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飼養動物至少有一萬兩千年以上,不論是漁獵、畜牧、農耕或重商主義社會,動物都是不可或缺的。人們享用肉食,以之為祭品,驅使獸力,取用其皮毛,勞役牠們表演,搜集牠們作為財富的象徵,馴化、改變牠們的生態,此外,也在神話、文學及藝術方面際遇種種文化想像。(中略)本書的研究發端於一個基本的問題:人有傳記與歷史,而不會說話與書寫的動物,牠們的歷史能不能——以及可以如何——被寫下?
從愛貓、愛犬,變成如今的「毛小孩」,動物在現代社會中,成為人類的心靈寄託,其中動物園,更是許多人(尤其是家長與小孩)假日休閒的去處。但除了休閒娛樂與生命教育外,動物園與動物在國家體制中扮演的角色與意涵,遠比一般人想像的更加複雜,不只被視為進步的象徵、民族認同的暗示,甚至是戰時營造愛國思想的工具。
以曾是日本帝國五大動物園之一的圓山動物園(今木柵動物園前身)歷史為主軸,動物文化史研究者鄭麗榕,透過研究史料,組織出台灣從清朝、日治時期萌芽的動物圈養歷程,完成了博士論文,並以此為基礎著成《文明的野獸:從圓山動物園解讀近代臺灣動物文化史》。透過了解動物(園)與台灣政治、社會發展的互動,讓讀者能以不同的角度,認識這些生物代表的文化符碼及社會意涵。
在一九一〇年代定點動物園設立之前,近代臺灣觀看動物的主要來源,除了上述的雜耍小動物外,還是在馬戲團與巡迴動物園中。
回顧歷史,一九一〇年代末到四〇年代初,觀看馬戲團表演,曾是臺灣社會一項休閒娛樂活動。(後略)
透過外來馬戲團表演及巡迴動物園,家畜外的動物開始進入台灣社會,並隨著日本馬戲團文化傳入,與殖民政府以教育為目的,迎來了台灣定點動物園的濫觴。隨著動物園的目的被定位為以觀賞為重的「市政型動物園」,動物園與園中動物,也就此奠定在台灣民眾休閒生活中的地位。而市民與動物朝夕相處形成的「愛之絆」,更在戰時成為愛國宣傳的工具。
二戰時期,因為擔心獸籠遭到破壞,引發猛獸逃出攻擊人類的事件,殖民政府執行「猛獸處分」,並進一步讓受難的動物們包裹上「為國犧牲」的形象、舉辦慰靈祭。在國家的包裝下,動物們彷彿也有了愛國的情操,激發了民眾同仇敵愾與戰時的心理準備。
而在戰後,包含「增加中國物種以增加對祖國的連結」、國際動物園間的交流,及國際主流思潮下的催生動物保育措施,動物們與國家、社會與政治間的關係更加密不可分,動物園自身甚至也成為實現人類主宰自然的烏托邦。
無論如何,動物的生命是不容忽視的,不僅是臺灣松鼠被列為展品卻自行脫逃繁衍的例子,一般情況下,在人們為了展示動物的捕捉、飼養、移動過程中,動物也透過牠們的生命象徵或強或弱的反應——包含疾病與死亡——來表達牠們的主體性,人們必須回應這些聲音,這也是後來動物園運作時一項不能忽略的事實。
在書腰上,本書以「為臺灣的動物寫下第一部歷史」自居,但或許也因為是第一本,在內容與章節編排上,筆者認為仍有可惜之處。
或許是論文的原罪,就一般書籍而言,《文明的野獸:從圓山動物園解讀近代臺灣動物文化史》的文字較生硬,加上缺乏實際訪談,在閱讀時甚至可能感覺到資料堆疊出的枯燥感。另外,由於書中必須介紹日本與西洋相關歷史發展,有時也會讓讀者感覺到內容失焦。但整體而言,作者的確給予了讀者,另一個思考動物與社會關係的新視角。
不過十多年前,筆者家鄉的公園都還有籠養獼猴可觀賞,8月的馬來膜命名活動,更是木柵動物園今年的一大話題。不論是童年回憶,或是現今的休閒,動物已在我們的生活中佔據無可取代的地位。在保育意識高漲的如今,認識這些動物們,如何與我們腳下的土地、我們的社會產生連結,了解牠們的歷史與價值,或許也能賦予各種保育行動,更深一層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