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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loo轉型正義影展｜從《殺人一舉》到《沉默一瞬》，因人而異的正義和一代傳一代的恐懼
更新於 發佈於 閱讀時間約 7 分鐘
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落幕，蘇卡諾領導獨立運動，帶領印尼脫離荷蘭殖民統治，而被稱為印尼國父，蘇卡諾當權長達20年時值冷戰時期，他選擇和蘇聯及共產主義陣營靠攏，1965年9月30日卻引起政變，史稱９３０事件。功敗垂成的政變，反而讓強烈反共的蘇哈托掌權，成為印尼第二任總統，在位長達31年。
根據統計當年的印尼共產黨人大約有300多萬，蘇哈托掌權後，展開大規模的反共運動，從肅清政敵開始，許多左翼人士遭到處決，隨後大量共產黨人遭到屠殺、監禁和流放，也因為中國共產黨的因素，進而導致許多無辜的印尼華人遭到牽連，華僑被捕、華人創辦的學校和報章被取締，華人禁用漢字也被迫改用印尼姓，引發全國排華浪潮，又被稱為印度尼西亞大屠殺，一年內共計有50萬~300萬人遭到殺害。
然而，這些兇手並不認為自己有錯，覺得自己不過是替政府殺害罪犯，其中不少人更被視為是革命英雄。安華剛果（Anwar Congo），他親手殺害了近千人，並以此成就感到自豪，逢人說起那段往事，驕傲於自己如何以高效率的方式處決被害者，他甚至不斷的誇大殺人的過程，還想把它拍成電影。《殺人一舉》因而誕生。
《殺人一舉》這部紀錄片，並沒有要紀錄930事件或是印尼大屠殺，而是要記錄安華拍片的過程，安華不只透過講述當年的事蹟來做回憶，他進而編寫劇本，融合了西部牛仔、歌舞片、黑幫電影等各種元素，親自擔任主演重現當年他執行屠殺的樣子，這是戲中戲拍成了戲外戲，以不可思議的方式，紀錄了加害者看待歷史的方式。
「我除了拍下他們的表演之外，也會記錄他們的討論過程，我不只想知道他們決定怎麼呈現，更重要的是記錄下，他們決定忽略什麼？這不但透露出他們如何思考別人的眼光，也讓我們看見他們是怎麼看待自己。」—約書亞．奧本海默
其實導演約書亞．奧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原本是想要拍經歷過大屠殺的這些被害者，被囚禁、被毆打或者親人遭到害害的家屬，然而，這段歷史的兇手仍然在印尼社會擁有影響力，要受害者出面其實並不容易，於是奧本海默從加害者的訪問開始，卻意外造就了南非、德國、韓國等國家都拍不出來的轉型正義紀錄片。
《殺人一舉》拍的是加害者如何看待當年自己屠殺，而《沉默一瞬》則進一步要拍加害者如何看待受害者的家屬，沉默一瞬的男主角阿迪（Adi）職業是一名驗光師，他跟著導演去拜訪了許多加害者，詢問他們當年的事情，然後再說明自己的哥哥就是死於當年的大屠殺，捕捉了受害者家屬與加害者的互相凝視。他也是兩部電影中唯一擁有名子的受害者。
「我不想孩子從祖父母與我身上繼承這份恐懼，我想見殺了我哥哥的人，希望他們願意珍惜機會承擔過錯，而不是一味的吹噓，我就可以原諒他們，我們就能像同類人一樣相處，我的小孩也不用再懼怕鄰居。」—阿迪
《殺人一舉》與《沉默一瞬》兩部電影，反覆在討論關於正義以及恐懼。許多人們聽到轉型正義，總覺得那是複雜的政治問題，但其實轉型正義所要思考的是，我們社會應該把什麼事情視為正義，正義是否被扭曲？或因人而異？
對於親自執行大屠殺的安華．剛果（們）來說，當年他們處決這些共產黨人、華人，就是為了「伸張正義」，他們伸張了屬於自己的正義，因此他們一直不認為自己有錯。他們認為自己是正義的一方，打敗了邪惡的大壞蛋，但對於被他們所殺害的人來說，這些行為是邪惡，而非正義，他們若能爭取回屬於自己的正義，就是轉型正義。
轉型正義的方式很多，層次也相當複雜，事實上，他需要的不只是加害者與受害者的現身，而是整個國家，整個社會如何定義這起事件，他是必要之惡，或是平庸的邪惡，這是改朝換代必經的過渡期，或是殘無人道的屠殺事件。
《沉默一瞬》讓安華們與阿迪們的正義，當面站再一起凝視對方，我們期待兩者在對於正義的認知上能取得相當的共視。就像是配戴眼鏡，對焦在適當的度數，讓每個人能撥開這段雲霧壟罩的模糊過往，看清楚死亡、屠殺、正義與恐懼，看清楚自己身處的位置，可能是受害者也可能是加害者，在反覆辯證的過程，獲得某種共識。獲得共識除了要讓正義得以統一，裂痕可以癒合，更要讓人民對於國家及歷史不再恐懼。
奧本海默2001年前往印尼，是受到「國際食品農業工會」（IUF）的邀約前往上印尼，拍攝印尼工人自組工會，爭取自身權利的過程，「然而當時公司請來班查西拉青年團（Pemuda Pancasila）威脅工人，那些工人哭著告訴我，他們不想再反抗下去，因為家族許多長輩就是在這些人手下上喪命，因而終止了抗爭。」奧本海默說，「當時我才了解，殺死這些工人的不只是疾病，還有恐懼。」
你或許會以為，上一代的紛爭只是上一代的恐懼，但如果沒有真正克服恐懼，他會透過教育、文化、權力反覆傳遞，一代接著一代永無止息甚至變本加厲。「如果我知道你是要去找那些人，我一定會阻止你，這太危險了。」不只是受害者會感到恐懼，甚至是連加害者都感到害怕，他們或許不是害怕別人來尋仇，而是害怕當年的自己。
事實上，安華已經是奧本海默訪問的第41位加害者，然而，前面40位他大約都只訪問1~5天，但他卻貼身訪問了安華五年，不是因為他殺的人比較多，而是因為「安華跟他們不同，他談論自己的痛苦，告訴我為了不讓自己崩潰，他多年來寄情於狂飲、嗑藥、跳舞。」
「當我們在他當年行刑的天台上第一次見面，他上一秒還在示範如何殺人，下一秒卻在炫耀自己的舞技。當下我赫然領悟，或許他們的自吹自擂其實是一種防護機制，而這些吹噓與創傷只是硬幣的兩面，那不是驕傲，而是驕傲的反面。」
過於獵奇的經驗與記憶，讓安華們不得不把這些歷史誇大，彷彿在講述某些虛構的事情，因為他們太過害怕當年自己所做的種種事情，因此這些表演變得荒唐而虛偽，「搬演的不是當年英勇事蹟，而是加害者們為了讓自己心安而編織出來的謊言。」
正如同《沉默一瞬》裡面的那位殺害阿迪哥哥的兇手，反覆強調，「喝人血才不會發瘋。」以這樣不合理的邏輯，試著合理化自己的行為時，他不是真的認為喝人血不會發瘋，而是他必須這樣認為，他才不會發瘋，因為他竟然做出了如此喪盡天狼、慘無人道、泯滅人性的行為，那連他自己都感到害怕。
「我向他們舉起一面鏡子，我要照出的不是1965年發生了什麼，而是他們至今仍由罪惡感與腐敗所驅使的故做姿態，不斷假裝大屠殺是英勇的事蹟。」
奧本海默花了六年的時間，過程中安華從一開始的吹噓與誇大，最後變成懷疑自我與沮喪，「促使他轉變的不是我，而是他的良心，一次接著一次，到了最後，他很明確瞭解了過去的錯。」但一個人的轉變就要花上五年的時間，當年加害者成千上萬，要他們意識到錯誤是如此困難，因此他們的罪惡感並非重點，只是手段，重要的是要讓整個社會都看見他們的罪惡，看穿那些英勇背後的殘酷與血腥。
從《殺人一舉》到《沉默一瞬》，兩部電影都強烈的改變了被拍攝的這些人，改變了他們看待自己、看待過去、看待他人的方式，但更重要的是，這兩部電影必須要能促進印尼社會對於這段歷史的討論，作品才算真正完成。奧本海默透過拍攝，試著解決了安華與阿迪的恐懼，但仍有許多安華們與阿迪們的害怕仍然存在，錯誤的正義仍存在整個印尼的體制與社會中，絲毫沒有受到動搖。
兩部作品完成後，雙雙獲得奧斯卡最佳紀錄片提名，而導演奧本海默遭列為印尼政府的黑名單禁止入境，因此他也很難在拍下一部關於印尼轉型正義的電影。而安華．剛果則在2019年10月底辭世，終年78歲。阿迪的現況如何，則不得而知。
「不是1965年的大屠殺，而是這些人的逃避與內疚。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我們人類到底多會欺騙自己，為了逃避罪惡感，我們打造出華美、晶瑩剔透、完美而近乎驚悚的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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