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完全沒有語言隔閡。但你能寫作台灣文學嗎？...在台灣寫作馬華文學又意味著什麼？”-- 黃錦樹《時差的贈禮》，2019，第87頁
我對馬華文學沒什麼印象，講不出到底看過那些，有什麼深刻體悟。這是一件可怕的事，畢竟我是在馬來西亞某大學的外文系中文組畢業的，卻只記得自己反反复复地看了幾遍《紅樓夢》，從此把《紅樓夢》當聖經。
我曾有過一本《赤道形聲》，內容有什麼完全不記得。收藏了十幾年以後，我已從台灣畢業，於是把它塞進書櫃裡更隱秘的角落。近期被趕出家門時我帶不走成箱的書，一位從台灣遠嫁到這裡來的朋友幫我領養了好些，其中就包括那本。她常嚷嚷說，要了解馬來西亞華人還是得看馬華文學呀，我說可惜我都看不下去。於是，作為成箱書籍的回報，我得到了的回饋是無限時閱讀她覺得我應該看看的《時差的贈禮》。
很喜歡《時差的贈禮》封面的水彩畫，覺得可以撫慰痛苦又焦慮的自我審視的過程
雖然用這本書開了個題，但我並不想細講這本書的內容。只能說如有人要了解馬來西亞華人認同的糾葛，這本會是很好的參考。黃錦樹要說的絕不只是馬華文學的定位問題，因為那也是作為馬來西亞華人的認同問題。那種無可厚非的“馬”，以及撇不清的“華”，越想弄明白就越里外不是人。
馬華文學始終是個“棄兒”，跟許多只有中文特別好、用中文思考、有馬來西亞情意結的知識份子一樣，在國內沒有立足之地，在國外卻又格格不入，處境只能以窘迫來形容。如果在這種困頓處境裡的人還能擁有民族優越感，某個程度上不是邏輯理解能力不夠好，就是精神分裂。我也見過許多將困頓當作轉折的人，只可惜也不是人人後來都能如魚得水。
有個朋友多年以後依然無法在國內掙得一個像樣的學術職位。即便是土產博士、英文能力與其他留洋博士不相上下，她卻因為本科是在台灣畢業的而被否定。為什麼當時會選擇留台？她肯定不知道十幾歲的選擇會影響如此深遠。兩岸的關係問題離我們非常遠，即使是中文的媒體也都寫得兩廂不得罪，直到長大後一一掀開，才知道不管離得多遠，不管如何改變我們的內在，歷史的原罪層層疊疊、如影隨形。
而她咬咬牙，留在國內只不過想完成作為獨生女的責任。
在身份認同的問題上，我一直都很努力地在確定我是不是有被害妄想。
相較之下我是幸運的。在台灣唸碩班時，經歷了一段蠻精彩的自我審視的過程。首先我與其他碩班的馬來西亞籍學長姐的身份不一樣：他們是僑生，我是外籍生。雖然學籍身份很多時候是被我們的入學途徑所決定的，背後卻有相當複雜的歷史脈絡。我自小便被送進華文小學、修讀至華文中學才畢業，時常被勸導要自豪於自己華人的身份，但有生以來第一次，我不覺得我有做出任何選擇，外籍生就已經成為我的身份。而且在受到質疑或詢問時，我不斷地提醒人家我的國籍是馬來西亞，但我不是馬來人，我的中文可以說得近乎完美是因為我是華人、我唸華校，但我又非常矛盾地不接受我是海外華人“僑”的標籤，我也不是什麼歸國華僑。
台灣人困惑了。我也很困惑。
再來，我會時常在極度舒適與熟悉的中文環境中驚醒，發現我的生活背景與認知跟台灣人很不一樣，非常地不一樣。我必須坦誠我是個外國人，長得很像台灣人的外國人，才能誠實地迎接身邊人們的話題。習慣性承認和彰顯自己的不同，會使對話過程顯得很疏離、很個人，有時很情意結，也可能很無趣、很不專業。唸書的過程讓我進步了，能熟用的中文語彙變多，思考的角度也被大大拓寬。可是，在台灣的生活越來越順遂，我願意一生懸命去貢獻的馬來西亞就會離我越來越遙遠：我在國內做田野調查時被當成中文說得太標準的外國人。回國後的我也很難遇到共同話題的朋友，我一開始無法理解這個社會為何越來越冷漠、崩裂、碎片化、功利主義等等，一直到很久很久以後才知道是我太習慣台北某一層的同溫。變了的人是我。
更深刻的領悟是，如果我想在馬來西亞獻身於學術領域，學識能力並不是最大的挑戰，英文才是。在資源有限的社會，當他們無法挑剔你的學識時，他們挑戰你的語言能力。
我覺得在挑戰面前我必須豁達些，但英文不好持續打擊我的信心。在資源有限的社會，當他們無法挑剔你的學識，他們挑戰你的語言能力。
對許多馬來西亞華人來說，我的問題很簡單，就只是選錯了行。四分五裂的社會根本不需要對人文關懷做任何的投資，比如我們有官僚但不需要社工，為什麼要了解與幫助那些不努力的人呢？資源已經這麼少了，要自保都已經很不容易。這樣就根本無法就各種社會議題更仔細地剖析下去，自然也不會知道這個問題的根源與最好的解決辦法會是什麼。
這個社會很少人會相信體制可以被改變，改變得不忽略任何人的利益。因此停下來為任何人思考或討論根本就是愚蠢的事，只有眼前的利益才是最實際的——這也是我們的家庭教育一直告訴我們的真理。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以為只要我能夠掌握英文，就可以像那些只有英文很好的權威，佔盡優勢。但是我身邊也有很多只有英文很好的朋友，覺得自己在國內時常被其他語言的社群邊緣化，無法參與討論；即使在國外，也有聽不明白其他國家的腔調與用語的問題。他們不知道我在台灣也有類似的困擾，還以為我在英文圈呆不下，那就去中文圈呀，殊不知我也被邊緣化。大家都力不從心，大家都覺得社會在邊緣化自己，而偏偏我們的歸宿在這裡，那可惡的邊緣化搞不好才是歸宿感，於是困頓不已。
也難怪只有立馬可以看到回籌的投資，才是這個社會最讓人安心的事。這樣的情況也解釋了目前動盪不安的政治局勢。沒有人看到這問題顯而易見的癥結：並不是那些政治人物太自私了，也不是這個國家和體制對不起我們，而是我們從來都沒有放下過成見。現在的大家只是對這個國家都沒有了想像，暫時無法攜手共進退而已——只是剛好這年是29年前開始在我們國族想像中萌芽的宏願年。
前幾天與超過十年不見的大學同窗視訊聊天。自抗疫限行令以來，無法出門的我們偶爾會在睡前打打招呼，聊聊近況，慢慢竟也變成常態。畢業後的我們對這個社會還充滿希望，努力地轉換到更符合自己理想的工作，每每談起來的都是未來的規劃與理想。但十年過去以後，大家對前景倒是益發困惑起來，我得到的勸告竟然是：能在國外闖出一片天的話就算不回來也沒關係，沒人能阻止你。
剛好也正有此意。看來四十歲以前我得再放風一次。這個國家沒有想像，但我有呀。我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