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全球爆發，世界衛生組織一反常態，先是嚴重誤判疫情的傳播力度和危機，然後又勸說世界各國不要從中國撤僑，再不斷高度稱讚中國的抗疫工作，令世衛在國際社會的公信力大失，再加上被林鄭月娥一類地方幹部用作condom，終於令世衛的埃塞俄比亞籍總幹事譚德塞聲名大噪，一時間，「這位埃塞俄比亞如何得到這位置」，成為國際熱話。
也許是因果循環，譚德塞當選，和我們香港，卻是息息相關。2006年，世衛總幹事南韓籍的李鐘鬱博士突然病逝，十多個國家分別推出了繼任人，當時中國國力尚未如今日強勢，對爭取這位置格外重視，視之為「大國崛起」的關鍵一役。當時的世衛總幹事，是由世界衛生大會的34人執行委員會閉門選舉產生的，可算是超級小圈子選舉，充滿種種國與國的利益交換；由於任內逝世的是南韓人，基於「江湖規矩」，令亞洲國家推出的候選人被看高一線。
當時呼聲最高的候選人，並非陳馮富珍，而是日本提名的候選人尾身茂，中國視他為最大對手。本來在中國大陸，也不乏有力競爭的候選人，例如在國際組織資歷甚深的劉培龍。最終北京卻出人意表的選擇了香港技術官僚出身、資歷比劉培龍要淺的「港英餘孽」陳馮富珍，明顯是精心計算：一個四平八穩的中國大陸候選人，根據當時的投票機制，相信難敵日本專家；但陳馮富珍的「西化」履歷、加上當時還算有效的香港牌，卻有助中國在傳統勢力範圍以外拉票，最終也求仁得仁。關於陳馮富珍的香港身份認同怎樣協助她當選，怎樣強調自己能不偏不倚，筆者曾在國際學術期刊《Asian Survey》有詳細介紹。
陳馮富珍的首個任期內，口碑其實尚可，也有不少動作刻意和北京保持距離。但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何況是一國外交，有了陳馮富珍擔任世衛總幹事，對中國自然不會沒有好處。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她配合了北京對台政策，強調世衛要根據「一中原則」的內部備忘錄「依法辦事」，先是在馬英九年代配合北京統戰，讓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參加世衛，然後又在蔡英文當選後將台灣除名，這是為甚麼今天台灣得不到世衛保障的原因。經歷武漢肺炎一役，世界各國紛紛為台灣在世衛的身份發聲，世衛怎樣演繹那份備忘錄，肯定成為一場外交角力。對北京而言，陳太另一大政績，就是任內承諾支持「一帶一路」建設，無形中為中國日後在第三世界的衛生相關工程大開綠燈。
陳馮富珍落任後，成為政協常委，還要是極罕有的七十歲超齡新任常委，可見北京對她的「高度肯定」。但自此中國洞悉了世衛內部的遊戲規則，也就是國際組織的遊戲規則，不斷依然葫蘆，推舉出中國籍或友好爭奪不同國際組織領導位置，國際社會一直不太留神，直到這一役，才有如當頭捧喝。陳太當選時，香港牌確實為她得分不少，但此後北京對港態度大變，再推出前香港警務處長曾偉雄競逐聯合國公職時，香港牌卻由「國際公民」變成「忠誠勇毅」，橘逾淮而枳，莫此為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