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何將告別Alian電台：兼為所有被欺負的「乙方」請命

儘管萬般不捨，實在無可奈何。簡單講：我被迫只能在「放棄節目著作權」和「離開電台」兩條路中選一條。

我不能接受電台方面要求「完全擁有」我的節目著作財產權，並要我「放棄行使著作人格權」。

我做了一些功課，才發現不只廣播人經常被這則形同「賣身契」的條款欺負，這惡劣的條文也在公部門、法人組織、各種民間單位的採購合約和委製合約中屢見不鮮。除了廣播、電視，也遍及文字、設計、攝影、電影、音樂、策展……，有太多創作人被迫吞忍，簽下這則不平等條約。

說實話，若是像我這樣，做了三十多年廣播，獎也拿過不少，仍然無法替自己爭取合理的權利，其他廣播同行的處境就更艱難了。

明年我就五十歲了。我輩人活到這歲數，有許多朋友都站在社會的關鍵位置上，有聲望、有影響力、也有改變現狀的權力。我們是不是可以藉這個機會，好好檢討一下這種長年的陋習，讓後來者可以多受一些尊重？

既然已經決定告別這個電台，現在就不只是我和Alian原住民族廣播電台之間的問題，而是所有被迫「讓出著作財產權」和「放棄行使著作人格權」的「乙方」的事了。

這惡劣至極的不平等條約，早該徹底檢討。

剩下的事情，就是把今年最後幾集節目好好做完，以及寫下這篇文章，交代一下事件始末。文章很長，要耐心看。

十月初，電台組長（一位勤懇認真的青年，之前是我的節目企製）告訴我：往年我和電台的主持合約是「逐年議約」，2021年開始，主管電台的「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下文簡稱基金會）決定每個節目都要改為「標案」方式採購。也就是說，我將從電台約聘的主持人，變成「投標廠商」。

沒關係，既然所有節目都得這麼辦，那就這麼辦吧，寫標案就是了。要是評審委員覺得有別的投標節目更適合，我也沒話說。

但組長接下來說的這件事，才是重點：基金會高層主管翻閱過去的主持合約，注意到我的合約有一條：

用白話文再說一次：節目版權是我和電台共有，我若要拿節目內容出書，要先跟電台說一聲，電台有優先出版的權利，但書的版權是我的。若有影音平台或友台要採購這個節目放在他們那邊播出，權利金收入我和電台各分多少，怎麼分，到時候再談。

我在2017年寫下這則條文，是參考我之前在News98主持「音樂五四三」節目和電台方的合作模式。事實上，我自己覺得比較合理的版權協議，應該是「節目著作權歸我方所有，由我方授權予電台播出。」但當時原民電台盛情邀約，創台經理廖偉凡大哥承諾絕不干涉我的節目內容。我也願意用這樣的方式，為彼此多留一點兒空間。

2017年8月電台開播，到2020總共簽了四份年約，都沿用這個條款。但十月初組長告訴我：基金會希望統一採用制式採購合約：

這條的意思大概是說：我的節目著作財產權「完全歸基金會所有」，未來若有其他影音平台、友台或海外電台要採購這個節目，或是出版社有意將節目內容整理成文字出版，我不但分不到一毛錢的權利金和版稅，連是否同意合作、和誰合作、合作的形式和內容如何，我都完全沒有置喙餘地。

此外，不得行使著作人格權，表示以後我不得主張這是「我的節目」。說得極端一點：理論上，基金會可以任意把「耳朵借我」的內容零割改作、剪掉我的口白，另取一個節目名稱播出，我都不可以有意見。

我完全無法接受。

組長轉述主管審閱舊合約的意見：為什麼電視台的節目採購合約都可以這麼簽，廣播節目的合約卻不能統一照辦？

我說：電視和廣播是兩回事，況且我覺得電視節目那樣簽也未必公平。電視節目牽涉多方專業創意的投入，以及多人團隊的合作。我的廣播節目是由我一人獨力企劃、製作、主持、後製完成，怎麼會是同一件事呢。

我還說：基金會長官多半是電視背景出身，對廣播的狀況未必熟悉，我願意當面和長官說明，若有必要，我也可以親自和董事長、執行長、董事會報告。假如長官對於原本的合約條文有什麼疑慮，也都可以討論。

我補充道：若長官認為「電台節目版權非由基金會獨有」可能會產生什麼弊端（雖然我不太確定會是什麼），也不妨一條一條列出來，寫進合約裡，彼此也就有了約束和保障。實在不需要用到這樣「賣身契」式的條文，對基金會也沒有什麼好處。

據我所知，許多主持人簽約並沒有細看條文，並不知道自己的權利就這樣被簽掉了。也可能礙於情面，或怕被貼「不合作」標籤，只能吞忍。大家都簽這種約，並不表示大家都認為這個「放棄著作權」條文是合理的。

那天之後，大概過了三個星期，我終於在10月29日和基金會副理、經理（等於電台的台長）見上了面，把上面的意見又再講了一次。

我說：我並不是要求基金會為我這個主持人「網開一面」，期待「差別待遇」。假如長官也同意我的主張言之成理，合約內容確有不公平處，何不一次解決，訂立對主持人更公平、更有彈性、更有保障的合約？

何況，採購法從未規定「甲方」一定要擁有「乙方」的著作權，一切都可以在合情、合理、合法的狀況下，找到雙贏的解方。

經理和副理答應我會轉達給更上層的長官（據我所知，也就是董事長、執行長和副執行長）做進一步的討論。我也再說了一次：隨時願意向長官當面報告，希望他們慎重考慮，建立非營利法人組織經營媒體的典範。

我一直等了25天。沒有任何一位長官跟我聯繫，當然也沒有人要我去跟誰報告說明。組長說高層開會有提及此事，但我始終沒有收到正式回應。

和經理、副理見面之後第22天，11月20日，明年度的電台節目勞務採購案陸續上網公告，契約書內容仍是「乙方因履行契約所完成之著作，其著作財產權之全部於著作完成之同時讓與甲方，乙方放棄行使著作人格權。」

他們顯然並不考慮我還在等候回覆，就直接照原方案走了。誠然，上網公告的案子尚未包括我的節目時段，但我心裡有數，他們不會單獨為一個節目另開特例的，那也不是我的初衷。

直到11月23日，在我屢次追問之後，組長終於回電：長官請他轉告，版權問題「一切按照基金會的規定」。也就是說，他們不會更改合約。當然，也沒有任何一位長官願意親自跟我說明他們決定的理由。

事已至此，顯然沒有轉圜的餘地了。我決定不參與明年這個節目時段的投標，離開Alian電台。

在等待長官回應的漫長時光裡，我也問了幾位在公營民營電台服務的廣播同行，他們的合約都是怎麼簽的？我自己是中央廣播電台的董事，我也順便問了總台長張正，碰到這種狀況，央廣又是怎麼處理？

蒐集到的回覆大抵如此：公營電台的合約，大多都是「著作財產權之全部於著作完成之同時讓與甲方，乙方放棄行使著作人格權」，但有時也有彈性條款，比方讓主持人可以在非營利前提下把節目放到自己的podcast頻道。民營電台則幾乎都沒有和主持人簽約，全憑口頭默契。至於央廣，基本上也是用那個慣行條款，但張正總台長說：版權歸屬原則並非鐵板一塊，和主持人還是可以看狀況談條件的。（註）

有同行一直到我問這個問題，翻出合約仔細研讀，才發現節目的著作權已經不是自己的了。有一位同行簽了這樣的約，節目被電台賣到海外，收到的權利金一分錢也沒有給他。

也有同行說：我用電台的錄音室和器材錄節目，他們付我主持費，節目版權不就該是電台的嗎？

我沒想到終有一天，自己也變成了那個被欺負的「乙方」。

我想為歷來所有被欺負的「乙方」，向資方、向採購方、向有權力的「甲方」呼籲：請徹底檢討這個不平等的欺負人的條款，重新訂立符合實情、也符合公平合理原則的權利歸屬條約。

2021年開始，我將暫別廣播圈：這是我退伍迄今25年來，第一次沒節目可做。

而我也知道，因為說了這些話，又不願意簽那樣的合約，自己或許會被全國公營電台列為拒絕往來戶。

即使如此，我還是要說：不合理、不公平的事，就應該改。

至於我自己，我想會先休息一陣子吧。要是有什麼工作機會，也很歡迎介紹給我。

最後，明年的廣播金鐘獎，我是不可能報名了。乾脆在這邊厚著臉皮先把感謝詞講一下：

謝謝我的歷任節目企製：小高、巫巴克、妞可，他們都是勤勞認真又聰明的好青年。謝謝協助空中現場mini live器材設定的工程部同事們。謝謝每一位掏心掏肺的來賓，願意讓我用兩小時的時間深入你們的生命。謝謝每一位專心聽著這個節目的朋友，沒有你們就沒有我。

三十多年前，有個剛考上大學的十八歲小伙子第一次當DJ，面對麥克風，緊張得語無倫次。我想謝謝那個小毛頭：他一直快樂地做廣播，竟然不知不覺做了大半輩子。我想，我應該沒有辜負他吧。

2020/11/25 台北家中

【註】此文公開後，有人對我擔任央廣董事，卻沒有為央廣主持人爭取乙方合理待遇，表示疑惑。老實說，我之前並不知道央廣和主持人的合約是怎麼簽的。董事會並沒有討論到這件事，我也從沒想到要問。直到前兩天問了張正總台長，才知道他們的做法，有慣行條文和彈性合約的不同方式。

我在這裡承諾：下次央廣董事會，我會在臨時動議正式提請總台長、董事長說明合約載明「主持人需放棄著作權」之必要性何在，並請行政團隊研議未來是否能提供合於法律規章的情況下，更彈性的簽約方式。

乙方一定要團結起來，才有改變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