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賭徒生涯 : 歷史學家高陽、紙上風雲第一人高信疆、哲學史家勞思光，還有我(下)

文 張大春

依舊是高陽領路，帶我逕往地下室走去，那裡有比樓上看似尋常客廳更大不止幾倍的空間，一樣的敞亮清涼，一樣的叮叮噹噹、錚錚琮琮、稀里嘩啦，也許是賽車也許是戰場上的電子配樂。

高陽揀了副相鄰兩個空位的機器坐下，指指他左邊的空位，示意我坐，他則從香港衫胸前的口袋裡掏出兩張千元鈔，讓穿呢子坎肩的侍者給換了兩籃代幣，接著跟我說：「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啊！」

在我的面前，是一台俗稱「777」的吃角子老虎機——大約過了半年不到，「777」成了「7777」，畫面由3x3格變成了4x4格，感覺到在拉柄的那一刻，操控上更精進繁複而且貼近高科技了。總之，毫不誇張地說：那是我成為賭徒的第一個晚上。

同樣是在東區，敦化南路東豐街口再往南走不幾步，敦化南路二段西側，有一棟在當時看起來極其宏偉摩登的大酒店，名字也和附近的什麼「財神大酒店」、「國聯大飯店」、「三普大飯店」迥然不同，它就叫「碧富邑」。

日後，拆除重建成辦公大樓的碧富邑，已全無昔日舊貌，而在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它極度誇張的一樓挑高大廳，以及置於其中的超長迴旋樓梯，見證了當時台北人刻意展現其奢華、炫耀、虛榮，以及無所事事而引以為傲的氣質。在許多人的記憶裡，那個大廳的挑高都不一樣，有人說占了三層樓，有人說占了六層樓，有人記得挑高數十米……不一而足。我記得的則是白天裡這裡有開不完的娛樂圈記者招待會，入夜之後則有川流不息的盛裝美女和流連不返的記者。那時節狗仔還不夠多，也不夠壞，眼尖的記者在累積了夠多的記者招待會經歷之後，就會知道哪些盛裝美女是娛樂圈裡出來混外快的。外快如果實在不好混，那樣一個寬綽的大廳，也有足夠幽暗的角落能夠聊事遮掩姑娘們疲憊的容顏和憔悴的神色。

只不過「碧富邑」還有它的生意眼。當此地已經儼然成為文化娛樂圈最負盛名的約見之地，但是一個數百坪那樣空蕩蕩的大廳，原本就是設計了來「不從事尋常買賣的空間」，一旦招蜂引蝶且遠近馳名，卻又怎麼好不低調地運用呢？

不久之後，極簡主義室內風算是低調地被保留住了，至於不能不賺的錢，又是怎麼賺的呢？某一個下著滂沱大雨的傍晚，我在前往「777」的路上經過碧富邑，原本只是想進去躲躲雨吧，不料一推開玻璃大門，就發現大廳裡每隔幾尺就設置了一張沙發、面對沙發的則是一張看似茶几的電玩機台，有的是小蜜蜂打外星戰艦，有的是坦克大決戰，有的是水果盤。音響的確也是叮叮噹噹、錚錚琮琮，只是聲浪不大，也沒有「拉霸」的稀里嘩啦，無論什麼，都顯得高雅寧靜一點。

接著，我就在一張機台邊上看到了正在抽著菸按水果盤的我的上司，《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高信疆。

高信疆不但是我在《中國時報》的上司，也是一把把我拉上報紙副刊編輯檯的師傅，我該叫大哥、但是無如還是隨著人叫「高公」，那年他也還只有四十出頭。

高公發現是我，臉上透著些尷尬，彷彿做了什麼不大應該的事。他說約了人，但是對方遲到（我私心想或者是他約了人可是故意早到了來打水果盤亦未可知）。總之，那一天我告訴他：我知道還有個地方也有水果盤可打，而且不會像碧富邑這樣，過路的人人都看得見，也人人都認得清。說到後來，我說：乾脆找一天我帶你去罷。他說：「幹嘛還找一天呢？現在就去啊！」我說：「你不是有約嗎？」他說：「不管了，我們走吧。」那時我私心又想：其實應該原本就沒什麼約。

好了！高陽帶我的路，我又帶高信疆的路，有句話說：You will never know where education stops. 這句話說得太對了。世事往往無心插柳，不料卻百年樹人。高信疆顯然迷上了高陽帶我發掘的這一方洞天福地，而且顯然去得比我還勤快。我去的時候總碰得著他，至於我沒有去的時候，似乎他也不常缺席。他甚至還帶了新戰友，也是我認得的人。此公無論置身何處，總是三件頭花色西裝筆挺，與西裝同花同料的小禮帽，花領結、司蒂克（Sticker 拐棍），完全一副英國紳士派頭，他叫勞思光，我從十八歲就讀他的《中國哲學史》。

勞思光告訴我：他最喜歡玩的遊戲就是吃角子老虎，也絕不碰什麼坦克車水果盤。我問他為什麼？他操著湖南腔的國語，很嚴肅地對我說：「那些賭戲沒有格調。」

勞思光是個心思活潑、感知敏銳、氣質靈動的人。他在「777」機台前氣定神閒，從容不迫，有時（應該說經常）停下投幣或拉柄的動作，望著分割畫面沉思，有時竟長達數分鐘之久。我不知道他在想些什麼，也從來沒有問他在想些什麼。我總覺得他那些考慮畢竟是多餘的，因為他永遠只投一個代幣，任何考慮似乎都只是他對於拉下手柄之後落幣多少的無力猜測罷了。其間既沒有戰術，也沒有技術，所有的，不過是他偶然間綻放的微笑而已。

除了第一次「師父領進門」之外，我和高陽永遠坐在相隔甚遠的角落，高信疆由於打水果盤的緣故，總是一個人在樓上我稱之為「客廳」的場子裡。

勞思光就不一樣，他總會揀一個離我最近的機台，不時地傾身過來和我說兩句閒話。說什麼呢？有一次是說：他覺得我寫小說總像是在走鋼索，為什麼不到平地上跑兩步讓大家看看？有一次是說：他覺得「高氏打法」總有一天會出大問題。至於什麼是「高氏打法」呢？就是高信疆打電動玩具的手段，總是一次下滿注——如果拿吃角子老虎來打比喻的話，每一拉柄就擲下五個代幣。勞思光認為「每一擊都像神風特攻隊」，這種完全消耗戰鬥力的打法，到頭來一定會潰不成軍。

還有一次，他跟我說的居然是他寫了一首詩嘲弄先前在哈佛任教的漢學大家楊聯陞，那是一首七律，聽來聲調用典都極入港，可惜我當時在意的是賭，只記得那首詩的第一二句：「銳頂崇樓儼刺雲，晚鐘聲細尚徐聞」，說的好像是哈佛大學漢學中心的一棟建築。

賭賽是和機器相搏鬥，消費者就是花錢來浪費生命而已。高陽是最早入門的先行者，也最早因為生病而退出。我始終沒有問過他：連年買局，究竟蝕本若干？

我們四個彼此牽連的賭鬼在那一、兩年裡（或許兩、三年間），漸漸地只是在場中擦身而過的時候微笑打招呼，居然成了點頭之交。因為各顧各的，還就是不同賭盤賭具上的叮叮噹噹、錚錚琮琮和稀里嘩啦而已。

多年以後，我和高信疆在北京重逢。那時高陽已經多重器官衰竭而病逝，勞思光換了外地縣市某大學任教，已經不在台北出沒，高信疆則遠赴北京去打一片不需要他打而他也打不下來的江山。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混著。」

那天我因某一個短期活動赴北京，和高信疆有一次難得的夜談。說到無話可說，他忽然問我：「還拉霸嗎？」我說不拉了。我也反問他：「還打水果盤嗎？」他也苦笑著搖搖頭，說：「賠進去一百多萬，早就不敢再玩了。」我說其實我也偷偷算過一本帳，我大概砸了二、三十萬進去。高信疆說：聽說勞思光前後玩了兩年，居然不輸不贏，全身而退，真厲害，畢竟是哲學家。

接著，他問我：「有沒有覺得那個場子有一種特別讓人放鬆、舒服的感覺？」我說：「特別敞亮、清涼。」他說：「有人告訴我那種地方冷氣機裡會吹出安非他命。」我說：「那要花多少成本？」他說：「不知道，真不知道。」

我知道我是為什麼不賭了，但是我沒告訴高信疆。那是我的一個祕密。我現在告訴你：最後一次我去場子一樓客廳換代幣的那一天，出納小姐把收放現金的抽屜拉開得老大，我一眼看見，裡頭是密密麻麻的窄小空格，每一格裡都放著一個小本子，五顏六色，但是大小款式則一模一樣。

我領了代幣，走回地下室的時候回過神來，那一格一格的小本子，都是存摺。我鄰座的這些哥們兒，就是把存摺押在櫃台上的苦主。

那天我打完了最後一籃代幣，一個人走出東豐街，沿著敦化南路走到和平東路、和平西路，最後走回西藏路的家。天亮了，我爹問我：「忙到這會兒啊？」我說：「忙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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