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嚴選
理解位於「十字路口」的緬甸——讀《變臉的緬甸》

黎胖
發佈於黎胖
閱讀時間約 24 分鐘
按:本文曾發表於2017年,因緬甸政變,遂略為修改並增補後記,以饗與我一樣對緬甸有興趣的朋友。
羅興亞人在緬甸的困境,引起了大家對緬甸局勢的關注,以及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緬甸實際的領導者翁山蘇姬的批評。令人不禁好奇,羅興亞人為何有此困境?翁山蘇姬掌握實權後,為何仍不敢採取行動?是不是緬甸內部有什麼問題呢?那我該怎麼理解緬甸呢?
在這本《變臉的緬甸》中,作者理查.考科特(Richard Cockett)將親身的訪談,放入以歷史為經,國內政治、少數族群、地緣政治、社會變遷各層面狀況為緯的脈絡中,帶領讀者全面性地進入並理解緬甸。他指出,形塑當代緬甸的三股力量:英國殖民主義、大緬族主義與少數族群爭取自治的抗爭。而他認為,如果這三股力量被調和,緬甸才會有真正的和平。

殖民時代

在成為英國的殖民地之前,當時由緬族建立的貢榜王朝武功鼎盛,東滅泰國大城王朝,西滅阿拉坎王國(今若開邦),北攻中國雲南,南佔丹那沙林半島地區(今德林達依省),並占有部分印度阿薩姆。
當時緬族王國不可一世,但取得印度的英國也圖謀向緬甸擴張,連結印度與其東南亞殖民地。而緬甸王國也對印度有企圖,雙方在1824至1826年間爆發戰爭,並以緬甸簽署不平等條約、割讓領土告終。此後緬甸走向衰落和內鬥,英國趁機於1852、1885年發動戰爭,消滅貢榜王朝。
英國隨後將緬甸併入英屬印度,直接管理,並將少數民族與緬族分治,在少數民族內傳播基督教和西方文化,使少數民族藉此形塑出獨特文化與自我認同,種下日後各族尋求與緬甸分離的種子。
由於英國殖民地人民能夠自由流動,因此除了統治者與資本家進入緬甸外,印度人、穆斯林、猶太人等紛紛前往緬甸,特別是仰光與距離印度最近的若開邦。外來的資本與移民,使得以小農經濟為主的緬族人落入窮困,無法適應與全球資本主義經濟,許多印度人更成為高利貸業者,大幅剝削緬族農民,掠奪土地。
錫袍王家族
相反地,由於英國人對於緬族人的不信賴,原本受到緬族壓迫的少數民族在英國治下得以發揮其才能,受到大幅重用,成為協助英國統治的幫手、軍隊要角與富有的資產階級。
這使得自認高人一等的緬族感到憤怒、不滿與羞辱,遂發動游擊戰反抗英國,然卻遭到英國的多族聯軍(特別是克倫族)徹底擊潰。這股對英國、對其他種族的憤怒與歧視,深埋在充滿挫折又自傲的緬族人心中,在1920、30年代,演變為喊出「把緬甸還給緬族」的大緬族主義黨派與政治暴力。有趣的是,他們對少數族群和穆斯林兇殘無比,反抗白人時卻非常溫和。
儘管如此,在弭平緬族的反抗後,英國治下的和平確實在緬甸出現,形成了一個繁榮的「多元社會」:宗教種族複雜,並被做為區隔方式,彼此只忠於自己的群體而互不往來,沒有形成具有共同意識的社群,只以商業財富為交集點的不穩定社會。在其上者,正是英國殖民政府。
這個脆弱的和平與社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入侵緬甸後,徹底粉碎。

緬族之國

日本帝國與緬族之間處於互相利用的關係。
日本對緬甸產生興趣,一是對緬甸的稻米、所蘊藏的石油礦藏等戰略物資有所需求;再者是中國透過滇緬公路運補戰爭物資,日本希望切斷這條運輸線;三來則是大緬族主義者的慫恿。
而在1920至30年代活躍的緬族抗爭團體,此時已統合為「自由同盟(Freedom Bloc)」,其中的領導人有翁山、巴莫(印度與緬甸在1937年分治,巴莫為緬甸首任總理)、吳努、奈溫等人。他們為了反抗英國統治,與日本密切交流,並反對英國逕自代表緬甸向日本宣戰。
翁山等人希望和所有能夠協助他們反抗英國統治的國家接觸,起初選擇的是路線同樣屬於左翼的中共,但是在從台灣前往廈門過程中遭到阻攔,最後與日本合作,接受軍事訓練和援助,這批人後來成為緬甸有名的「三十壯士」和1941年成立的「反殖民緬甸獨立軍(Burma Independence Army)」的核心骨幹。
雙方互利的合作形成,日本利用協助緬甸人獨立作為進攻緬甸的藉口,翁山等人則藉由日本進攻,企望能趁機宣布獨立。1942年,日本對緬甸發動進攻後,緬甸獨立軍也隨之前進,沿途對克倫族等少數民族燒殺擄掠,並招兵買馬。
這段期間,族群衝突更加惡化。不僅因為日本重挫英軍,而是因為隨之而來的緬甸獨立軍,以及與其他族群積怨已久的緬族、若開族人,藉機對印度人、穆斯林、克倫族、克欽族等少數民族大肆屠殺、姦淫擄掠。而少數族群則站在英美一邊,協助對抗日本與緬族軍隊。緬甸境內的族群仇恨已經根深難解。
二戰時受到英國重用的克倫族將軍史密頓(Smith Dun)
同時,日本扶植巴莫成為緬甸領袖。巴莫師法日本,推行中央集權,並創造鎔鑄所有種族,只有「一種文化(緬族文化)、一個民族(大緬民族)」,由一個政黨領導的國家。這成為日後所有大緬族主義者對付少數民族時參考的藍圖。[1]
不過,翁山將軍並非日本忠誠的盟友。日本行將戰敗之際,他巧妙地轉變立場,成立「緬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改與同盟國合作,換取緬甸獨立。英國與之簽約,承諾緬甸1948年獨立。
然而,克欽各族協助英軍作戰時,英國曾經允諾讓他們獨立,此時卻突然支持翁山,使得各族感到遭英國背叛。而為了確保克欽、撣、欽各族繼續留在這個國家,1947年翁山將軍在英國協助下召開彬龍會議,與克倫族外的各族商談聯邦制、各族完全自治等事,並簽署彬龍協定,並合併軍隊。
然而,翁山將軍於當年七月遭到暗殺,吳努成為總理。不滿的克倫族、與緬甸當局反目的緬共等人遂發動戰爭,兵臨仰光城下,緬甸仰賴著相信彬龍協議的克欽族步兵協助才扭轉局勢。為了改善種族衝突問題,吳努作了諸如舉辦選舉、制度化聯邦制、隱隱承認國家並非緬族獨佔等努力。然而,1962年奈溫發動政變,成立軍政府後,一切化為烏有。

軍人專政

此源於翁山將軍死後,出現了權力真空。政治上由吳努繼任總理,奈溫則掌握軍隊。奈溫是當初與翁山共同接受日本訓練的一員,是緬甸獨立軍的軍官,戰爭期間的種族衝突與分裂深植於他們這些軍人腦海,而他在獨立後成為軍隊總司令,參與了種族內戰,使得他對其他種族的偏見、建立緬族專屬軍隊的信念更形加深。這個偏見也存在於將少數族群清洗出去後的緬甸軍隊內,他們信仰大緬族主義。因此奈溫執政後,大力推動「緬族化」政策。
翁山將軍
對於少數種族實施緬族化,是消滅少數種族軍隊以後的事。在此之前,軍政府採取「四斷」政策對付叛軍:切斷少數種族武裝軍隊從鄉村、叢林或心臟地帶取得食物、資金、訊息和兵源的補給管道。焦土政策,焚燒農作、阻斷與封鎖交通、嚴刑拷打、屠殺村民、強姦婦女、草率處決、強迫從事繇役與充當人肉掃雷裝置等。政府軍內蘊的種族仇恨,使他們樂意做這些事情。
儘管邊境地帶仍有少數種族的武裝民兵,但在國內局勢大致底定後,奈溫在吳努將佛教定為國教、過去制定的一系列「緬甸公民資格」相關法律等基礎上,在文化、政治上大力推動緬族化政策。軍事上的戰勝使得本來吳努嘗試的聯邦制度遭到取消,軍政府的力量得以伸入本來無法控制的各邦國與緬甸各地,軍政府透過採用各種制度來穩固政權,消滅少數種族的族群意識。
在宗教上,透過設立總管僧侶的大頭領來管制全國僧侶,軍人們透過自身家族崇信佛教、建造佛寺、捐獻禮佛等種種作為,對緬甸僧侶進行既攏絡又控制的管理;在政治上,緬甸軍政府成立「革命委員會」和「緬甸社會主義綱領黨」,軍人集體加入該黨,由黨來管理整個國家,其觸角深入各地各邦,透過讓軍人以及其相關追隨者獨佔與分配經濟利益,取得政治效忠,並規定只有學習緬語等相關緬族文化學問才能出任公職,軍政府更打壓、消滅所有反對者;在教育上,則透過教科書和教學,只准許教授「文明的」緬族的語言、輝煌歷史與文化,少數民族成為「被征討」的叛亂者,同時強迫關閉外國與基督教學校,斷絕其他的學習來源,並在各邦首府興建少數民族文化博物館,當然,呈現的文化地位都比緬族低落;更有甚者,軍隊直接殺死少數種族的領袖,同時各邦境內氾濫的毒品、虛弱的經濟(寶石、木材等均由緬甸軍政府國有化加以壟斷),找不到未來的人們不是加入反抗軍,吸毒荒唐度日,就是逃離緬甸到他國謀生。
1988年經濟崩潰,引起仰光大學學生示威遊行後,奈溫被逼下台,改由想法相近的丹瑞接掌大權。而新首都奈比多的建都,也是緬族化運動的展現,該城由奈溫的繼位者丹瑞所興建。奈比多之意為「太陽皇城」,正是為了喚醒、給予人們緬族光榮歷史而做。決定建都奈比多,以及都城的建設方式,帶有緬族過往信仰占星術和幸運數字的色彩。同時,也包含了國防的考量,為了避免美國從海上進攻,而隱密地建造並遷都至內陸。
推動大緬族主義的巴莫
透過採取強力的文化改造,配合文化、種族滅絕的殘忍措施,軍政府意圖打造一個單一民族、同質文化並且中央集權的獨裁政權。少數民族戰敗後,除了逃入叢林內進行游擊戰,通常只有被壓迫的痛苦命運,或者選擇「像個緬族人」,對自己出生的根冷酷以對,才能夠在緬族政權內找到工作。
至於羅興亞人等穆斯林則不被當作緬甸國民。在過往的族群衝突和緬族化教育中,在緬甸軍政府運用情報部門製造的假消息中,這些人是要毀滅這個國家的惡魔,是侵占國家領土的外來者,因此,是人人欲除之而後快的對象。這些仇恨思想也成為緬甸軍政府日後在民主化後,煽動人民的利器。
而軍政府更在1974年的《公民法》,規定了1823年(第一次英緬戰爭爆發前一年)以後進入的人群,都不可以算是緬甸公民,刻意地剔除了羅興亞人的公民資格。迄今,少數民族的困境仍未獲解決。

下層結構決定上層建築

為什麼緬甸會走向民主化?這個原因,必須理解緬甸1962年後衰敗的經濟,因為緬甸的民主化來自於經濟困境。
在英屬緬甸時期,緬甸創造出大量財富,仰光更足以媲美新加坡。但在經歷戰爭與獨立浪潮後,許多創造緬甸財富、形成多元社會的外來族群紛紛逃離緬甸,留下來的人被迫成為二等公民,並因種族血統,即使具有相關的工作技能,也不能從事許多被劃歸為只能由緬族才能做的工作。這使得這個國家能夠人盡其才的機會大為降低,許多人不能從事本來做的工作。加上激烈的種族內戰,更摧毀了緬甸脆弱的經濟。
在1962年後,軍政府實行「具有緬甸特色的社會主義」,推動國有化與計畫經濟。這對本已脆弱的經濟無疑雪上加霜。然而這卻是軍政府的信念,也有利他們私人壟斷財富、攏絡自身政治人馬,並且能夠持續壓榨、打擊少數種族的經濟命脈。
這使得軍政府能夠為所欲為,因此,緬甸的經濟往往因為未經熟慮的金融政策而屢屢重創。奈溫的三次幣制改革正是罪魁禍首。奈溫的三次幣制改革分別在1964、1985和1987,每一次的改革都導致貨幣信用大為降低,以及帶來高度的通貨膨脹,使得本以困苦的生活更形嚴峻。然而,軍政府卻利用周邊開放的環境,將自己累積的財富寄託在海外洗錢,過得豪奢無比,例如2006年丹瑞的女兒結婚所流出來的影片,即引起公憤。[2]
奈溫
1987年的金融改革,導致奈溫垮台、丹瑞登場。軍政府領導人均迷信改運,因此改革完全是按照奈溫想改運的數字去運作,使得本以凋敝的經濟雪上加霜,引起了1988年民眾憤怒的遊行抗議。
翁山蘇姬於此時登上政治舞台。抗議發生時,她在仰光照顧生病的母親。作為翁山將軍的女兒,她具有的政治光環以及其所能產生的影響力無法估計,她的演說界定了「反對軍人專政」的言論。此後「全國民主同盟」環繞著她逐漸成形,反對派紛紛加入。
然而,抗議遭到血腥鎮壓,許多人逃往邊境加入少數民族共同對抗軍政府。軍政府並滲透、分化全民盟,囚禁該黨領導人們。更為了鞏固統治,宣布1990年舉行選舉,制定新憲,設下「翁山蘇姬」條款:擁有外籍配偶者不得參選。
但全民盟仍然大獲全勝,軍政府遂推翻選舉以掌權。然而,由翁山將軍之女所領導的反對黨,獲得許多緬甸人民的隱性支持,許多來不及參與當年示威的人,以各種方式協助全民盟,維持該黨運作。
軍政府舉辦選舉的原因,在於深層的焦慮:經濟困境是否將導致失去政權?他們知道自己的失敗。他們在外國看到了咋舌的景象:相對穩定的緬甸,經濟發展竟然徹底敗給戰火甫定的越南、柬埔寨、寮國。而緬甸人民偷渡出去後,亦將此景傳回國內,家之緬甸邊境線過長,無法師法朝鮮鎖國。這促使他們推動經濟和政治改革。
90年代起,他們採取有限度的開放措施,放棄計劃經濟體制,改以民營化、官商合作和開放市場吸引外資。然而,成果並不理想,許多民營公司成為裙帶資本主義牟取暴利的溫床,成為少數人牟取暴利的工具。而人才嚴重匱乏、西方國家並未撤銷制裁等各種因素,導致經濟改革在2003年以失敗告終。
除此之外,自然災害與社會運動也削弱軍政府統治正當性與合法性。經濟因素導致了曼德勒的僧侶們走上街頭抗議軍政府的統治,這衝擊了將佛教作為統治正當性來源的軍政府。靠著沿途托缽維生的僧侶們,深知民間疾苦,他們決心挺身而出請軍政府多將心力放在貧窮與飢餓上。這場運動迅即擴大,人們更隨著僧侶走上街頭示威,除了民生經濟因素外更加上了政治訴求。這使丹瑞鐵了心,派遣軍隊和一直作為軍政府外圍組織的暴力團體「精武幫(Swan Arr Shin)」對人們和僧侶進行血腥鎮壓。
丹瑞
然而,2000年後科技發達,軍政府無法再掩蓋暴行,消息迅即傳送出去,引發人們的公憤,佛教信仰更使人們相信惡有惡報,因此2008年納吉斯風災被視作天罰。而軍政府對此束手無策,不僅突顯其無能,他們更嘗試掩蓋災難,並因恐懼遭到推翻而阻止、拒絕西方國家的援助。
然而,緬甸人民決心幫助那些遭到軍政府捨棄的同胞,並把所有緬甸的落後貧困揭露給世人,戳破了官方粉飾的太平印象與數據,軍政府威信大幅掃地。軍政府遂採取阻擋人民自發的救災活動。然而,行動已經無法遏止,間接證明了緬甸人民具有為自己國家負責的能力,並建設一個自助互助的公民社會。
內外交迫困境下,軍政府只能加快步伐,進行已經允諾的改革。2004年起,按照軍政府「七步路線圖」的規劃,逐步推動政治改革: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實行「有紀律的民主」、起草並透過公投落實新憲法、辦理立委選舉、召開新國會,最後成立新政府和其他憲法機構。
但是在穩健的改革幕後,規劃了大量的措施鞏固軍方在民主化以後持續保有權力,例如國會中四分之三同意的修憲高門檻、在國會下議院(人民院)為軍方保留四分之一席次、規定有外籍配偶者不得擔任總統等條款,對翁山蘇姬設下重重阻礙。
因此全民盟拒絕參與2010年選舉。但是也有部分全民盟人士認為應該利用各種機會參政,從事改革。這導致了全民盟的分裂。許多少數種族的政黨也在此時透過選舉進入人民院,企圖做出更多嘗試。
而另一重要的改革組織「緬甸出路」為軍政府提供改革藍圖。創立者奈溫茂的雙親曾為緬甸國防大學講師,許多軍政府成員為其學生,因此瑞曼將軍等軍政府改革人物均私底下向他們尋求改革方案。奈溫茂亦運動大量在海外的緬甸人才,為緬甸的改革提供資源。而奈茂溫並非與全民盟對立,乃是相輔相成。
這個做法相當成功,因此緬甸統治階層大幅度惡補了民主政治的課程,並在2011年登盛總統上台後,加速改革,並促使丹瑞政府和平下台,翁山蘇姬獲得釋放。
而登盛、瑞曼、翁敏等軍政府的頭幾號人物,他們彼此之間的競爭加速了民主化進程,例如瑞曼出任下院議長,徹底顛覆了死氣沉沉的國會,不管是反對黨全民盟還是執政黨聯邦鞏固與發展黨,議員們發現可以擺脫過去,努力問政,而不用擔心遭到威脅甚至死亡,緬甸的國會運作確實起來了。

地緣要角

緬甸也謀求外來資源協助改革。軍政府明白,與翁山蘇姬和解將帶來外援。因此軍政府透過「緬甸出路」和全民盟合作,促成首腦的會面與和解。而美國此時推動「重返亞洲」戰略,意圖合圍中國、應對挑戰,遂與緬甸政府一拍即合。這帶動西方國家與緬甸合作。
中國亦未放過大好機會,其資金大舉進入緬甸,購買大量的木材、石油等原料,以及寶石等奢侈品,更希望能夠建造由緬甸進入中國的輸油管,避開危險的麻六甲海峽。中國更企圖以合作之名,大量開發水壩和發電廠。然而他們卻在克欽邦的密松大壩建案上踢到鐵板。
密松水電站
此源於中國只與上層打交道,相信與政府打好交道一切就沒有問題的處事邏輯。然而緬甸複雜的族群問題,卻使中國踢到鐵板。克欽族認為中緬掠奪克欽人的資源,密松大壩更意圖破壞他們的生存環境與傳統文化,加上緬甸政府的開發案從未使其獲利,因此他們誓死反對,最終逼使密松大壩案擱置。[3]這也使中國開始注意投資國的地方民意,改變了他們未來與他國相處的方式。

未解衝突

在改革過程背後的種族衝突陰影仍未散去。少數民族雖得到相較過去寬鬆的自由,然而仍不時爆發衝突,由於緬甸政府仍屬中央集權,加上經濟利益的衝突未歇,全民盟亦未提出更好的方案,或者重提過去的彬龍協議。因此少數種族仍然認為,保有武裝仍有必要。[4]
最慘烈者莫若羅興亞穆斯林與緬甸當地人的衝突。殖民時代,穆斯林與緬族、若開族就已有所衝突,軍政府更推動緬族化教育,並塑造少數民族為敵人,用以轉移對統治的無能,灌輸緬甸人們敵視穆斯林,認定是穆斯林奪走了一切,更陰謀毀滅佛教和緬甸,再加以佔領,因此需要軍政府鐵腕建立穩定。人們自幼吸收且相信這些言論,加上歷史情仇而深信不疑。僧侶間更出現極端派,帶頭煽動言論和攻擊穆斯林。
這種想法從未消失,更隨著科技的發達,透過電腦和智慧型手機上網到社群網站大幅散佈。2012年,緬甸更出現了「九六九運動」,由阿欣威拉杜(Ashin Wirahu)等極端派民族主義僧侶領導,並與精武幫、軍方和政府有著密切的聯繫。
許多人相信,這背後是登盛政府和軍方在幕後支持操作,用以打擊翁山蘇姬。因為翁山蘇姬進入國會問政後,執政黨鞏發黨備受威脅。繼承軍方的鞏發黨遂透過仇恨動員,塑造自身才是保護緬甸的政黨,藉此削弱翁山蘇姬和全民盟的政治力量,謀求持續掌握政權。他們將翁山蘇姬強調的普世人權與法治,說成是要保護穆斯林,並與佛教為敵,以此離間、破壞她和人民的互信基礎。很不幸的,在緬族佛教徒中,特別是使用社群網站的年輕人或多或少地受到影響和接受。這股輿論更使登盛總統建議國會,接受激進團體的建議來立法隔絕穆斯林和緬甸佛教徒。
登盛
為此翁山蘇姬與全民盟的領導者們陷入兩難:他們私底下同情穆斯林的處境,但是如果直言不諱,勢將阻擋全民盟在2015年取得執政。他們除了盡力調解,也只能消極地相信緬族佛教徒裡面「沉默的多數」是明智的,將會選擇站在激進派的對立面。但很遺憾,緬甸社會並沒有如他們所想,去抵制「種族與信仰」的仇恨牌。
歐美對此亦無能為力。因為當西方覺得緬甸終究會走向他們所幻想的民主、法治、人權的國家後,就送出所有可施壓或誘惑的籌碼,導致緬甸政府再也不畏懼西方的批評與壓力。
本書指出,這勢必將導致出現激進伊斯蘭組織並加劇衝突,使改善困境難上加難。而對穆斯林困境的沉默,也將嚴重挫傷翁山蘇姬在國內外的信心與聲望,不論是在緬族還是少數民族心中,都是如此。

結語

本書完成時,羅興亞人的反抗組織尚未成形,但後來出現了反抗組織「若開羅興亞救世軍」。[5]彼此開始出現殘忍的對抗與報復,如同作者所言,加劇而非解決問題,但是,卻又能苛責受盡壓迫者的反抗?如此,將連同其他少數種族的反抗一併批評,而落入站在多數且強勢的族群緬族一方去譴責弱者的危險。[6]
這本書裡面,作者沒有提出解決方式。他只透過描繪過去的歷史、現今緬甸國內的政治與種族鬥爭、國際的地緣政治角力,讓我們理解這一切的歷史根源與發展,指出緬甸軍政府推動民主改革,只是希望能夠加速經濟發展,民主只是經濟發展的「工具」,並非最終價值,此外,選擇民主化只是為了不被清算的選擇。
這個想法存續在體制與人們的心中,更導致出現各種扭曲民主的方式。即使在政黨輪替後,軍政府創造的龐大體制幽靈,例如緬族化、恐懼穆斯林教育,使得他們即使在野後,得以利用來逼迫翁山蘇姬,國際輿論更無法理解翁山蘇姬的政治困境,輿論壓力使其內外受迫,導致國內種族問題改革難上加難。
翁山蘇姬
當我們在理解緬甸的諸多問題時,或許該更多方面地去思考,而不應該只吸收緬甸一方或西方媒體的意見,導致自己下了錯誤的判斷,這本書正是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切入視角。但作者的角度較為偏向少數種族,站在緬族的對立面,所以閱讀時,讀者們需要注意此點。
另外,綜觀緬甸族群史,台灣有著類似、但沒有那麼暴力衝突的困境。不過,大緬族主義的教育,似乎與我們的大中華教育(例如近日的文言文爭議)有著高度的相似性,這一切又與日本傳遞給亞洲族群的「單一民族、單一文化國家」想像,有著密切的關係。大緬族主義可以說導致了緬甸族群內部永無安寧的可能,台灣似乎應該從這個角度,去思考目前教育的內容,是不是應該做出改變。
而我們也可以發現,現今亞洲各國複雜的國內、國外政治議題,正是因為過往歷史的複雜發展。因此,當我們在面對問題與國際議題時,就不能有過度急躁的決策和偏見,而是必須深刻理解問題本質後,再以誠心平靜地努力去對話、去決定該怎麼去解決。
後記:本文寫於2017年,並曾以〈從英國殖民到民主轉型,緬甸如何不斷「變臉」?〉之名刊載於故事。緬甸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國家,不論是地緣政治、自然資源還是歷史文化都非常重要且迷人,這次政變不知道會走向何方,但如果翁山蘇姬等民主派沒有逆轉成功,或許將牽動整個印太局勢。
美國在歐巴馬時代推動亞太再平衡戰略,緬甸就是重要的環節,時任國務卿的希拉蕊特別破冰前往拜訪,為的就是希望聯合緬甸來對付崛起的中國,而現在擔任「印太事務協調官」的庫貝爾(Kurt Campbell)正是當時推動亞太再平衡戰略的關鍵角色,也是強調緬甸重要性的成員。民主黨如何應對這次政變,其實也是對美國的考驗。
中國早期與軍政府交好,然而現今軍方也對中國抱持懷疑,因為緬族與少數民族的長期衝突、全民盟與中國關係改善、中國資助少數民族反抗軍的行動,也使軍方對中國打了問號。政變成功與否,也將影響中緬關係。
而印度長期以來因為與邊境少數民族的衝突,這些民族的反抗組織長期收受中國資助和訓練,並將組織設在緬甸山區,遭到圍剿時就逃往中國與緬甸。現今緬甸軍方常常協助抓捕印度少數民族反抗人士,加上中國資助兩地反抗軍,也使得雙方親近。對於印緬雙方,政變成功與否會不會影響雙方的來往?
而緬甸國內的變化,仰賴於各界人士與人民的壓力,是否會使軍政府從政變退縮?退縮又會帶來甚麼改變?還是軍政府會硬幹下去,從而影響國內外的局勢呢?
未來的發展十分有趣,非常值得台灣人關注。趁這次機會,我也將Medium上的舊版文章修整重發,並加註一點後記。這場政變讓我們看到文人政黨執政,也仍然需要軍隊國家化,從屬於文人領導,這令我們懷念去年過世的前總統李登輝先生,當年要不是他先奪下郝柏村軍權,台灣民主化將會如何?是會走下去,還是會夭折?非常值得比較與深思。

[1] 關於單一民族國家論的論點,中文中較有詳細論述者參見王柯,〈「民族」,一個來自日本的誤會──民族國家思想進入中國的歷史考察〉,收於氏著《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頁45-74。

[2] 〈緬甸總理女兒婚禮極盡奢華 惹惱緬甸民眾〉,大紀元,2006年11月2號,網址:http://www.epochtimes.com/b5/6/11/2/n1507191.htm;影片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V4fHNtKyV8

[3] 〈分析:缅甸为何叫停中缅大坝工程〉,BBC,網址: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1/10/111001_china_myanmar

[4] 補充:今年6/28已經舉辦了第二次彬龍會談。詳細新聞參見翁婉瑩,〈第二次彬龍和平會談:翁山蘇姬的和平願望長路漫漫?〉,網址:https://aseanplusjournal.com/2017/06/28/panglong_conference_2017/

[5] 若開羅興亞救世軍相關新聞可參見Tidus Lin,〈[專題評論] 被壓迫民族的反抗:緬甸阿拉干羅興亞救世軍〉網址:https://aseanplusjournal.com/2017/04/21/arsa/

[6] 相關更仔細的羅興亞問題,參見:https://www.facebook.com/notes/chung-chi-chao/%E7%BE%85%E8%88%88%E4%BA%9E/10155757053123552/
為什麼會看到廣告
92會員
31內容數
書評書介、史普文章、影評隨感、政治時評。
留言0
查看全部
發表第一個留言支持創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