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把「天真無邪」當作一組詞掛在嘴邊，彷彿在邪惡面前只要什麼都不懂就可以得到豁免。然而猶太政治學者漢娜鄂蘭否認了這種看法，認為如此卸責的態度並無法翻轉助紂為虐的事實。去年的柏林金熊獎得主《無邪》即以四段看似毫無相關、主題卻又緊緊相扣的故事，將平庸的邪惡詮釋地無所遁形。
顧家且熱心助人的好好先生，早已把悚然而驚的工作當成日常；害怕執行死刑的服役青年，決定奮力一搏衝撞體制；當兵休假計畫向女友求婚的男子，卻發現其一家是反對派的政治異議份子；旅居德國的女孩在父親安排回到伊朗與父執輩友人見面，卻沒意料到有個天大的秘密在等著她。本片藉由穿插不同的心理階段，反抗、順從到麻木，乃至掙脫束縛的代價，對於相同議題而給了多層次的探討。
個人最喜歡第二段監獄內的故事，諷刺的是獄卒鎮定程度反倒不如死刑犯，甚至在前往刑場執法的路上出現軟腳等等死囚才應有的症狀。而在臥房內同袍們一場是非辯證的對手戲彷彿社會縮影，運用光影強調的手法像是卡拉瓦喬的畫作，也將看似單一的議題拉至普世的高度。
在伊朗這個全球死刑執行率最高的國家，光是去年金馬影展即有《緝毒風暴》、《全民審判秀》和《消失的死刑犯》三部以各種角度切入該主題的電影。令人相當吃驚的是，《無邪》中關於執行死刑的故事，有兩段均由義務役男下手，讓極權政治更加上行下效，卻也讓人權成為全民皆難以忽視的議題。
導演穆罕默德拉素羅夫作品每每碰觸政治禁忌邊緣，早已是伊朗政府的眼中釘。儘管被下禁拍令，仍以匿名拍攝、分開送審等等游擊戰方式創作不輟。柏林影展期間導演因限制出境，甚至在《無邪》獲得金熊殊榮的同時被要求入監服刑，都成了戲裡戲外對極權政府的最大控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