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飼養動物至少有一萬兩千年以上，不論是漁獵、畜牧、農耕或重商主義社會，動物都是不可或缺的。人們享用肉食，以之為祭品，驅使獸力，取用其皮毛，勞役牠們表演，搜集牠們作為財富的象徵，馴化、改變牠們的生態，此外，也在神話、文學及藝術方面際遇種種文化想像。（中略）本書的研究發端於一個基本的問題：人有傳記與歷史，而不會說話與書寫的動物，牠們的歷史能不能——以及可以如何——被寫下？
以曾是日本帝國五大動物園之一的圓山動物園（今木柵動物園前身）歷史為主軸，動物文化史研究者鄭麗榕，透過研究史料，組織出台灣從清朝、日治時期萌芽的動物圈養歷程，完成了博士論文，並以此為基礎著成《文明的野獸：從圓山動物園解讀近代臺灣動物文化史》。透過了解動物（園）與台灣政治、社會發展的互動，讓讀者能以不同的角度，認識這些生物代表的文化符碼及社會意涵。
在一九一〇年代定點動物園設立之前，近代臺灣觀看動物的主要來源，除了上述的雜耍小動物外，還是在馬戲團與巡迴動物園中。
回顧歷史，一九一〇年代末到四〇年代初，觀看馬戲團表演，曾是臺灣社會一項休閒娛樂活動。（後略）
透過外來馬戲團表演及巡迴動物園，家畜外的動物開始進入台灣社會，並隨著日本馬戲團文化傳入，與殖民政府以教育為目的，迎來了台灣定點動物園的濫觴。隨著動物園的目的被定位為以觀賞為重的「市政型動物園」，動物園與園中動物，也就此奠定在台灣民眾休閒生活中的地位。而市民與動物朝夕相處形成的「愛之絆」，更在戰時成為愛國宣傳的工具。
二戰時期，因為擔心獸籠遭到破壞，引發猛獸逃出攻擊人類的事件，殖民政府執行「猛獸處分」，並進一步讓受難的動物們包裹上「為國犧牲」的形象、舉辦慰靈祭。在國家的包裝下，動物們彷彿也有了愛國的情操，激發了民眾同仇敵愾與戰時的心理準備。
而在戰後，包含「增加中國物種以增加對祖國的連結」、國際動物園間的交流，及國際主流思潮下的催生動物保育措施，動物們與國家、社會與政治間的關係更加密不可分，動物園自身甚至也成為實現人類主宰自然的烏托邦。
無論如何，動物的生命是不容忽視的，不僅是臺灣松鼠被列為展品卻自行脫逃繁衍的例子，一般情況下，在人們為了展示動物的捕捉、飼養、移動過程中，動物也透過牠們的生命象徵或強或弱的反應——包含疾病與死亡——來表達牠們的主體性，人們必須回應這些聲音，這也是後來動物園運作時一項不能忽略的事實。
在書腰上，本書以「為臺灣的動物寫下第一部歷史」自居，但或許也因為是第一本，在內容與章節編排上，筆者認為仍有可惜之處。
或許是論文的原罪，就一般書籍而言，《文明的野獸：從圓山動物園解讀近代臺灣動物文化史》的文字較生硬，加上缺乏實際訪談，在閱讀時甚至可能感覺到資料堆疊出的枯燥感。另外，由於書中必須介紹日本與西洋相關歷史發展，有時也會讓讀者感覺到內容失焦。但整體而言，作者的確給予了讀者，另一個思考動物與社會關係的新視角。
不過十多年前，筆者家鄉的公園都還有籠養獼猴可觀賞，8月的馬來膜命名活動，更是木柵動物園今年的一大話題。不論是童年回憶，或是現今的休閒，動物已在我們的生活中佔據無可取代的地位。在保育意識高漲的如今，認識這些動物們，如何與我們腳下的土地、我們的社會產生連結，了解牠們的歷史與價值，或許也能賦予各種保育行動，更深一層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