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密室流瀉而出的生命之光–《安妮日記(70週年紀念典藏版)》

在筆者高中英文課時，曾經上過《安妮日記》節選的課文，多年後終於開始閱讀《安妮日記》，而那篇課文正好是1943年1月13日星期三那篇日記的節選。

1942年6月12日，剛滿13歲的安妮·法蘭克(Anne Frank)在收到最屬意的生日禮物—紅白相間的方格紋布封面記事本後，立刻在記事本上記下這句話，而這本記事本也正如安妮所希望的，在她兩年多的密室躲藏歲月中，給予她心靈及精神上最大的慰藉及支持。

作為後代子孫的我們，在已知曉安妮及密室成員最後結局的前提下閱讀安妮日記時，儘管在字裡行間可以看出安妮是以較為樂觀的心情去面對暗無天日的藏匿生活，但隨著日期逐漸逼近1944年8月1日，也就是安妮寫下最後一篇日記並被迫擱筆的那天，始終懸盪著的心將會瞬間跌落谷底，取而代之的是濃得化不開的惆悵及傷感。

1944年8月4日，包含安妮在內的八位密室成員被黨衛軍逮捕，隨後被送往不同的集中營，1945年4月30日，給歐洲大陸帶來毀滅性打擊的納粹頭子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年4月20日~1945年4月30日)舉槍自戕，同年5月8日，納粹德國向盟軍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歐陸戰場正式畫下句點。

1945年7月18日，身為密室唯一倖存者，也就是安妮父親 — 奧圖·法蘭克(Otto Frank，1889年5月12日~1980年8月19日)，得知兩個女兒安妮及瑪歌(Margot Frank，1926年2月16日~1945年3月30日)的死訊，自1933年開始擔任秘書、協助密室成員、搶救安妮日記最大功臣之一的蜜普·吉斯(Miep Gies，1909年2月15日~2010年1月11日)將安妮的日記文件交還給奧圖，幾經斟酌後，出於對往生者的尊重，以及考量到當時較為保守的民風，奧圖剔除安妮對母親及其他密室成員好惡分明的尖銳評論，及邁入青春期時性啟蒙的探索等段落後，於1947年出版安妮日記的「節本/潔本」，也就是《密室(Het Achterhuis)》一書，在往後幾十年的時光，安妮日記陸續翻譯成多國語言版本，甚至被改編成電影、舞台劇、動畫與漫畫等作品。

2013年，也就是安妮寫下第一段日記的70年後，皇冠出版社出版由譯者呂玉嬋翻譯的《安妮日記(70週年紀念典藏版)》，此版以安妮自行編輯過的日記為依據，為目前較為完整且忠於歷史紀錄的版本，同時提供歷史大事年表、安妮一家、安妮日記、周遭人物於戰後的發展等相關資訊，筆者認為若要閱讀或收藏完整的安妮日記，此書是最佳選擇。

1918年11月11日，歷時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面臨《凡爾賽條約（Treaty of Versailles）》中一條條苛刻的條約，身為戰敗國的德國，除了失去大片領土及海外殖民地，軍隊被迫裁減外，巨額賠款造成的惡性通貨膨脹，使德國人民的日子苦不堪言，而相對有錢、與當時歐洲各國文化差異較大的猶太人，就成為德國人民的仇恨對象，加上希特勒操控意識形態並煽動反猶情緒，其領導之納粹黨(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Nazi Party)上台後推行的一系列反猶政策，使得德國境內的猶太族裔人人自危。

在希特勒上台前4年的1929年，安妮·法蘭克出生於德國法蘭克福(美因河畔法蘭克福，Frankfurt am Main)，這座位於美茵河畔的美麗城市。

隨著德國境內反猶情緒越發高漲，清楚意識到德國政治風向急遽轉變、事業受到抵制的奧圖·法蘭克，決定另覓他處經營事業，並躲避納粹對猶太人變本加厲的迫害，於是在1933年夏天帶著家人遷居至荷蘭阿姆斯特丹(Amsterdam)，1934年2月，四歲的安妮也來到阿姆斯特丹與父母、姊姊瑪歌團聚。

然而，將近七年的寧靜時光，終究被納粹魔爪毀於一旦，1940年5月10日，納粹鐵蹄無情地踏上荷蘭這片土地，佔領荷蘭的納粹黨陸續推行針對猶太人的各種禁令，逐漸成長的安妮也意識到生活上的種種不便，正值青春年華的爛漫歲月瞬間蒙上層層陰影。隨著時間過去，納粹開始強制遷移荷蘭的猶太人，同時也將魔爪伸向安妮一家，1942年7月5日，姊姊瑪歌收到黨衛軍徵召她至德國勞改營的徵召令，得知此事的奧圖，迅速安排一家四口到先前準備好的密室躲藏，7月6日，安妮便跟著家人藏匿至阿姆斯特丹王子運河二六三號(Prinsengracht 263)的密室。

儘管倉皇離去，奧圖仍沒忘記在家中捏造出逃瑞士的假線索，當安妮的玩伴對於她的不告而別還來不及詫異時，便發現那紅白相間的方格紋布封面記事本不見了。那本記事本已隨著安妮到達密室，這位由紙張所構成、比人有耐性的記事本，被安妮命名為吉蒂(Kitty)，成為她最佳的傾聽者。

不久，奧圖的生意夥伴范‧佩爾斯(van Pels)一家三口，以及蜜普的猶太牙醫富利茲‧菲佛(Fritz Pfrffer)也陸續進入密室躲藏，本就狹小的密室一下子塞入八個人，便顯得擁擠異常。同一家人難免會有爭執，更何況是生活習慣不同的家庭?躲藏的生活使人煩悶異常，朝不保夕的日子和隨時被發現或出賣的恐懼和風險使人心浮氣燥，成員之間的齟齬更是屢見不顯。

身為一位多愁善感的少女，又苦無值得信任的對象可讓她毫無保留地傾訴，安妮只好跟她最忠實的朋友吉蒂訴說自己內心的真正感受，儘管吉蒂從頭到尾只是默默地聽著，但能有不帶任何批評、靜靜傾聽的「朋友」已經是莫大的安慰了。隨著戰事推進，在廣播中聽到越來越多猶太人慘死在集中營，在外頭有許多人正在挨餓受凍、痛苦地迎接死亡的到來，安妮慶幸自己能躲藏在密室中，靠著蜜普及一些人的幫助下，至少還有食物可吃、還有衣服可穿，儘管他們的生活狀況也好不到哪去，但安妮依舊用較為樂觀的態度去面對動盪不安的時局。

有了值得信任的密友，安妮自然將所有的事情都告訴吉蒂，包括對於母親、范‧佩爾斯太太及富利茲‧菲佛先生毫不留情地批評，就連她最喜歡的父親有時也會被她抱怨不夠了解自己，無處發洩的情緒透過筆墨化為充滿孩子氣的文字，隨著時間過去，叛逆情緒產生化學變化，轉變為早慧成熟的自省，甚至進一步去思考愛情、婚姻、女權等議題，並在日記中寫下自己獨到的見解，也逐漸摸索出與姊姊瑪歌和母親的相處方法，然而由於不想當偽君子的關係，對於范‧佩爾斯太太或富利茲‧菲佛先生，有時還有范‧佩爾斯先生，安妮還是毫無保留地表現對他們的不耐及厭惡之情。

本該是在學校上課、自由體驗人生的年紀，卻被納粹逼至位於阿姆斯特丹一隅的密室苟活，聽著蜜普等其他幫助者描述外界的狀況、外頭人們如何有限度地生活娛樂及求學，縱使感恩自己與其他人可以偏安密室，還能透過自學或函授課程學習課業。但外頭的人能自由活動，反觀自己八人卻只能在密室從事靜態活動，不允許發出任何聲響。除了蜜普等幫助者及收音機外，安妮只能透過閣樓的小窗子、氣溫來感受四時流轉，或是與外頭的人們共享西教堂那悠遠沉穩的鐘聲，巨大的落差使她鬱結於心，然而，生性樂觀的安妮總是透過享受大自然及陽光賜予的一切讓內心恢復以往的快樂。

在朝夕相處下，安妮與范‧佩爾斯家的兒子彼得(Peter)發展出超越友誼的戀愛關係，青春期的悸動令她對異性產生好奇，無時無刻都想到閣樓與彼得待在一塊談天說地，抑或是靜靜地一起待著，無所不談的他們，聊家人、親子關係、興趣、夢想、人生觀、人生規劃……，步入青春期的安妮，體內賀爾蒙正經歷劇烈的起伏變化，身心理的轉變也正是性啟蒙的開端，激發了她對性的探索慾望，對於性的話題，安妮也毫不避諱地跟彼得一同討論，而她的初吻，也獻給了彼得。除了日記上對於性方面的嚴肅探討，安妮在日記上也曾寫過四則黃色笑話，這些被棕色牛皮紙隱藏的頁面，透過新科技的幫助下，於2018年重見天日。

密室關得住身軀，卻關不住安妮對於未來的徜想，與生俱來的寫作天賦讓她得以將心中的想法流暢地告訴吉蒂，外表活潑實則內心文靜的她，用細膩的筆觸將一切完整記錄下來，在1944年3月29日，荷蘭流亡政府教育、美術與科學部長博克斯坦（Gerrit Bolkestein）呼籲荷蘭國民保留戰時所書寫的日記或書信等零散文件，以便向後代子孫證明荷蘭人在納粹統治下所受的苦難，有了寫作目標的她，出於使命感，除了更認真寫日記外，還重新編輯過往的日記，有時還會加上附註。從安妮想成為記者和作家的夢想來看，或許她已將寫作從興趣昇華為終生志業，1944年5月11日，安妮提到想在戰後出版以日記為基礎、書名為《密室(Het Achterhuis)》的書，但作家夢及出書夢卻是在她死後由父親奧圖替她圓夢。

對於蜜普等幫助者的鼎力相助，安妮等人感激在心，安妮也在日記上表達對幫助者們的感激之情，也擔心是否成為他們的負擔?然而她也羨慕幫助者們短暫的煩惱和壓力最後仍會解決，而他們八位猶太人的生死壓力卻是綿綿無絕期，1944年5月3日的日記中，記載安妮等人在絕望時的感嘆:「戰爭有什麼意義?唉，人類為什麼不能和平共處呢?為什麼要這樣大肆破壞呢?」，加上越來越多荷蘭人認為猶太人受到壓迫是理所當然，已不像戰前那樣接納包容躲避納粹迫害的猶太人，他們希望希特勒垮台後，那些猶太人就包袱款款滾回德國。因不理解造成的誤會，由希特勒等納粹分子進一步煽動、滋養人們心中的仇恨種子，種子開花結果，透過花粉、種子的散播，最終仇恨滿布，但回首一望，害到的終究是人類自己。而安妮卻試圖在這對猶太人的仇恨占上風的意識形態裡，呼籲所有人和平共處，畢竟，對別人丟出名為仇恨的迴力鏢，有天也會被迴旋歸來的迴力鏢傷到。

1944年6月6日，盟軍於諾曼地登陸，對納粹進行反攻，密室成員終於盼到這一天，所有人都殷切期盼戰爭能夠盡快結束，安妮也逐漸掃去壟罩在心頭的陰霾，留在世上最後一篇日記，則是在探討與思索自己外在與內在性格的衝突與矛盾。

然而，安妮還來不及真正地認識自己，寫下最後一篇日記的三天後，蓋世太保(Gestapo)粗暴地闖入密室，逮捕密室中所有人。在八人被押走後，蜜普與另一位幫助者貝普(Bep Voskuijl，1919年7月5日~1983年5月11日)趕緊進到密室搶救散落在地的安妮日記原件及家族照片等文件，原封不動地鎖進抽屜中，以便於戰後交還給密室成員，不久，密室中的所有物品被全數搬空。在離開荷蘭北部後的韋斯特柏克(Westerbork)中繼猶太集中營後，八人遂被押送至波蘭的奧斯威辛(Auschwitz)集中營。

赫曼‧范‧佩爾斯(Hermann van Pels，1898年3月31日~1944年10月)，因過於勞累無法從事勞動，被送至毒氣室毒死。

奧古斯特‧范‧佩爾斯(Auguste van Pels，1900年9月9日~1945年4月)，在強迫行軍時，於特雷辛(Terezin)集中營附近過世。

彼得‧范‧佩爾斯(Peter van Pels，1900年9月9日~1945年5月10日)，在毛特豪森(Mauthausen)集中營被解放後5日過世。

富利茲‧菲佛(Fritz Pfrffer，1889年4月30日~1944年4月20日)，因疾病及勞累死於諾因加諾。

伊迪絲‧法蘭克(Edith Frank，1900年1月16日~1945年1月6日)，因疾病及勞累死於奧斯威辛集中營。

瑪歌‧法蘭克(Margot Frank，1926年2月26日~1945年2月)，因斑疹傷寒死於卑爾根—柏森(Bergen-Belsen)集中營。

安妮‧法蘭克(Anne Frank，1929年6月12日~1945年2月)，在姊姊瑪歌因病過世後，認為自己在世上已無任何親人、喪失求生慾望的安妮，也因斑疹傷寒隨瑪歌的腳步而去，兩姊妹的遺體極有可能被隨意棄於亂葬崗中。

1945年1月27日，蘇聯紅軍解放奧斯威辛(Auschwitz)集中營；1945年4月15日，英軍解放卑爾根 — 柏森(Bergen-Belsen)集中營，隨著盟軍推進，各地的集中營陸續解放，但密室成員中，只有奧圖活了下來，直至1980年，以91歲高齡於瑞士辭世時，仍致力將其女安妮日記中的種種啟示及人性光輝傳達給全世界。

安妮他們為何會被發現?告密者究竟是誰?這些問題多年來一直困擾著無數專家，由於相關史料取得困難，任何未經嚴謹考證的指控都有可能使不相干的人無故背上歷史罪人的千古罵名，儘管提出多個假說，但學界至今仍未有明確定論。奧圖在晚年已經放棄追查告密者，就算找到告密者，他的妻子、女兒、朋友再也回不來了，他最後決定將餘生用來傳達自由及平等的可貴。

維克多‧古格勒(Victor Kugler，1900年7月6日~1981年12月4日)，在被移送德國勞改營途中順利逃脫，1981年於加拿大過世。

蜜普‧吉斯(Miep Gies，1909年2月15日~2010年1月11日)，安妮日記得以逃脫納粹魔掌的功臣之一，2010年過世，享嵩壽一百歲。

伊莉莎白(貝普)‧佛斯哥耶爾(Bep Voskuijl，1919年7月5日~1983年5月11日)，搶救安妮日記的另一位功臣，1983年死於阿姆斯特丹。

約翰斯‧克萊曼(Johannes Kleiman，1896年8月17日~1959年1月28日)，密切參與籌辦安妮‧法蘭克基金會的行動，1959年1月28日於辦公桌旁離世，無緣見證安妮之家的成立。

即使安妮的肉體生命已在集中營凋萎，但正如她於1944年4月5日在日記中記下的:「我希望死後還能繼續活著!」，她的精神已隨著日記到達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影響一代又一代的人。日記原件已於2009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列為世界記憶計劃(Memory of the World Programme)中的世界記憶名錄之一。

參考及引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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