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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警政署統計，2013年~2019年權勢性侵和與猥褻犯罪案件僅131件，遠低於妨害性自主案的3545件。然而就算被害人勇於提出權勢性侵害或猥褻，後續案件起訴率也僅僅占20%。[1]
甚麼是權勢性侵?
對於因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練、救濟、醫療、公務、業務或其他相類關係受自己監督、扶助、照護之人，利用權勢或機會為性交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前項情形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2]從今年7月新北市衛生局女員工跳樓自盡，在臉書發布千字文指控，職場上遭到廖姓上司性侵、強迫交往; 或是2017年4月，小說「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的作者林奕含，選擇在住處上吊自盡。隔日林奕含父母發片面聲明：林奕含選擇結束生命，是因為走不出被補習班老師性侵害的夢魘；或是韓國女星張紫妍潛規則案都是權勢性侵的案例。
舉證困難
由於性侵多在密室發生，因此除了當事人證詞外，鮮少會有其他「補強證據」。而且當事人通常不會第一時間驗傷，而是隔一陣子才去醫院。而驗傷所發現的陳舊傷痕，很難被認定是性侵造成，所以驗傷單很難被當成補強證據。[3]
除非受害者身上有明顯施暴痕跡，才有機會成為強而有力的補強證據。但通常被害人碰上性侵事件，為了不受到更大的肢體傷害，多會默默忍受等待加害人完事。這個為了保命的忍受，卻成為司法上起訴的阻礙。
受害者的心理障礙難以跨越
對於性侵害被害人來說，權勢關係所造成的心理壓力，讓被害人難以向外界求助。當加害人是自己的上司，長輩，老師或是照顧者，一但說出這件事情，如在校園，對方是受人景仰的老師，要如何被人信任?如在職場，是否說出這件事情就無法保有這份工作?一但說出口，自己四周圍的人際關係會全面崩潰，要如何說出口?這些反覆的思緒在被害人心中糾結著。而生活群體如職場，校園等為了要維持平常的日子，多會選擇看不見或聽不見，這種集體沉默，多會讓被害人再也無法說出口。
權勢性侵的刑期相較其他性侵罪判「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偏低
目前刑法中關於妨害性自主的規定為：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4]依目前實務現況，從被害人及檢察官的角度來說，即便第一時間就醫並有相關檢體的採集，也僅能證明兩人曾經發生性關係，而沒辦法直接證明該性交是違反意願。[5]
但在權勢關係中，本應負起照顧，協助的責任，卻利用自己權力強勢犯下性侵罪刑，使被害人在相對弱勢的情況下沒有逃離。但法律並未將受害者身陷此特殊情境納入考慮，反而以未作出明顯反對意願為由而減輕加害人的刑度，無疑對被害人是二度傷害並極其不公平。
前幾天收到了勵馨基金會的會訊，無意間看到這篇文章，實在讓人震驚，尤其是權勢性侵的刑期竟然比較輕，法條無疑是向權勢靠攏，站在社會地位較高的人那一邊? 勵馨倡議應拉高權勢性侵罪的刑度，與其他性侵害各罪相同。期待司法人員能明辦權勢關係中不對等的情境，還給受害人一個公道。
[1] 勵馨會訊，153期，沉默成了權勢性侵的共犯，P4~P7。
[2] 刑法228條
[3] 今周刊，通報數與起訴量七比一，性侵案件為何走不進司法裡？
[4] 刑法221條
[5] 江鎬佑，從積極抵抗、違反意願到積極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