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位於「十字路口」的緬甸——讀《變臉的緬甸》

羅興亞人在緬甸的困境，引起了大家對緬甸局勢的關注，以及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緬甸實際的領導者翁山蘇姬的批評。令人不禁好奇，羅興亞人為何有此困境？翁山蘇姬掌握實權後，為何仍不敢採取行動？是不是緬甸內部有什麼問題呢？那我該怎麼理解緬甸呢？

在這本《變臉的緬甸》中，作者理查．考科特（Richard Cockett）將親身的訪談，放入以歷史為經，國內政治、少數族群、地緣政治、社會變遷各層面狀況為緯的脈絡中，帶領讀者全面性地進入並理解緬甸。他指出，形塑當代緬甸的三股力量：英國殖民主義、大緬族主義與少數族群爭取自治的抗爭。而他認為，如果這三股力量被調和，緬甸才會有真正的和平。

在成為英國的殖民地之前，當時由緬族建立的貢榜王朝武功鼎盛，東滅泰國大城王朝，西滅阿拉坎王國（今若開邦），北攻中國雲南，南佔丹那沙林半島地區（今德林達依省），並占有部分印度阿薩姆。

當時緬族王國不可一世，但取得印度的英國也圖謀向緬甸擴張，連結印度與其東南亞殖民地。而緬甸王國也對印度有企圖，雙方在1824至1826年間爆發戰爭，並以緬甸簽署不平等條約、割讓領土告終。此後緬甸走向衰落和內鬥，英國趁機於1852、1885年發動戰爭，消滅貢榜王朝。

英國隨後將緬甸併入英屬印度，直接管理，並將少數民族與緬族分治，在少數民族內傳播基督教和西方文化，使少數民族藉此形塑出獨特文化與自我認同，種下日後各族尋求與緬甸分離的種子。

由於英國殖民地人民能夠自由流動，因此除了統治者與資本家進入緬甸外，印度人、穆斯林、猶太人等紛紛前往緬甸，特別是仰光與距離印度最近的若開邦。外來的資本與移民，使得以小農經濟為主的緬族人落入窮困，無法適應與全球資本主義經濟，許多印度人更成為高利貸業者，大幅剝削緬族農民，掠奪土地。

相反地，由於英國人對於緬族人的不信賴，原本受到緬族壓迫的少數民族在英國治下得以發揮其才能，受到大幅重用，成為協助英國統治的幫手、軍隊要角與富有的資產階級。

這使得自認高人一等的緬族感到憤怒、不滿與羞辱，遂發動游擊戰反抗英國，然卻遭到英國的多族聯軍（特別是克倫族）徹底擊潰。這股對英國、對其他種族的憤怒與歧視，深埋在充滿挫折又自傲的緬族人心中，在1920、30年代，演變為喊出「把緬甸還給緬族」的大緬族主義黨派與政治暴力。有趣的是，他們對少數族群和穆斯林兇殘無比，反抗白人時卻非常溫和。

儘管如此，在弭平緬族的反抗後，英國治下的和平確實在緬甸出現，形成了一個繁榮的「多元社會」：宗教種族複雜，並被做為區隔方式，彼此只忠於自己的群體而互不往來，沒有形成具有共同意識的社群，只以商業財富為交集點的不穩定社會。在其上者，正是英國殖民政府。

這個脆弱的和平與社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入侵緬甸後，徹底粉碎。

日本帝國與緬族之間處於互相利用的關係。

日本對緬甸產生興趣，一是對緬甸的稻米、所蘊藏的石油礦藏等戰略物資有所需求；再者是中國透過滇緬公路運補戰爭物資，日本希望切斷這條運輸線；三來則是大緬族主義者的慫恿。

而在1920至30年代活躍的緬族抗爭團體，此時已統合為「自由同盟（Freedom Bloc）」，其中的領導人有翁山、巴莫（印度與緬甸在1937年分治，巴莫為緬甸首任總理）、吳努、奈溫等人。他們為了反抗英國統治，與日本密切交流，並反對英國逕自代表緬甸向日本宣戰。

翁山等人希望和所有能夠協助他們反抗英國統治的國家接觸，起初選擇的是路線同樣屬於左翼的中共，但是在從台灣前往廈門過程中遭到阻攔，最後與日本合作，接受軍事訓練和援助，這批人後來成為緬甸有名的「三十壯士」和1941年成立的「反殖民緬甸獨立軍（Burma Independence Army）」的核心骨幹。

雙方互利的合作形成，日本利用協助緬甸人獨立作為進攻緬甸的藉口，翁山等人則藉由日本進攻，企望能趁機宣布獨立。1942年，日本對緬甸發動進攻後，緬甸獨立軍也隨之前進，沿途對克倫族等少數民族燒殺擄掠，並招兵買馬。

這段期間，族群衝突更加惡化。不僅因為日本重挫英軍，而是因為隨之而來的緬甸獨立軍，以及與其他族群積怨已久的緬族、若開族人，藉機對印度人、穆斯林、克倫族、克欽族等少數民族大肆屠殺、姦淫擄掠。而少數族群則站在英美一邊，協助對抗日本與緬族軍隊。緬甸境內的族群仇恨已經根深難解。

同時，日本扶植巴莫成為緬甸領袖。巴莫師法日本，推行中央集權，並創造鎔鑄所有種族，只有「一種文化（緬族文化）、一個民族（大緬民族）」，由一個政黨領導的國家。這成為日後所有大緬族主義者對付少數民族時參考的藍圖。[1]

不過，翁山將軍並非日本忠誠的盟友。日本行將戰敗之際，他巧妙地轉變立場，成立「緬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改與同盟國合作，換取緬甸獨立。英國與之簽約，承諾緬甸1948年獨立。

然而，克欽各族協助英軍作戰時，英國曾經允諾讓他們獨立，此時卻突然支持翁山，使得各族感到遭英國背叛。而為了確保克欽、撣、欽各族繼續留在這個國家，1947年翁山將軍在英國協助下召開彬龍會議，與克倫族外的各族商談聯邦制、各族完全自治等事，並簽署彬龍協定，並合併軍隊。

然而，翁山將軍於當年七月遭到暗殺，吳努成為總理。不滿的克倫族、與緬甸當局反目的緬共等人遂發動戰爭，兵臨仰光城下，緬甸仰賴著相信彬龍協議的克欽族步兵協助才扭轉局勢。為了改善種族衝突問題，吳努作了諸如舉辦選舉、制度化聯邦制、隱隱承認國家並非緬族獨佔等努力。然而，1962年奈溫發動政變，成立軍政府後，一切化為烏有。

此源於翁山將軍死後，出現了權力真空。政治上由吳努繼任總理，奈溫則掌握軍隊。奈溫是當初與翁山共同接受日本訓練的一員，是緬甸獨立軍的軍官，戰爭期間的種族衝突與分裂深植於他們這些軍人腦海，而他在獨立後成為軍隊總司令，參與了種族內戰，使得他對其他種族的偏見、建立緬族專屬軍隊的信念更形加深。這個偏見也存在於將少數族群清洗出去後的緬甸軍隊內，他們信仰大緬族主義。因此奈溫執政後，大力推動「緬族化」政策。

對於少數種族實施緬族化，是消滅少數種族軍隊以後的事。在此之前，軍政府採取「四斷」政策對付叛軍：切斷少數種族武裝軍隊從鄉村、叢林或心臟地帶取得食物、資金、訊息和兵源的補給管道。焦土政策，焚燒農作、阻斷與封鎖交通、嚴刑拷打、屠殺村民、強姦婦女、草率處決、強迫從事繇役與充當人肉掃雷裝置等。政府軍內蘊的種族仇恨，使他們樂意做這些事情。

儘管邊境地帶仍有少數種族的武裝民兵，但在國內局勢大致底定後，奈溫在吳努將佛教定為國教、過去制定的一系列「緬甸公民資格」相關法律等基礎上，在文化、政治上大力推動緬族化政策。軍事上的戰勝使得本來吳努嘗試的聯邦制度遭到取消，軍政府的力量得以伸入本來無法控制的各邦國與緬甸各地，軍政府透過採用各種制度來穩固政權，消滅少數種族的族群意識。

在宗教上，透過設立總管僧侶的大頭領來管制全國僧侶，軍人們透過自身家族崇信佛教、建造佛寺、捐獻禮佛等種種作為，對緬甸僧侶進行既攏絡又控制的管理；在政治上，緬甸軍政府成立「革命委員會」和「緬甸社會主義綱領黨」，軍人集體加入該黨，由黨來管理整個國家，其觸角深入各地各邦，透過讓軍人以及其相關追隨者獨佔與分配經濟利益，取得政治效忠，並規定只有學習緬語等相關緬族文化學問才能出任公職，軍政府更打壓、消滅所有反對者；在教育上，則透過教科書和教學，只准許教授「文明的」緬族的語言、輝煌歷史與文化，少數民族成為「被征討」的叛亂者，同時強迫關閉外國與基督教學校，斷絕其他的學習來源，並在各邦首府興建少數民族文化博物館，當然，呈現的文化地位都比緬族低落；更有甚者，軍隊直接殺死少數種族的領袖，同時各邦境內氾濫的毒品、虛弱的經濟（寶石、木材等均由緬甸軍政府國有化加以壟斷），找不到未來的人們不是加入反抗軍，吸毒荒唐度日，就是逃離緬甸到他國謀生。

1988年經濟崩潰，引起仰光大學學生示威遊行後，奈溫被逼下台，改由想法相近的丹瑞接掌大權。而新首都奈比多的建都，也是緬族化運動的展現，該城由奈溫的繼位者丹瑞所興建。奈比多之意為「太陽皇城」，正是為了喚醒、給予人們緬族光榮歷史而做。決定建都奈比多，以及都城的建設方式，帶有緬族過往信仰占星術和幸運數字的色彩。同時，也包含了國防的考量，為了避免美國從海上進攻，而隱密地建造並遷都至內陸。

透過採取強力的文化改造，配合文化、種族滅絕的殘忍措施，軍政府意圖打造一個單一民族、同質文化並且中央集權的獨裁政權。少數民族戰敗後，除了逃入叢林內進行游擊戰，通常只有被壓迫的痛苦命運，或者選擇「像個緬族人」，對自己出生的根冷酷以對，才能夠在緬族政權內找到工作。

至於羅興亞人等穆斯林則不被當作緬甸國民。在過往的族群衝突和緬族化教育中，在緬甸軍政府運用情報部門製造的假消息中，這些人是要毀滅這個國家的惡魔，是侵占國家領土的外來者，因此，是人人欲除之而後快的對象。這些仇恨思想也成為緬甸軍政府日後在民主化後，煽動人民的利器。

而軍政府更在1974年的《公民法》，規定了1823年（第一次英緬戰爭爆發前一年）以後進入的人群，都不可以算是緬甸公民，刻意地剔除了羅興亞人的公民資格。迄今，少數民族的困境仍未獲解決。

為什麼緬甸會走向民主化？這個原因，必須理解緬甸1962年後衰敗的經濟，因為緬甸的民主化來自於經濟困境。

在英屬緬甸時期，緬甸創造出大量財富，仰光更足以媲美新加坡。但在經歷戰爭與獨立浪潮後，許多創造緬甸財富、形成多元社會的外來族群紛紛逃離緬甸，留下來的人被迫成為二等公民，並因種族血統，即使具有相關的工作技能，也不能從事許多被劃歸為只能由緬族才能做的工作。這使得這個國家能夠人盡其才的機會大為降低，許多人不能從事本來做的工作。加上激烈的種族內戰，更摧毀了緬甸脆弱的經濟。

在1962年後，軍政府實行「具有緬甸特色的社會主義」，推動國有化與計畫經濟。這對本已脆弱的經濟無疑雪上加霜。然而這卻是軍政府的信念，也有利他們私人壟斷財富、攏絡自身政治人馬，並且能夠持續壓榨、打擊少數種族的經濟命脈。

這使得軍政府能夠為所欲為，因此，緬甸的經濟往往因為未經熟慮的金融政策而屢屢重創。奈溫的三次幣制改革正是罪魁禍首。奈溫的三次幣制改革分別在1964、1985和1987，每一次的改革都導致貨幣信用大為降低，以及帶來高度的通貨膨脹，使得本以困苦的生活更形嚴峻。然而，軍政府卻利用周邊開放的環境，將自己累積的財富寄託在海外洗錢，過得豪奢無比，例如2006年丹瑞的女兒結婚所流出來的影片，即引起公憤。[2]

1987年的金融改革，導致奈溫垮台、丹瑞登場。軍政府領導人均迷信改運，因此改革完全是按照奈溫想改運的數字去運作，使得本以凋敝的經濟雪上加霜，引起了1988年民眾憤怒的遊行抗議。

翁山蘇姬於此時登上政治舞台。抗議發生時，她在仰光照顧生病的母親。作為翁山將軍的女兒，她具有的政治光環以及其所能產生的影響力無法估計，她的演說界定了「反對軍人專政」的言論。此後「全國民主同盟」環繞著她逐漸成形，反對派紛紛加入。

然而，抗議遭到血腥鎮壓，許多人逃往邊境加入少數民族共同對抗軍政府。軍政府並滲透、分化全民盟，囚禁該黨領導人們。更為了鞏固統治，宣布1990年舉行選舉，制定新憲，設下「翁山蘇姬」條款：擁有外籍配偶者不得參選。

但全民盟仍然大獲全勝，軍政府遂推翻選舉以掌權。然而，由翁山將軍之女所領導的反對黨，獲得許多緬甸人民的隱性支持，許多來不及參與當年示威的人，以各種方式協助全民盟，維持該黨運作。

軍政府舉辦選舉的原因，在於深層的焦慮：經濟困境是否將導致失去政權？他們知道自己的失敗。他們在外國看到了咋舌的景象：相對穩定的緬甸，經濟發展竟然徹底敗給戰火甫定的越南、柬埔寨、寮國。而緬甸人民偷渡出去後，亦將此景傳回國內，家之緬甸邊境線過長，無法師法朝鮮鎖國。這促使他們推動經濟和政治改革。

90年代起，他們採取有限度的開放措施，放棄計劃經濟體制，改以民營化、官商合作和開放市場吸引外資。然而，成果並不理想，許多民營公司成為裙帶資本主義牟取暴利的溫床，成為少數人牟取暴利的工具。而人才嚴重匱乏、西方國家並未撤銷制裁等各種因素，導致經濟改革在2003年以失敗告終。

除此之外，自然災害與社會運動也削弱軍政府統治正當性與合法性。經濟因素導致了曼德勒的僧侶們走上街頭抗議軍政府的統治，這衝擊了將佛教作為統治正當性來源的軍政府。靠著沿途托缽維生的僧侶們，深知民間疾苦，他們決心挺身而出請軍政府多將心力放在貧窮與飢餓上。這場運動迅即擴大，人們更隨著僧侶走上街頭示威，除了民生經濟因素外更加上了政治訴求。這使丹瑞鐵了心，派遣軍隊和一直作為軍政府外圍組織的暴力團體「精武幫（Swan Arr Shin）」對人們和僧侶進行血腥鎮壓。

然而，2000年後科技發達，軍政府無法再掩蓋暴行，消息迅即傳送出去，引發人們的公憤，佛教信仰更使人們相信惡有惡報，因此2008年納吉斯風災被視作天罰。而軍政府對此束手無策，不僅突顯其無能，他們更嘗試掩蓋災難，並因恐懼遭到推翻而阻止、拒絕西方國家的援助。

然而，緬甸人民決心幫助那些遭到軍政府捨棄的同胞，並把所有緬甸的落後貧困揭露給世人，戳破了官方粉飾的太平印象與數據，軍政府威信大幅掃地。軍政府遂採取阻擋人民自發的救災活動。然而，行動已經無法遏止，間接證明了緬甸人民具有為自己國家負責的能力，並建設一個自助互助的公民社會。

內外交迫困境下，軍政府只能加快步伐，進行已經允諾的改革。2004年起，按照軍政府「七步路線圖」的規劃，逐步推動政治改革：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實行「有紀律的民主」、起草並透過公投落實新憲法、辦理立委選舉、召開新國會，最後成立新政府和其他憲法機構。

但是在穩健的改革幕後，規劃了大量的措施鞏固軍方在民主化以後持續保有權力，例如國會中四分之三同意的修憲高門檻、在國會下議院（人民院）為軍方保留四分之一席次、規定有外籍配偶者不得擔任總統等條款，對翁山蘇姬設下重重阻礙。

因此全民盟拒絕參與2010年選舉。但是也有部分全民盟人士認為應該利用各種機會參政，從事改革。這導致了全民盟的分裂。許多少數種族的政黨也在此時透過選舉進入人民院，企圖做出更多嘗試。

而另一重要的改革組織「緬甸出路」為軍政府提供改革藍圖。創立者奈溫茂的雙親曾為緬甸國防大學講師，許多軍政府成員為其學生，因此瑞曼將軍等軍政府改革人物均私底下向他們尋求改革方案。奈溫茂亦運動大量在海外的緬甸人才，為緬甸的改革提供資源。而奈茂溫並非與全民盟對立，乃是相輔相成。

這個做法相當成功，因此緬甸統治階層大幅度惡補了民主政治的課程，並在2011年登盛總統上台後，加速改革，並促使丹瑞政府和平下台，翁山蘇姬獲得釋放。

而登盛、瑞曼、翁敏等軍政府的頭幾號人物，他們彼此之間的競爭加速了民主化進程，例如瑞曼出任下院議長，徹底顛覆了死氣沉沉的國會，不管是反對黨全民盟還是執政黨聯邦鞏固與發展黨，議員們發現可以擺脫過去，努力問政，而不用擔心遭到威脅甚至死亡，緬甸的國會運作確實起來了。

緬甸也謀求外來資源協助改革。軍政府明白，與翁山蘇姬和解將帶來外援。因此軍政府透過「緬甸出路」和全民盟合作，促成首腦的會面與和解。而美國此時推動「重返亞洲」戰略，意圖合圍中國、應對挑戰，遂與緬甸政府一拍即合。這帶動西方國家與緬甸合作。

中國亦未放過大好機會，其資金大舉進入緬甸，購買大量的木材、石油等原料，以及寶石等奢侈品，更希望能夠建造由緬甸進入中國的輸油管，避開危險的麻六甲海峽。中國更企圖以合作之名，大量開發水壩和發電廠。然而他們卻在克欽邦的密松大壩建案上踢到鐵板。

此源於中國只與上層打交道，相信與政府打好交道一切就沒有問題的處事邏輯。然而緬甸複雜的族群問題，卻使中國踢到鐵板。克欽族認為中緬掠奪克欽人的資源，密松大壩更意圖破壞他們的生存環境與傳統文化，加上緬甸政府的開發案從未使其獲利，因此他們誓死反對，最終逼使密松大壩案擱置。[3]這也使中國開始注意投資國的地方民意，改變了他們未來與他國相處的方式。

在改革過程背後的種族衝突陰影仍未散去。少數民族雖得到相較過去寬鬆的自由，然而仍不時爆發衝突，由於緬甸政府仍屬中央集權，加上經濟利益的衝突未歇，全民盟亦未提出更好的方案，或者重提過去的彬龍協議。因此少數種族仍然認為，保有武裝仍有必要。[4]

最慘烈者莫若羅興亞穆斯林與緬甸當地人的衝突。殖民時代，穆斯林與緬族、若開族就已有所衝突，軍政府更推動緬族化教育，並塑造少數民族為敵人，用以轉移對統治的無能，灌輸緬甸人們敵視穆斯林，認定是穆斯林奪走了一切，更陰謀毀滅佛教和緬甸，再加以佔領，因此需要軍政府鐵腕建立穩定。人們自幼吸收且相信這些言論，加上歷史情仇而深信不疑。僧侶間更出現極端派，帶頭煽動言論和攻擊穆斯林。

這種想法從未消失，更隨著科技的發達，透過電腦和智慧型手機上網到社群網站大幅散佈。2012年，緬甸更出現了「九六九運動」，由阿欣威拉杜（Ashin Wirahu）等極端派民族主義僧侶領導，並與精武幫、軍方和政府有著密切的聯繫。

許多人相信，這背後是登盛政府和軍方在幕後支持操作，用以打擊翁山蘇姬。因為翁山蘇姬進入國會問政後，執政黨鞏發黨備受威脅。繼承軍方的鞏發黨遂透過仇恨動員，塑造自身才是保護緬甸的政黨，藉此削弱翁山蘇姬和全民盟的政治力量，謀求持續掌握政權。他們將翁山蘇姬強調的普世人權與法治，說成是要保護穆斯林，並與佛教為敵，以此離間、破壞她和人民的互信基礎。很不幸的，在緬族佛教徒中，特別是使用社群網站的年輕人或多或少地受到影響和接受。這股輿論更使登盛總統建議國會，接受激進團體的建議來立法隔絕穆斯林和緬甸佛教徒。

為此翁山蘇姬與全民盟的領導者們陷入兩難：他們私底下同情穆斯林的處境，但是如果直言不諱，勢將阻擋全民盟在2015年取得執政。他們除了盡力調解，也只能消極地相信緬族佛教徒裡面「沉默的多數」是明智的，將會選擇站在激進派的對立面。但很遺憾，緬甸社會並沒有如他們所想，去抵制「種族與信仰」的仇恨牌。

歐美對此亦無能為力。因為當西方覺得緬甸終究會走向他們所幻想的民主、法治、人權的國家後，就送出所有可施壓或誘惑的籌碼，導致緬甸政府再也不畏懼西方的批評與壓力。

本書指出，這勢必將導致出現激進伊斯蘭組織並加劇衝突，使改善困境難上加難。而對穆斯林困境的沉默，也將嚴重挫傷翁山蘇姬在國內外的信心與聲望，不論是在緬族還是少數民族心中，都是如此。

本書完成時，羅興亞人的反抗組織尚未成形，但後來出現了反抗組織「若開羅興亞救世軍」。[5]彼此開始出現殘忍的對抗與報復，如同作者所言，加劇而非解決問題，但是，卻又能苛責受盡壓迫者的反抗？如此，將連同其他少數種族的反抗一併批評，而落入站在多數且強勢的族群緬族一方去譴責弱者的危險。[6]

這本書裡面，作者沒有提出解決方式。他只透過描繪過去的歷史、現今緬甸國內的政治與種族鬥爭、國際的地緣政治角力，讓我們理解這一切的歷史根源與發展，指出緬甸軍政府推動民主改革，只是希望能夠加速經濟發展，民主只是經濟發展的「工具」，並非最終價值，此外，選擇民主化只是為了不被清算的選擇。

這個想法存續在體制與人們的心中，更導致出現各種扭曲民主的方式。即使在政黨輪替後，軍政府創造的龐大體制幽靈，例如緬族化、恐懼穆斯林教育，使得他們即使在野後，得以利用來逼迫翁山蘇姬，國際輿論更無法理解翁山蘇姬的政治困境，輿論壓力使其內外受迫，導致國內種族問題改革難上加難。

當我們在理解緬甸的諸多問題時，或許該更多方面地去思考，而不應該只吸收緬甸一方或西方媒體的意見，導致自己下了錯誤的判斷，這本書正是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切入視角。但作者的角度較為偏向少數種族，站在緬族的對立面，所以閱讀時，讀者們需要注意此點。

另外，綜觀緬甸族群史，台灣有著類似、但沒有那麼暴力衝突的困境。不過，大緬族主義的教育，似乎與我們的大中華教育（例如近日的文言文爭議）有著高度的相似性，這一切又與日本傳遞給亞洲族群的「單一民族、單一文化國家」想像，有著密切的關係。大緬族主義可以說導致了緬甸族群內部永無安寧的可能，台灣似乎應該從這個角度，去思考目前教育的內容，是不是應該做出改變。

而我們也可以發現，現今亞洲各國複雜的國內、國外政治議題，正是因為過往歷史的複雜發展。因此，當我們在面對問題與國際議題時，就不能有過度急躁的決策和偏見，而是必須深刻理解問題本質後，再以誠心平靜地努力去對話、去決定該怎麼去解決。

[1] 關於單一民族國家論的論點，中文中較有詳細論述者參見王柯，〈「民族」，一個來自日本的誤會──民族國家思想進入中國的歷史考察〉，收於氏著《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頁45-74。

[2] 〈緬甸總理女兒婚禮極盡奢華 惹惱緬甸民眾〉，大紀元，2006年11月2號，網址：http://www.epochtimes.com/b5/6/11/2/n1507191.htm；影片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V4fHNtKyV8。

[3] 〈分析：缅甸为何叫停中缅大坝工程〉，BBC，網址：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1/10/111001_china_myanmar。

[4] 補充：今年6/28已經舉辦了第二次彬龍會談。詳細新聞參見翁婉瑩，〈第二次彬龍和平會談：翁山蘇姬的和平願望長路漫漫？〉，網址：https://aseanplusjournal.com/2017/06/28/panglong_conference_2017/。

[5] 若開羅興亞救世軍相關新聞可參見Tidus Lin，〈[專題評論] 被壓迫民族的反抗：緬甸阿拉干羅興亞救世軍〉網址：https://aseanplusjournal.com/2017/04/21/arsa/。

[6] 相關更仔細的羅興亞問題，參見：https://www.facebook.com/notes/chung-chi-chao/%E7%BE%85%E8%88%88%E4%BA%9E/101557570531235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