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載於個人臉書 2016.03）
漢娜鄂蘭 : 真理無懼，看似是一部傳記電影，但其實不是典型的傳記電影，比較接近陳述一個事件、展示一個事件的過程，而這個事件當中，最重要的思想，就是Hannah Arendt提出來的「妒恨的平庸（banality of hatred)」或稱作邪惡的平庸理論。
電影一開場就揭發了重要的場景，阿道夫‧艾希曼被捕。時間軸拉回到二次大戰結束後的1960年，當時的以色列情報及特殊使命局，俗稱摩薩德(Mossad)，組成的二十幾人小組，在阿根廷抓到了執行納粹「最終解決方案」的主要負責人 ─ 阿道夫‧艾希曼，距離二戰結束也才過了15個年頭，當時的情結猶存，以色列的猶太人群情激憤，準備將他公審以伸張正義。
而這件事情當然引發了在英美及歐洲地區的各個媒體雜誌的爭相關注，其實在1945年二戰剛結束，蘇、英、美、法就指派法官組成國際軍事法庭，針對納粹大屠殺進行審判，也就是片中所提到的漢娜鄂蘭錯過的紐倫堡軍事大審判，接著回到第二次的公審，漢娜鄂蘭在當時已是有名的作家、哲學家，於是她請求「紐約客」給她這個機會親自去這趟公審，寫出這份報導。漢娜鄂蘭是猶太人，在戰時也曾經待過短暫的集中營，但後來幸運逃了出來，這樣特殊的經歷加上當時的作家身分被「紐約客」所接受，所有認識的親朋好友，都期待她寫出這份具有歷史深刻意義的報導。
挾帶著真理、正義的使命，漢娜鄂蘭來到耶路撒冷，這當中，電影穿插了當時審判阿道夫‧艾希曼的真實畫面，這樣的虛實交錯讓傳達的力道更深厚，壓抑著曾遭到迫害的情緒，漢娜鄂蘭才驚覺她想錯了，「他的平庸與他的所作所為相去甚遠」。她錯誤的地方就在於，跟其他猶太人一樣，他們將訴求訴諸於情感，他們把所有的觀點都以反納粹主義作為思考的出發點，他們將這個審判視為報復，而阿道夫‧艾希曼要接受極刑才是公平正義，因為在猶太人眼裡，他是撒旦、是惡魔。
漢娜鄂蘭偉大的地方就在於此，她獨排眾議，切身地寫下對於阿道夫‧艾希曼以及這個審判的真實，然而在當時這樣的時機點，這個真理是不被接受的，漢娜鄂蘭不僅僅是沒有追打阿道夫‧艾希曼，她更批判了猶太領袖在二戰時與納粹合作，可以想像的到，近乎大部分的猶太人憤慨、親朋好友疏離，但是漢娜鄂蘭並沒有畏懼，在影片的最後一個橋段，她公開陳述：「瞭解事實，不代表原諒」，到了最後一刻，眾叛親離，她還是選擇自己寫下的真實，而在影片裡，我們事實上也可以看到，她也贊同阿道夫‧艾希曼該被處以絞刑，但不代表我們觀看這個德國軍官的角度就該被扭曲。
排除歷史上的意義，也排除深究「邪惡的平庸理論」，這部電影能給我們最初步的價值，就是獨立思考、批判性的思考，這也是為什麼在電影中穿插了漢娜大學教授馬丁‧海德格爾的思考言論，不單單是呈現漢娜鄂蘭的過往，更是再次提倡了這部片的核心價值 ─ 獨立性的思考。
我們時常讓情緒去引導，卻忘了我們身為人最強大的力量就是我們能夠理性地思考並做出評斷，再舉一個典型的思考性謬誤的例子，有一名長期支持台灣的網友，在網站上發佈他希望中國可以好好的發展，可以不要再受到共產黨的統治，因此就有其他網友在底下瘋狂地批判他，認為他背叛身為台灣人的立場，先撇除政治因素以及他想法上的對或錯，我們可以好好思考，希望中國可以好好發展，不要再受到共產黨的統治跟支持台灣這兩件事情並非相斥，這名網友的想法便是中國能夠更自由、更開放，希望中國的下一代人，可以給台灣的下一代人一個不一樣的答案，但當他說出他支持中國好好發展的同時，我們已經被敵化中國的情緒所牽引，而無法用一個更獨立性的角度來進行解讀。
還是回到那句根本，這世界不是二元論，別輕易地相信體制，也別輕易地相信潮流，該相信的是你自己所見證的真實和獨立思考這件事情的本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