賭上國運的熙寧變法：體天法道·民以食為天

2022/10/18閱讀時間約 18 分鐘

知天之天

“民以食為天”最早出自《史記》。司馬遷（前145年-前1世紀，字子長，龍門[今陝西韓城]人，西漢史學家和文學家。所撰寫的《史記》被公認為是中國史書的典範，後世尊稱為史聖，又因曾任太史令，故自稱太史公）記錄酈[lì]食[yì]其[jī]（前268年-前204年，陳留高陽[今河南開封杞縣西南]人，性嗜酒，自稱“高陽酒徒”）對漢王劉邦（前256年或前247年-前195年6月1日，字季，生於戰國時代楚國的沛豐邑中陽里[今中華人民共和國江蘇豐縣]，為漢朝開國皇帝）所說。

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為天，而民人以食為天。

— — 司馬遷，史記·卷九十七-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班固（32年-92年，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鹹陽]人，東漢史學家班彪之子，《漢書》作者。與司馬相如、揚雄、張衡合稱為漢賦四大家，與父班彪、及其弟班超，三人合稱“三班”）在《漢書》中簡化為我們今天常說的：“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漢書·酈陸朱劉叔孫傳）

司馬貞（679年-732年，字子正，河內郡[今河南省沁陽]人，唐朝官員、历史學家。編纂有《史記索隱》三十卷）為《史記》做註釋時，註明此話出自管仲（前725年?-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諡敬，通稱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潁上[今安徽省潁上縣]人，齊國的政治家，哲學家，與樂毅齊名，周穆王的後代）。

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能知天之天者，斯可矣。

— — 司馬貞，史記索隱

今日我們談“民以食為天”，卻忘記了前半句的“王者以民為天”，成為不“能知天之天者”。是故統治者總喜歡談論如何養活人民，確忘記了根本，是人民自己養活了自己。民以食為天，是人民自己以天為道，通過生產和交易，創造了財富。

如果統治者忘記了這一點，就會設計自己的“王政”，幹涉人民自由生產和交換的自由。“無事生非”，才是致“天下亂政”的原因。

其道恆簡

王夫之（1619年10月7日-1692年2月18日，字而農，號薑齋、又號夕堂，或署一瓢道人、雙髻外史，自署船山病叟、南岳遺民，湖廣衡陽縣人）是明末清初的大儒。晚年隱居於石船山麓，世稱船山先生。主要著作有《周易外傳》、《讀通鑒論》等，後匯編為《船山遺書》。與顧炎武、黃宗羲並稱明末三大思想家。晚年撰[zhuàn,寫]《宋論》十五卷，對北宋贊譽極高，比肩商、周，超越漢、唐。但他評價宋政之亂“自仁宗開之”。

神宗君臣所夜思晝作，聚訟盈廷，飛符遍野，以使下無法守，開章惇、蔡京爚[yuè]亂以亡之漸者，其風已自仁宗始矣。

— — 王夫之，宋論·卷四-仁宗

李沆[hàng]（947年-1004年，字太初，洺州肥鄉人）是北宋的名臣，在真宗時為相，時稱“聖相”。他把大臣們上書陳述國家厲害的奏章，都扔在兩個大腹陶器中，放滿了就燒掉。他稱自己“居於官位對國家沒有什麼增補，不過是對朝廷內外上書陳說利害的奏疏，都不批準，因此才得以報國。”

趙韓王為相，置二大甕於坐屏後。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滿即焚之於通衢。李文靖公曰：“沆[hàng]居重位，實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惟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

— — 羅大經，鶴林玉露·乙編·卷五

所謂為官之道，就是不生事。所謂不生事，就是政府之手不要上下亂摸。中原王朝历代開國之初，都是以民休養生息為本。修養生息，就是讓百姓自由生產，政府少插手。這道理講了兩千年，也是儒家治國之本，可惜迄今的政治家們也很難做到，似乎不上下亂摸幾遍，就不足以表示自己的英明。

王夫之的宋論，未必公允，很多觀念，也冗於時代，甚至被我們很多人都認為不夠“先進”吧。觀念無所謂新舊，今日的“新人”其實還不如“舊人”認識的深切。王夫之贊譽周文王（前1152年-前1056年，又稱西伯昌。姬姓，周氏，名昌，商朝末期諸侯國周國君主。後世視之為道統的傳人之一）的治理，“有利的，不急於實行；有害的，也不著急清除；有善政，也不急於督促官員執行，有不善的，也不急於禁止。”所以，仁德就“如同上天籠罩大地一樣，不需要擔心萬物違背自然”。

文王之治岐者五，五者皆厚責之上而薄責之吏民者也。五者之外，有利焉，不汲汲以興；有害焉，不汲汲以除；有善焉，不汲汲督人之為之；有不善焉，不汲汲禁人之蹈之。故文王之仁，如天之覆下土，而不憂萬物之違逆。

— — 王夫之，宋論·卷一-太祖

共治時代

範祖禹[yǔ]（1041年-1098年，字淳夫[一作淳父、純父、純甫]，一字夢得，世稱華陽先生，劍南西道華陽[今四川成都市]人，宰相呂公著女婿）擅長治史，與人合作，編修了《神宗正史》、《神宗實錄》等史著，可惜今已亡佚。他和劉恕（1032年-1078年，字道原，一作道源，筠州高安[今江西高安]人）、劉攽[bān]（1022年-1088年，字貢父[一作戇[gàng]父，或贛父]，號公非。樟樹市黃土崗鎮荻斜劉家人）等協助司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10月11日，字君實，號迂叟，通稱司馬相公。陝州夏縣涑水鄉[今山西省夏縣]人。西晉安平獻王司馬孚的後裔。世稱涑[sù]水先生，身後稱司馬溫公）修《資治通鑒》。他自己獨自撰寫了《仁宗政典》六卷。

臣掌國史，伏睹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豐功盛德固不可得，而名言所可見者，其事有五：畏天、愛民、奉宗廟、好學、聽諫。仁宗行此五者於天下，所以為仁也。

— — 範祖禹，上哲宗乞法仁宗五事，元祐七年（1092年）三月

畏天、愛民，是以民為天，知天為天。奉宗廟、好學、聽諫，遵奉實行太祖的“與士大夫共治天下”。

“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出於李燾（1115年-1184年，字仁甫，號巽岩，眉州丹稜[今屬四川]人，唐初曹王李明之後）編寫的《續資治通鑒長編》。

文彥博（1006年10月23日-1097年6月16日，字寬夫，號伊叟，汾州介休城關文家莊[今山西省介休市城區文家莊]人。历仕仁、英、神、哲四朝達五十年之久。世人尊稱為賢相）在神宗期間，一次朝堂之上和王安石爭議時的建言：

彥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
上曰：“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於百姓何所不便？”
彥博曰：“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
上曰：“士大夫豈盡以更張為非，亦自有以為當更張者。”
安石曰：“法制具在，則財用宜足，中國宜強。今皆不然，未可謂之法制具在也。”
彥博曰：“務要人推行爾。”

— —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百二十一

當代很多人對句話的理解有誤。因為有一句政治不正確的“非與百姓治天下也” — — 其實，當代的民主社會，也是要採取代議制，民眾並不直接參與政治。因此真正治理國家的也是政治家和公務員。普通民眾沒有足夠的精力，也沒有專業的知識直接治理社會 — — 社會的專業分工，對於政治治理也是同等道理。

文彥博最後被忽略的話是才是關鍵，不管什麼樣的政策都要人來執行 — — “務要人推行爾。”，這是理解“與士大夫治天下”的點睛之筆。君權專制不僅缺乏集思廣益的慎重思考，也缺乏廣泛討論基礎上的理解，更缺乏有效的程序治理流程。所以好的理念，在缺乏“程序正義”的保證下，不可能得到好的結果。

如果再往上追溯，“與士大夫治天下”，不隨便更改法度，也是開創了“貞觀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598年1月28日-649年7月10日，唐朝第二任皇帝，626年9月4日-649年7月10日在位。唐高祖李淵次子）的理念。

王方慶（?-702年，名𬘭，字方慶，以字行，封石泉縣公，諡貞，武則天年間為宰相）著有《魏鄭公諫錄》五卷，其中記載太宗李世民在丹霄殿大宴群臣時說過。

為政之要，務全其本。若中國不靜，遠夷雖至，亦何所益？朕與公輩共理天下，令中夏乂安，四方靜肅，並由公等鹹盡忠誠，共康庶績之所致耳。朕實喜之。然安不忘危，亦兼以懼。

— — 王方慶，魏鄭公諫錄·第三卷

仁宗的“與士大夫治天下”也是宋太祖趙匡胤（927年3月21日-976年11月14日，字元朗，小名香孩兒、趙九重。祖籍涿郡保塞縣[今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區]，宋朝開國皇帝，960年2月4日-976年11月14日在位）不殺士人的本心。宋朝特別註重祖宗之法，這就等於給每一任皇帝戴上了緊箍咒，讓他們的治理有所約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的祖訓，历經宋太宗趙炅[jiǒng]（939年11月20日-997年5月8日，北宋第二位皇帝，976年11月15日-997年5月8日在位。趙弘殷第三子，宋太祖趙匡胤的胞弟）、宋真宗，到了仁宗時達到了高峰。在仁宗後期，經濟發達，國家昌盛，人民富裕，形成了嘉佑之治 — — 也被稱為仁宗之治。後世將“嘉佑之治”和“祖宗家法”關聯在一起，推崇可比“貞觀之治”。

無定志

仁宗屬於耳根子軟，心也柔弱。看中大臣的才華，就提拔。一旦有人批評，就降職。如果互相攻擊，就雙方都罷免。但是真的降了職，又懷念，很快又會起複被貶的官員。

慶历新政之初，蔡襄（1012年-1067年，字君謨，號莆陽居士，福建路興化軍仙游縣[今福建省莆田市仙游縣]人。著有《茶錄》、《荔枝譜》等書。諡號忠惠）曾提醒仁宗，期望仁宗能夠乾綱獨斷，號令天下。

不顓[zhuān,同“專”]聽斷，不攬威權，使號令不信於人，恩澤不及於下，此陛下之失也。持天下之柄，司生民之命，無嘉謀異畫以矯時弊，不盡忠竭節以副任使，此大臣之失也。朝有敝政而不能正，民有疾苦而不能去，陛下寬仁少斷而不能規，大臣循默避事而不能斥，此臣等之罪也。陛下既有引過之言，達於天地神祇矣，願思其實以應之。

— — 宋史·卷三百二十·列傳第七十九·蔡襄

很遺憾，蔡襄等都是英明聖君的崇拜者。他們至死不悟：

集權國家的統治者，不學無術並不是大問題。亂興法典瞎折騰才是致命的。…財富從來不是皇帝的英明創造的，而是放松管制後，民間市場創造的。

— — 旭，《宋史·賈似道傳》小兒無知亂出頭

王夫之認為仁宗親政後，擔任過宰相的大臣多至四十餘人。這些大臣的任用，不是循例進階。升職後，不久又被罷免。但是不久，又被起用。只要有言論指責到某人，就罷免此人，如果是雙方互相攻擊，就把雙方同時罷免。或者有過失，或者僅僅是一條計謀不夠得當，也被斥退。升任宰相的要實施自己的政策，而唱和之人，也就跟著得到了提升。綜觀這三十年間，人事升降，國政興廢，一會兒這樣，一會兒那樣，都不能堅持一整年。官吏、百姓都無所適從。

仁宗自明道二年劉後殂[cú,死亡]始親政，訖[qì,完結]乎帝崩，三十年，兩府大臣四十馀人。夷考其人，韓、富、範、杜諸公之大節炳[bǐng,光明]然者，若而人矣。抑若呂夷簡、夏竦[sǒng,恭敬]、陳執中、高若訥，清議所交謫[zhé]者，抑繁有徒。他如晏殊、宋庠、王鬷[zōng]、丁度之浮沉而無定守者抑與焉。其進也，不固進也，俄而退矣；其退也抑未終退也，俄而又進矣。人言一及而輒[zhé]易之，互相攻擊則兩罷之；或大過已章而姑退之，或一計偶乖而即斥之。且諸人者，皆有所懷來，持以為用，一得位而即圖嘗試；而所與倡和以伸其所為者，勃然蹶[jué]起，乘所宗主者之大用，以急行其術。計此三十年閑，人才之黜[chù,降職;罷免;廢除]陟[zhì,登高;上升]，國政之興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終歲。吏無適守，民無適從，天下之若驚若騖[wù,奔馳;亂跑]、延頸[jǐng]舉趾[zhǐ]、不一其情者，不知其何似，而大概可思矣。

— — 王夫之，宋論·卷四·仁宗十二

仁宗的無定志，不能恆定的堅持新政，才是仁宗雖無“不汲汲”之心，但結果恰恰是“不汲汲”之治。

仁宗也有做一代雄主的願望，但是本人能夠守住自己的沖動，願意和大臣共治，仁宗時候的大臣們也敢於發表意見阻止仁宗的“好高騖遠”。

仁宗寵愛張貴妃，即後來的溫成皇後（1024年-1054年，張氏，河南永安[今河南鞏縣南]人，北宋宋仁宗趙禎貴妃坤寧宮事變重要人物，安壽公主、寶和公主、唐國公主生母）。愛屋及烏，多次破格提拔張貴妃的伯父張堯佐（?-1058年，字希元，北宋河南府永安[今鞏義市]人），最終升任張堯佐為三司使，掌管財政、人事等實權。

但是張堯佐實在平庸無能。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年），時任監察禦史的包拯（999年3月5日-1062年7月3日，字希仁，廬州合肥[今安徽省合肥市肥東]人，以清廉公正聞名於世，被後世稱譽為“包青天”）聯合其他諫官三次彈劾皇室外戚張堯佐，稱其“真清朝之穢污，白晝之魑魅”，震動朝野。

宋仁宗卻力挺張堯佐，再次提拔張堯佐為“宣徽使”。輿情大嘩，王舉正（?-?，字伯仲，鎮定人。王化基之子）、包拯、陳升之（1011年-1079年，原名旭，字暘叔，建州建陽[今福建省建陽市]人）、吳奎（1011年-1068年，字長文，濰州北海[今山東濰坊]人）等7位大臣聯合上書指張堯佐“乃凡庸之人，只因寵私，驟居要職。”。

最後迫於眾臣壓力，仁宗同意外戚不得擔任“兩府”的建議，宣布“自今後妃之家，毋得兩府任職”。皇祐三年（1051年），張堯佐辭宣徽南院使、景靈宮使。給張給張堯佐去掉一些職務。

初，執政希上旨，一日除堯佐四使；又以王舉正重厚寡言，同日授禦史中丞。朝議意舉正或迤麗退避，動經旬浹，則堯佐之命必遂行，論諫弗及矣。
甲子，舉正遂告謝上殿，力言擢用堯佐不當。其疏曰：“近者台諫論列，陛下雖罷其使任，而複加崇寵，轉逾於前，並授四使，又賜二子科名。賢愚一詞，無不嗟駭。昔漢元帝時，馮野王以昭儀之兄，在位多舉其行能，帝曰：’吾用野王，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戚。’本朝太宗皇帝孫妃之父，止授南班散秩。蓋保全後宮戚屬，不令僭盛以取顛覆。伏望陛下遠鑒前古美事，近守太宗聖範，追取堯佐新命，除與一郡，以息中外之議。”不報。
戊辰，朝退，舉正留百官班廷諍，複帥殿中侍禦史益都張擇行、江陵唐介及諫官包拯、陳旭、吳奎於帝前極言，且於殿廡切責宰相。
帝聞之，遺中使諭旨，百官乃退。
己巳，詔：”近者台諫官累乞罷張堯佐三司使；又言親連宮掖，不可用為執政，若優與官爵，於體差便，遂除宣徽使；兼已指揮：’自今後妃之家，毋得除兩府職任。’今台諫官重有章疏，其言反覆，及進對之際，失於喧嘩，在法當黜，朝廷特示含容。其令中書取戒厲，自今台諫官相率上殿，並先申中書取旨。”
時帝怒未解，大臣莫敢言，樞密副使梁適獨進曰：”台諫官蓋有言責，其言雖過，惟陛下矜察。然寵堯佐太厚，恐非所以全之。”
是日，堯佐亦奏辭宣徽使、景靈宮使。仍詔學士院貼麻處分，而取戒厲卒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