、腦）更換之後，此「人」還是本來「那個」人嗎？

撇開這些終極問題不說，真正的誤區，反而是所謂「中西醫結合」。

那些將屠呦呦的發現當作中醫偉大證據的言者，有意無意忽略了屠呦呦的工作衹是「西藥」的組成部份。就跟之前拿來治療瘧疾的「金雞那霜Quinine」一樣，都是按照「西」的方法，從植物提煉出來，然後再設法人工合成的。

其背後的哲學完全「西方」。跟傳統「中醫」的陰陽五行說風馬牛而不相及。

如果說這就是典型的中西醫結合的話，衹能說，「西醫」完勝了。現在用醫學院上課的方式來培養中醫，最終結果恐怕會愈來愈證實魯迅當年的偏頗：「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見《吶喊》自序）。

我自己經歷過的中醫經驗幾如「神跡」一般。當然不可能用「科學」方式來證明。相信類似爭論永遠不會有結果。原因恰恰就是「科學」本身的侷限性。

說太多了。總結一下，應該說，傳統醫術實在不是「科學」。

在可以理解的意義上說，傳統醫術應該是「藝術」。醫、藝聲近義近。傳統醫生就是「藝術家」。因為他們針對的是「人」，而不是「物」。藝術家更多靠天分。很難通過學校上課來培養。這就是跟科學家很不同的地方。

十、

　署名「若望」者著文談《反共斗士胡适之？——两种根本不同的反共思路》（https://d26g9c7mfuzstv.cloudfront.net/ipfs/QmU1S3EqBZ1VWBEy2mxW8n4L3Hh2C9gSxdkhG1EKMhGUCH/ ），

強調指出：[胡适……是从冷战格局出发的anti-communist 斗士，而不是如蒋和国民党御用文人一般，从文化民族主义和复古主义，从威权主义出发的anti-communist。这个区别非常关键！]

作者又在文末指出：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一切都不过前尘往事，不过是历史的遗迹，但我想提醒大家注意，六七十年前蒋介石觉得自己是中华正统道统一切统的道成肉身，而如今的国民党人，眼看“天命”转移，他们的集体投诚，就是理固宜然了。而当代新儒家诸公的无数传人（无论是嫡传还是私淑），则在新传统主义和新国家主义的大旗招呼之下，纷纷奔向了当今的圣君明主。]

　這個區別的重要性正如我在《賽德基三論》之中指出的：牟宗三等四人所撰告世人書所秉承的，正是這種對國族主義的張揚。蔣毛（習）在這方面的共識。也預示了這確實是一道邁不過去的坎，逼迫後來者審思自己的站位以及何去何從。

　仍需進一步審思的地方，則是胡適之對所謂「民主、科學」的看法。他認為陳獨秀「德、賽」二先生的擬稱，有偶像化之嫌，似乎捉錯用神。能否將民主科學視作必須應用於社會實踐的「方法」，並不取決於是否擬人化。而是如何找到可以付之實踐的可行途徑。在這一方面，未見胡適之的明確思路。從此文引述的片段來看，靠鼓吹朝野間的善意合作，恐怕太過一廂情願。

　蔣毛一類的傳統權奸念茲在茲的衹是絕不旁落的「權」。除此之外，任何概念皆可為我所用。蔣受洗入教的舉動根本不會影響他對所謂「道統」的追求。這個命根子如今正成為海峽兩岸的國族傳統追隨者趨之若鶩的招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