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自由經濟不再？

美國傳統基金會剛發表最新一份「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香港跌至第二位，是自1995年來首次由星加坡取代榜首位置。報告中指本港國際金融及商業中心的聲譽因去年六月起的反修例活動所引起的政治及社會動盪而受損，再加上香港與內地於貿易，旅遊及金融的連繫日益緊密，令本港的經濟自由面對的風險增加，以致評分下降。報告一出，政府即表示本港制度並未受影響，基礎依然穩固。當社會及港府只急為本港自由經濟體系護航時，我們更應深究香港經濟發展模式的改變。

報告中提及的自由經濟準則與本港以往奉行的「積極不干預」政策均受新自由經濟主義(Neoliberalism)影響，推崇開放式經濟及主張以自由市場機制的「無形之手」達至供求均衡。新自由經濟主義於1970年代末盛行，當時英國政府面對因奉行由凱恩斯提出的福利主義(Keynesianism)所帶來的高政府負債比率以及滯脹(Stangnation)等的經濟問題，而戴卓爾的帶領的保守黨於1979年當選後決心進行政治及經濟改革以解決眼前的問題，削減政府開支及福利、對抗工會權力、以及將公營企業私有化等成為了當時保守黨政府的經濟策略。與此同時，彼岸的美國亦同樣放棄了受凱恩斯主義影響的羅斯福新政(The New Deal)，而1980年當選的列根更進一步放鬆管制，並且持續以減稅等政策爭取企業支持。新自由經濟主義同時亦受佛利民的貨幣主義(Monetarism)影響，主張政府在市場的角色限於以貨幣政策控制貨幣供應來控制價格水平。貨幣主義亦成為日後聯儲局使用貨幣量化寬鬆政策的常用理據，對於金融市場發展影響深遠。

自1970年代末，新自由經濟主義成為全球主流經濟策略，更成為不少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模式。雖然開放經濟及私有化成為當時經濟學家的不二法門，但事實上新自由經濟主義帶來不少災難性的影響。1990年，俄羅斯政府接受了薩科斯(Jeffrey Sachs)休克療法的建議，於短時間內將市場私有化，從而令經濟崩潰。除此以外，有部分學者如張夏準(Ha-Joon Chang)認為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亦揭露了新自由主義在發展中國家埋下的結構性問題，造成當年爆發的貨幣危機。另外，2008年金融風暴在發達國家亦引起了對於這種「大市場、小政府」模式的討論，而新自由主義所帶來的貧富懸殊亦在美國、英國以及歐洲等地重燃部份人對於民主社會主義的支持，間接造成了社會福利主義政客如桑德斯、華倫、郝爾彬等的崛起。

反觀香港，「積極不干預」政策早於1960年代末由當時的財政司郭伯維提出，並由其繼任人夏鼎基落實，指政府於自由市場機制運作正常下應保持其不干預政策，但不排除於市場失效時的合理干預。從此香港政府堅持其低政府開支、低稅率、高財政儲備政策，以保持其開放型自由經濟體系為目標。回歸後，本港亦成為唯一有法律條文列明規限政府財政政策的區域。基本法第107及108條列明政府需量入為出及避免財政赤字，並且維持低税政策。換言之，要於香港實行類似凱恩斯主義等長期以赤字財政提供社會福利及推動經濟發展的措施近乎不可能。

香港制度上對於自由經濟的維護同時迎合了全球金融市場的擴展需求，自1970年代，各國開始放寬對於資金流動的限制，再加上布雷頓森林系統(the Bretton Woods System)的瓦解，令世界貨幣正式變為無錨貨幣(Fiat Money)，同時亦助長了投機性貨幣需求增加。然而，香港在成為了國際金融中心的同時，其經濟政策亦引起了不少社會問題。香港依靠以高地價賣地維持政府收入所引致的房屋問題已經常為人詬病，再加上香港長期財富分配不均，貧富懸殊情況於發達地區當中數一數二，但政府對於公共福利的支援依然不足，令人質疑本港經濟及福利政策的成效。

香港現時的經濟結構與回歸前並沒有太大分別，依然維持著開放型經濟，而政府的財政開支則於二十多年來有上升的趨勢。回歸後本港經濟遭遇多次衝擊，面對1997年金融風暴以及2003年非典型肺炎的挑戰，董建華年代政府通過將地鐵及領展上市，指以市場模式營運公共事業更有效率，並能協助政府開源節流，但當年上市的決定仍備受爭議，尤其港鐵票價「可加可減」機制的失效以及服務質素下降，及領展租戶租金水平問題令人質疑上市對於公眾利益影響弊多於利。曾蔭權政府亦繼續遵守「大市場，小政府」模式，堅持政府只需要於市場失效時作出干預，面對2008年金融海嘯，當時政府以增加基建以持續經濟發展，但當年獲批的不少項目，例如港珠澳大橋及啟德郵輪碼頭，被批評為大白象工程。即便政府開支增加，開支與生產總值比率依然維持穩定，而且政府儲備依然年年上升，但社會問題例如醫療系統的負荷，老年貧窮等問題仍日益嚴重。香港現時面對繼十二年前的金融海嘯後最嚴峻的經濟危機，林鄭月娥政府發表的新一份財政預算案繼續主要以一次性措施意圖紓解民困，但對於本港結構性問題無疑是藥石亂投。

香港現時面對內憂外患，未來的經濟政策必須有更慎重的規劃。現時疫情反映出本港經濟模式過份依賴內地市場和部份行業，以及高租金水平所造成的惡劣營商環境。除此以外，香港政府所提供的勞工保障及社會安全網明顯不足，令弱勢社群陷於更艱難的情況。倘若政府依然忽略問題，將庫房收入錯配，不但止會令民憤繼續升溫，同時亦會削弱本港經濟的可持續性。除了香港經濟結構問題，現時疫情亦令全球重新思考經濟全球化的模式。中國經濟停頓、各國封關，全球經濟生產鏈頓時受阻，揭露出各大企業過往將生產線外判至發展中國家的問題，同時難保疫情過後各國政府對於國際商業及交通的開放及融合程度持較保守態度，對於香港的開放型經濟，此舉無疑會成為另一大打擊。本港未來要思考的，再不是全民派錢金額多少的問題，而是如何適應很有可能翻盤的經濟大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