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中海的冬天》精彩內容〉馬賽，最有地中海風味的城市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一個冰冷的午夜，我在巴黎里昂車站搭上前往馬賽的火車。黎明時，我在亞爾附近醒來，迎面而來的是刺人的鹹味空氣和擠壓過的葡萄色柔和天空下的橄欖樹。平整的起伏田園呈現出植物的深綠色，清楚地被楊樹間隔，融入混亂的黃棕色山和陳舊黏土築成的下陷屋頂之中。北歐已然消失。我身上有一千元的旅行支票，但沒有回程票。

我離開了佛蒙特州的報社，並且不再任職。和許多我過去多年來遇到的自由記者一樣，我毫不喜歡做為大型媒體海外特派員的社會和專業身分，或豐厚的出差預算。我自己閱讀和研習，並把文章賣給報社，這讓我有剛好足夠的錢可以住在青年旅館和廉價的旅館裡，並且持續旅行。改變是我被迫服膺的信條。沒有錢打越洋電話，又是在傳真機和快遞發明之前，我只能依賴各地的郵局；並在那裡領到接受或拒絕的信件，或是支票與被退的文章。我的決定就看當下的偶然事件。日子真是無限的自由。

走出馬賽聖查爾斯車站的人群和喧鬧，我蹣跚地直接走入市區；在車站狹長的大理石階梯，看著筆直而擁擠的大荒直入舊港區（Old Port）。在低價位的百貨公司和厚玻璃板的報攤之間，戴著滑雪帽的黑人們購買上面標示「符合清真」的小吃──這是我第一次聞到地中海的垃圾及冷冽的氣息。風在厚重的雲層下吹掠。我覺得這裡和巴黎一樣寒冷，並聽到有如義大利語一樣，斷音似的阿拉伯語和法語交談。卡車正在卸下裝了魚類和農產品的板條箱。我走入一家陰暗的酒吧喝咖啡。室內的桌子全都堆疊在後頭。新藝術派（art nouveau）的帶狀橫飾為破碎和滿是塵埃的鏡子帶來一些光彩。角落裡有一彈珠遊戲檯，幾個男人在那兒閒聊，並圈選樂透彩券。我找到了一家一夜只要四塊錢的旅館；褪了色的黃色房間裡有潮濕的地板，加上外露的水管。旅館位於一條有許多小披薩店的街上，街上的阿拉伯男人則賣著金屬攤架上的廉價手錶和古龍水。

巴黎是一個擁簇著鍍金邊框的鏡子、刻意安排的店面和大量的博物館，某些街道還鋪圓石。馬賽則像粗厲的風，剝除了禮俗和傳統；一個充滿不正當營生的阿拉伯勞工移民的真空吸塵器。馬賽粗糙的邊緣（edge）優勢是它的誘惑力。它「像一名美麗卻不愛惜自己的美麗女郎在陽光下滲出汗水」，莫泊桑在十九世紀寫道。

馬賽是惡劣的侍者、塑膠椅、膠質桌巾，以及蒸鯡魚和鰻魚味道的混合體。這裡的生活是戶外的；人們對於室內和細節較少在意。來自小亞細亞海岸港市霍扎的希臘水手因為被受到半圓型劇場般山丘保護的深水港所吸引，在西元前六百年建立了馬賽。它的舊名為「馬薩里亞」（Massalia），在腓尼基文中意謂「新拓居地」，這也顯示最早來此的可能是腓尼基人。希臘人的「馬薩里亞」威脅到迦太基人的地區影響力。孟德斯鳩曾撰寫「迦太基人與馬賽人的漁場大戰」。希臘人雖然身陷高盧的羅馬殖民地之中，卻從來沒有和羅馬結盟，共擊迦太基。孟德斯鳩寫道：

羅馬人在西班牙向迦太基人展開的戰爭，對於扮演貨棧角色的馬賽卻是財富的來源。迦太基和科林斯的廢墟為馬賽人帶來更多的財富；而且，要不是在內戰中，人們得盲目地選擇一方，馬賽人在對於其商業毫不感到妒嫉的羅馬保護下，將會更加快活。

馬賽讓我了解到地中海的歷史是權力優先，美麗次之。羅浮宮內的精美紀念物是統治了蓬勃的商業和軍事戰略的富有王朝，能夠創造偉大藝術之前的物品。除了法國學者布勞岱爾稱之為「羅馬夷平霸權」（在羅馬於西元一四六年殲滅迦太基之後），遍及地中海地區的古風和中世紀成為無法改變的權力平衡檔案。貧瘠的沙質土壤使得此區的人民不得不外移征討四方，然而，不論迦太基人、希臘人、汪達爾人、拜占庭人、威尼斯人或土耳其人，都無法控制整個海洋。我眼前這個城市是一段紛擾歷史的複製品：來自北非的阿拉伯人、義大利人、西班牙人、希臘人、科西嘉人和其他的移民，皆流入混亂的街道，多樣而混亂的人種和貿易關係，使得馬賽成為最有地中海風味的城市。

依照在古代的霍扎風潮，不但它自己的創建城市被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圖斯（Tacitus）形容為粗糙不堪，馬賽也被定位為商業本位，公共紀念物極少。那兒的歷史遺址皆反映了居民對於經濟存活的需求。兩座十九世紀的教堂風格沉重，陰鬱的風華散發出面對翌日的力量。瑪卓大教堂（La Major，即Sainte-Marie-Majeure）仿自拜占庭建築。它坐落於港口，靠近獻給月神戴安娜的異教神殿。守護聖母院（Nôtre Dame de la Garde）則建於俯瞰市區的凸岩上，其上鍍金的聖母雕像，有如一座巨大的金身護身符，由各個角度都看得見。

主要大道大麻路兩側林立著廉價的行李箱和玩具店。街道的名稱來自拉丁字「大麻」（cannabis），大約指附近在過去曾有一座繩索製造廠。我沿著大街前往二千五百多年前由霍扎希臘水手建立的舊港──這座廣大的長方型港口波動著油膩的灰色海水，邊上則是設有百葉窗的陳舊公寓建築。雨滴打在我身上，但我卻沒有雨傘。雨急急落下，快到令海水看來像覆上一層粗糙的玻璃。在滑溜的海濱空地上，人們穿著濕漉漉的工作服，在風中拍打著發出巨響的帆布下排著隊，等待冰凍成厚塊的鱸魚和小山似的生蠔。

我感到夜晚睡眠不足的痛苦寒冷，也不想回到潮濕又沒有暖氣的旅館房間；不但我的衣服在那兒無法晾乾，我在那兒也沒有什麼衣服可以換穿。但雨一停後，陽光自雲層中射出，港口的海水也跟著平緩下來。一時之間魚和海洋的腥味占據了我，縮小了和其他港口之間的距離，透露出各種可能性。我走向護衛著外海入口的中世紀橋頭堡時，衣服也開始乾了。

一名包著頭巾的老婦人趁著雨停，正在屋頂上晾衣物。一群戴著低頂圓帽的老先生聚在巷子裡玩法式滾球遊戲。在這些家居的一般生活中，我心有共鳴而感到我也是這個城市的一分子。見到如此一座不合時宜的城市，好像見到一名在家的婦女戴著浴帽，臉上卻抹了濃粧；我同時感到親切和失望，並從中感受到活力。「不同於夏日的停頓，冬天賜與榮耀的公民身分。」英國一位地中海權威派翠克．弗莫如此寫道。

太陽再度露臉，我覺得自己度過第一個危機。我沒有遭到搶劫，也沒有遺失護照。我只有經歷過所有旅行者都有過、短暫發作的寂寞感。

被《Foreign Policy》雜誌譽為全球百大思想家的卡普蘭是美國知名記者、《大西洋月刊》資深主筆、地理戰略學者。在一九八O年代與一九九O年初期的文章裡，他是第一位對巴爾幹即將來臨的巨變發出警示的美國作家。多年來的行腳與關注的焦點大都集中於戰火頻仍、種族分裂的第三世界。他尤其擅長運用旅行文學的手法處理新聞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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