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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loo轉型正義影展|從《殺人一舉》到《沉默一瞬》,因人而異的正義和一代傳一代的恐懼

2020/03/22閱讀時間約 7 分鐘
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落幕,蘇卡諾領導獨立運動,帶領印尼脫離荷蘭殖民統治,而被稱為印尼國父,蘇卡諾當權長達20年時值冷戰時期,他選擇和蘇聯及共產主義陣營靠攏,1965年9月30日卻引起政變,史稱930事件。功敗垂成的政變,反而讓強烈反共的蘇哈托掌權,成為印尼第二任總統,在位長達31年。
根據統計當年的印尼共產黨人大約有300多萬,蘇哈托掌權後,展開大規模的反共運動,從肅清政敵開始,許多左翼人士遭到處決,隨後大量共產黨人遭到屠殺、監禁和流放,也因為中國共產黨的因素,進而導致許多無辜的印尼華人遭到牽連,華僑被捕、華人創辦的學校和報章被取締,華人禁用漢字也被迫改用印尼姓,引發全國排華浪潮,又被稱為印度尼西亞大屠殺,一年內共計有50萬~300萬人遭到殺害。
然而,這些兇手並不認為自己有錯,覺得自己不過是替政府殺害罪犯,其中不少人更被視為是革命英雄。安華剛果(Anwar Congo),他親手殺害了近千人,並以此成就感到自豪,逢人說起那段往事,驕傲於自己如何以高效率的方式處決被害者,他甚至不斷的誇大殺人的過程,還想把它拍成電影。《殺人一舉》因而誕生。
《殺人一舉》這部紀錄片,並沒有要紀錄930事件或是印尼大屠殺,而是要記錄安華拍片的過程,安華不只透過講述當年的事蹟來做回憶,他進而編寫劇本,融合了西部牛仔、歌舞片、黑幫電影等各種元素,親自擔任主演重現當年他執行屠殺的樣子,這是戲中戲拍成了戲外戲,以不可思議的方式,紀錄了加害者看待歷史的方式。
「我除了拍下他們的表演之外,也會記錄他們的討論過程,我不只想知道他們決定怎麼呈現,更重要的是記錄下,他們決定忽略什麼?這不但透露出他們如何思考別人的眼光,也讓我們看見他們是怎麼看待自己。」—約書亞.奧本海默
其實導演約書亞.奧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原本是想要拍經歷過大屠殺的這些被害者,被囚禁、被毆打或者親人遭到害害的家屬,然而,這段歷史的兇手仍然在印尼社會擁有影響力,要受害者出面其實並不容易,於是奧本海默從加害者的訪問開始,卻意外造就了南非、德國、韓國等國家都拍不出來的轉型正義紀錄片。
《殺人一舉》拍的是加害者如何看待當年自己屠殺,而《沉默一瞬》則進一步要拍加害者如何看待受害者的家屬,沉默一瞬的男主角阿迪(Adi)職業是一名驗光師,他跟著導演去拜訪了許多加害者,詢問他們當年的事情,然後再說明自己的哥哥就是死於當年的大屠殺,捕捉了受害者家屬與加害者的互相凝視。他也是兩部電影中唯一擁有名子的受害者。
「我不想孩子從祖父母與我身上繼承這份恐懼,我想見殺了我哥哥的人,希望他們願意珍惜機會承擔過錯,而不是一味的吹噓,我就可以原諒他們,我們就能像同類人一樣相處,我的小孩也不用再懼怕鄰居。」—阿迪
《殺人一舉》與《沉默一瞬》兩部電影,反覆在討論關於正義以及恐懼。許多人們聽到轉型正義,總覺得那是複雜的政治問題,但其實轉型正義所要思考的是,我們社會應該把什麼事情視為正義,正義是否被扭曲?或因人而異?
對於親自執行大屠殺的安華.剛果(們)來說,當年他們處決這些共產黨人、華人,就是為了「伸張正義」,他們伸張了屬於自己的正義,因此他們一直不認為自己有錯。他們認為自己是正義的一方,打敗了邪惡的大壞蛋,但對於被他們所殺害的人來說,這些行為是邪惡,而非正義,他們若能爭取回屬於自己的正義,就是轉型正義。
轉型正義的方式很多,層次也相當複雜,事實上,他需要的不只是加害者與受害者的現身,而是整個國家,整個社會如何定義這起事件,他是必要之惡,或是平庸的邪惡,這是改朝換代必經的過渡期,或是殘無人道的屠殺事件。
《沉默一瞬》讓安華們與阿迪們的正義,當面站再一起凝視對方,我們期待兩者在對於正義的認知上能取得相當的共視。就像是配戴眼鏡,對焦在適當的度數,讓每個人能撥開這段雲霧壟罩的模糊過往,看清楚死亡、屠殺、正義與恐懼,看清楚自己身處的位置,可能是受害者也可能是加害者,在反覆辯證的過程,獲得某種共識。獲得共識除了要讓正義得以統一,裂痕可以癒合,更要讓人民對於國家及歷史不再恐懼。
奧本海默2001年前往印尼,是受到「國際食品農業工會」(IUF)的邀約前往上印尼,拍攝印尼工人自組工會,爭取自身權利的過程,「然而當時公司請來班查西拉青年團(Pemuda Pancasila)威脅工人,那些工人哭著告訴我,他們不想再反抗下去,因為家族許多長輩就是在這些人手下上喪命,因而終止了抗爭。」奧本海默說,「當時我才了解,殺死這些工人的不只是疾病,還有恐懼。」
你或許會以為,上一代的紛爭只是上一代的恐懼,但如果沒有真正克服恐懼,他會透過教育、文化、權力反覆傳遞,一代接著一代永無止息甚至變本加厲。「如果我知道你是要去找那些人,我一定會阻止你,這太危險了。」不只是受害者會感到恐懼,甚至是連加害者都感到害怕,他們或許不是害怕別人來尋仇,而是害怕當年的自己。
事實上,安華已經是奧本海默訪問的第41位加害者,然而,前面40位他大約都只訪問1~5天,但他卻貼身訪問了安華五年,不是因為他殺的人比較多,而是因為「安華跟他們不同,他談論自己的痛苦,告訴我為了不讓自己崩潰,他多年來寄情於狂飲、嗑藥、跳舞。」
「當我們在他當年行刑的天台上第一次見面,他上一秒還在示範如何殺人,下一秒卻在炫耀自己的舞技。當下我赫然領悟,或許他們的自吹自擂其實是一種防護機制,而這些吹噓與創傷只是硬幣的兩面,那不是驕傲,而是驕傲的反面。」
過於獵奇的經驗與記憶,讓安華們不得不把這些歷史誇大,彷彿在講述某些虛構的事情,因為他們太過害怕當年自己所做的種種事情,因此這些表演變得荒唐而虛偽,「搬演的不是當年英勇事蹟,而是加害者們為了讓自己心安而編織出來的謊言。」
正如同《沉默一瞬》裡面的那位殺害阿迪哥哥的兇手,反覆強調,「喝人血才不會發瘋。」以這樣不合理的邏輯,試著合理化自己的行為時,他不是真的認為喝人血不會發瘋,而是他必須這樣認為,他才不會發瘋,因為他竟然做出了如此喪盡天狼、慘無人道、泯滅人性的行為,那連他自己都感到害怕。
「我向他們舉起一面鏡子,我要照出的不是1965年發生了什麼,而是他們至今仍由罪惡感與腐敗所驅使的故做姿態,不斷假裝大屠殺是英勇的事蹟。」
奧本海默花了六年的時間,過程中安華從一開始的吹噓與誇大,最後變成懷疑自我與沮喪,「促使他轉變的不是我,而是他的良心,一次接著一次,到了最後,他很明確瞭解了過去的錯。」但一個人的轉變就要花上五年的時間,當年加害者成千上萬,要他們意識到錯誤是如此困難,因此他們的罪惡感並非重點,只是手段,重要的是要讓整個社會都看見他們的罪惡,看穿那些英勇背後的殘酷與血腥。
從《殺人一舉》到《沉默一瞬》,兩部電影都強烈的改變了被拍攝的這些人,改變了他們看待自己、看待過去、看待他人的方式,但更重要的是,這兩部電影必須要能促進印尼社會對於這段歷史的討論,作品才算真正完成。奧本海默透過拍攝,試著解決了安華與阿迪的恐懼,但仍有許多安華們與阿迪們的害怕仍然存在,錯誤的正義仍存在整個印尼的體制與社會中,絲毫沒有受到動搖。
兩部作品完成後,雙雙獲得奧斯卡最佳紀錄片提名,而導演奧本海默遭列為印尼政府的黑名單禁止入境,因此他也很難在拍下一部關於印尼轉型正義的電影。而安華.剛果則在2019年10月底辭世,終年78歲。阿迪的現況如何,則不得而知。
「不是1965年的大屠殺,而是這些人的逃避與內疚。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我們人類到底多會欺騙自己,為了逃避罪惡感,我們打造出華美、晶瑩剔透、完美而近乎驚悚的謊言。」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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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過是一頭愛看電影的鹿🦌 不是影評人,是電影導覽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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