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橋上的少年》從醫師作家到作家醫師

好的，又來一位醫師作家了（笑）。

不知道為什麼特別有這樣複合體的稱呼，或許是愛出書的醫師特別多，從資深一代寫歷史小說的陳耀昌，到中生代高知名度的侯文詠與王浩威，再到新生代寫詩也寫散文的阿布，台灣的出版界從來不缺所謂醫師作家的作品。這次，蔡伯鑫，一位精神科醫師，以文學素人之姿，利用忙碌的臨床工作空檔，以四年多的時間完成他的第一本小說，並且第一次就直接挑戰長篇格局與雙線架構，更大膽地在類型上結合成長小說與旅行文學，同時觸及哲學、宗教、心理學、與精神醫學等領域，成為華文世界裡一個幾乎不曾出現過的特異作品：《空橋上的少年》。

如果你第一次見到他，可能會好奇略帶娃娃臉的他今年幾歲，但同時，你可能也就不那麼意外他為什麼會在診間裡深受孩子與家長的喜愛。其實他在精神科已有超過十年的資歷，目前仍在醫院工作的他，更是台灣少數以後現代為主要取向的精神科醫師。當問到這本小說裡偶爾出現那些充滿哲理的對白，他笑著說不好意思都是他自己虛構的，沒有真的大師。也就像他會在社會建構論工作坊的台前，拿著麥克風剛講完嚴肅的批判性反思，下一秒立刻迸出自嘲的冷笑話。在他身上總是可以發現許多衝突的線索。一方面，他是個從小就是學霸，從考上醫學系一路到工作都相當順遂的典型醫師，但同時那些隱藏的叛逆因子，又總在他的不同面向展現——而這本書可以說是最好的例子。

事實上，這並不是他的第一本書。早在他從醫學院畢業後，他就利用當兵的空檔撰寫完成《沒有摩托車的南美日記》（時報，2008）。那是一段在人生gap year對於這個巨大世界的探索，青春正盛，一切都像是充滿無限可能。而相隔十二年的這本新書，當中同樣延續旅行的元素，但在經過這麼多年之後，他開始更進一步去思考關於旅行與移動的不同意義。於是書腰上不再如當年熱血地呼喚讀者「上路吧」，而是變成「出走，只是為了找到出口」，甚至從開宗明義的第一句話就是個反高潮：「如果說我一點後悔都沒有肯定是騙人的。」那記錄著他2012年的另一趟旅程。當時的他即將成為主治醫師，他決心前往拉達克，人稱「印度裡的小西藏」進行短暫的九天之旅。但這次的離家遠征不再是為了夢想，而更像是在長大前夕，帶著對未來的徬徨所進行的一次出走。書中的這條旅行線，彷彿遙遙致敬澤木耕太郎的《深夜特急》，終究，旅行這件事不只關於如何離開，更是關於如何回去。

但這本小說真正被寫出來的緣起，是來自他與一個懼學的十七歲男孩的「約定」，有趣的是這段經過也幾乎如實呈現在這本小說的最後一章。而那正是構成這本雙線小說的另外一半——醫療線。與旅行線同樣改編自真實故事，他以自己與那名懼學少年歷時一年的對談作為核心，猶如歐洲青年思想啟蒙的重要作品《徬徨少年時》裡，德米安如何引導主角追尋自我的過程，逐步從衝突通往二元共存。但不止於此，他在故事中加入了更多醫師、護理師、老師、與許多男孩女孩們，一方面既真實呈現心理治療的可能樣貌，更創造了一個像是異世界的青少年日間病房：「懼樂部」。

所以，如果說這本小說是個關於「找出口的故事」，那麼「恐懼」，正是串起兩線最重要的辯證主軸。

所謂懼學，或以憂鬱症或其他疾病為名，猶如被淘汰在社會體制之外，疏離而封閉自我的一種存在，並使人成為一個病人。而看似一切成功、滿足旁人期待的醫師，卻也可能在逐步被馴化的過程中，壓抑著、動搖著什麼才是自己真正想要走的路，什麼才是自己想要成為的樣子。壓迫與受困無所不在。遁逃進日間病房，或出走到異地冒險，不過是面對恐懼互為表裡的兩種姿態。每個人都是迷失者，都面對著生命的茫然，都在試圖尋找屬於自己的出口。旅行線與醫療線正是於此匯集。

——然而故事哪裡有這麼簡單呢？

在四年多書寫的過程中，蔡伯鑫反覆地、大規模地改寫，最後終於能完成這個自己尚稱滿意的二十多萬字的作品。他清楚知道文學資歷接近零的自己，並沒有足夠的寫作功力去駕馭這麼大的野心，但也正是這樣的自知不足，讓他不斷思考要如何將他所真實經歷的故事，能夠更好地被讀者所接收。他確信寫小說是門需要磨練的技藝，另一方面，他並不那麼認為自己在做的是創作，而更像是以作為那些真實故事的經驗者，透過反省與思考之後用一種形式將自己表現出來，並為讀者所用。如同2017年在林奕含與寶瓶文化的事件後，他在個人臉書上一篇〈我想說說關於傷害／受傷這件事〉的文章曾引起廣大的轉貼分享。他當時在文章末尾這樣寫：「我們都要具有能承受自己可能傷害人、也可能受傷害的勇氣。」若是如此，那麼無論作為一位醫師，或者一位作家，他又如何能不更冒險一點，將自己投入其中呢？

那也是為何他會選擇用一種堪稱奇特的方式來進行這本小說的書寫。他是作者，同時他也作為兩條線中的講述者／主角。不只是基於真實故事改編，他更運用許多真實世界的元素（包含他自己的前一本書），像是刻意踩在回憶錄與虛構小說的界線上來敘說這個故事，也像是打破了過去醫師作家在臨床札記與小說像是涇渭分明的兩種書寫類型。他在這樣選擇背後的另一個期待是，相較於隱身在故事背後以第三人稱的筆法來書寫，或許這麼做反而更能避免讓自己不小心成為了說教者。

但那確實也是他的企圖，甚至是他能讓自己堅持四年多的時間，完成書寫的主要動力：他希望藉由這本小說帶來改變，或者說——治療。

就像《我們與惡的距離》的編劇呂蒔媛戲稱自己為「社教派編劇」，蔡伯鑫同樣為自己設定了「作家醫師」這個稱呼。他說，他更偏好自己作為醫師的這個身份認同勝過於作家，那是他的專業，也是他的熱情所在。在診間裡的他總嘗試去幫助處於某些生命困境的人，但所謂的治療真的只能發生在診間裡嗎？如果《我們與惡的距離》試圖打開觀眾對於善與惡的思考與對話，那麼這樣一本介於真實與虛構之間的小說，是否也能為那些不想被困住、但又不知該往何處前進的人，找到一個能帶著恐懼繼續往前走的可能？

蔡伯鑫說，他並沒有想要藉由這本書提供給讀者一個出口，或許人生本來也就不存在所謂的出口。這本小說對他而言，如同書裡旅行線的曼陀羅、也如同醫療線裡的日間病房，既是一個最好的地方、一個烏托邦，也是一個隱喻的空間，在這樣重現與閱讀的過程中，他期待能讓每個孤單的人在此重新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