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華夫
中歐領導人於2020/12/30日正式完成了經歷近7年漫長談判的《中歐全面投資協定》,中國對歐盟開放金融保險、健康醫療、資訊服務及汽車與航空運輸等產業,並同意提供投資權益保障,取消長年以來中國對外資設定的障礙──如強迫技術移轉、外資持股限制、國營事業保護與國家補貼等,也同意強化勞工人權保護、改善勞動生產條件,以符合國際勞工組織規範。這些都是美國與中國長年投資談判無法獲得的。中國最終是要與歐盟簽訂更具深度與廣度的「自由貿易協定」(FTA),以突破美國的經貿封鎖。(見
《中歐全面投資協定》背後的大國博奕》)
於是,現今的世界競爭態勢已變成老二中國與老三「歐盟」結合,對抗老大美國。如此的老三「外交博奕」策略符合老三「歐盟」的利益;因為老三「歐盟」若保持中立,或結盟老大美國,則等老大美國收拾完老二中國後,老三「歐盟」就只能束手就擒,坐以待斃了。拜登總統上任後高調宣布「美國回來了」,領導世界,集結西方,圍堵中國崛起。但中美歐之間的三角博奕是基於議題的靈活變換,而非陣營化的冷戰對立。(見
集結「西方」:戰略三角關係,還是冷戰再版?)
米特教授此篇文章分析極為精緻、深入且有創意。它探討的主題是:中國強大崛起的關鍵為何?中國的崛起為何遭受美國領軍的世界民主國家陣線所圍堵?中國崛起世界之合理目標為何?及中國應修正「鷹派」的戰狼姿態,俾能以「仁義之師」,敦親睦鄰,以德服人。
米特教授認為中國崛起成為世界老二的關鍵密碼是「A、C、G、T」,他詳細解釋:A)「威權主義」:自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中國領導人明確提出了威權統治體制,並以此
作為最終目的。中國堅持這是一種
精英主義制─即中國社會從黨的有效領導中,所獲得的好處,足以彌補民眾無法民主選舉之不足。2020年初,發生COVID-19疫情,由於黨國無法處理不受歡迎的信息,危機加劇,但稍後,自上而下的強制性的抑制了新冠病毒,而加強了國內的
威權主義。
C)「消費主義」:中國一直在盡力避免重蹈前蘇聯無法滿足國內消費需求的致命傷。在過去的四十年中,中國的革命已成為一場消費者革命,建設了一個龐大電子支付,無現金的消費市場,在線購買激發了諸如電子商務平台
阿里巴巴的光棍節之類的場合—世界上最大的消費盛會,在2019年售出了380億美元的商品。中國消費的繁榮發展令西方和亞洲的國家受益,迎來了數百萬中國奢侈品,旅遊服務和高等教育的購買者。
G)「全球野心」:然而,從中國控制的希臘戰略要地
比雷埃夫斯港到中國
吉布提的海軍基地,再到在全球範圍內推廣5G技術,習近平的中國已經將國際野心與經濟,軍事和技術力量相結合,以實現真正的全球影響力。習近平在2017年第十九屆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
宣布,中國將毫不動搖地接近世界事務的“中心舞台”。
T)「技術」:在技術領域,中國在過去的二十年中,經濟增長與大量研究投入相結合,成為地球上最具創新的國家之一。中國開發的新技術不僅增強了中國的軍事實力,還增加了新的消費產品,同時還建立了監控國家社會的
大數據。中國令人印象深刻的技術能力是其向世界提供服務的最具吸引力的部分。
中國獨特強大的「ACGT」組合力量是舉世無雙。印度,日本,俄羅斯和東南亞國家聯盟不能取代中國在亞洲的影響力。迄今為止,中國是該地區最大的強權,這使其有能力進而統治世界。但是,中國現行的
威權主義體制不透明,及其專斷獨行的戰狼對抗姿態,刺激了周邊地區和全球的敵意。相對的,民主的美國贏得了亞洲的大多數地區(中國和朝鮮除外)的信任和同盟。
但是,與所有國家一樣,中國希望其國際外交行為應被理解為普世的
道德普遍主義。當中國領導人使用諸如「仁」之類的儒家術語時(意思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以
道德普遍主義的語言來表達國家的利益和行為。隨著
中國崛起,影響力日增,對傳統
道德的援引,越加頻繁。中國領導人將全球化
價值觀融入現代化儒家思想,而強調
道德和「共同的未來」的同時,貶低諸如社會等級制度信仰之類的自由儒家
價值觀。
從根本上講,中國強調
道德的願景,支持了另一個雄心壯志;也就是,中國希望將自己定位為全球南方國家的領導人。早在冷戰時期,中國與資本主義西方國家與僵化的蘇聯,形成鮮明對比,試圖將自己描繪成第三世界的擁護者,中國不僅將自己視為1945年二戰後新
世界秩序(World order)的守護者,還認定自己為「
後殖民世界」反帝國主義的繼承者。
但是
拉納•米特教授澆了中國一盆冷水,他認為中國領導人如何詮釋
中國崛起,並不能決定世界如何看待中國。中國「ACGT」模式裡的
威權主義,已日益遭到詬病。例如,2013年,中國領導人就
一帶一路倡議帶給受援國的商業和技術利益進行了宣傳。一些西方觀察家甚至戲稱其為「中國的
馬歇爾計劃」。不管
一帶一路的潛在好處是什麼,中國
威權主義的
專制主義都不會輕易贏得全世界的友誼。隨著
一帶一路倡議的傳播,對中國經濟和政治影響的擔憂也將隨之而來。在柬埔寨等非民主客戶國,中國的抵制可能較少,但在肯尼亞和讚比亞等國,議會和媒體可以辯論中國的介入,公眾對中國
威權主義更有抵制的可能與公開敵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