釀選劇｜《天橋上的魔術師》之中華商場：一個在除錯時代裡被誤植的真實

曾幾何時，關於經歷八〇年代的孩子們的群像，在《天橋上的魔術師》、《一一》、《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都像是折翼了一般，以為是起飛卻是迫降，分不清是往上了還是墜落的成長模樣，紛呈在大家眼前。

一群想著跟上時代發條與發燒的成功意志的少年們，飛了才知是籠中鳥，那片自由是四方裁減的。

我們無法達陣與達標，我們無法成為當了好學生就有好未來的一群，我們擁有父母認為他們所沒有的成功機會，但無論再努力，都不是失落的他們所想像的成功。

《天橋上的魔術師》記錄了台北當時的商場文化，但也記錄了我們這內在感到抱歉的一代，無法承先與啟後，我們在一個無法解除歷史傷痕的年代長大，才發現當時經濟神獸的招喚，只是一時帶著安慰劑的濃霧。

每個時代有它的特殊氛圍，我想《天橋上的魔術師》之所以要重建「中華商場」，或許是因為當時我們正集體進入如一場薄霧般的夢。八〇年代我們做著將要富起來的夢，那並不是還原幾個場景的重建就可以達成。這齣劇在一個大眾集體的夢中汲取了部分人的現實，在時代的蜜汁中感受到那些飄零的苦澀。

你說，哪一個商場會比拍「中華商場」更適合成為時代縮影呢？當時一群孤伶人被視為一個無心插柳的落腳地；一被外界視為龍蛇雜處的地方；一最熱鬧也最破落內核的所在。隱藏了台北人當時起飛的鴻志與最想漠視的族群矛盾。

商場在八〇年代是不同消費力的集散地。相對於當時頂好商場與東門是舶來品集散與仕女貴婦裁縫師的聚集處，尤其頂好樓下的服裝曾經名噪一時，常出現貴婦搶舶來品的盛況，光華商場與國際學舍則是學生撈寶的地方。

無論哪個群聚的商場，都標示了它的族群與消費地位，商場不同於百貨是均富象徵，那時各地的商場是赤裸裸階級的展現。

而中華商場是屬於各族群漂泊人的進駐。因此你看到《天橋上的魔術師》裡的人物設定，是很寫實的，它集合了不同世代的流離人生，長輩充滿命運的擠壓與只能安生的認分，劇中小不點搖晃著豬皮的鞋底，喊著「舶來品」的術語，是台灣當時最有效的法術。

當時人們搶買的愛華（Aiwa）卡帶隨身聽，還有中華商場天橋上的大看板女郎的造型，都是我們以為、或共同認為可以跟美國文化沾點氣味的可能。比起頂好等上層階級商圈，中華商場是老台北人心裡最赤裸的慾望流動，同時又像發炎的青春痘一樣有著不能言說的強烈存在感，這顆痘子講起來「無傷大雅」，卻是最真實的存在。

比方，它不太可能是電影《一一》裡家長鼓勵子女要去的地方，說法都是怕他們學壞。劇中朱軒洋飾演的阿派，是當時中產家長最忌諱自己孩子親近的類型，他也不可能是《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小明他們會被鼓勵接觸的人。而當時的女生，往往被告誡可以結伴去那裡買東西，但不要逗留太久，那不是所謂「好女生」該常常去的地方。簡言之，那地方像一個除錯年代的誤植。

那裏是最開放的，那裏也是最封閉的。於是你可以感受到為何劇中馬小蘭的眷村女孩角色最突出，她的強悍與她必須以高學歷遠離的，不只是「中華商場」，而是那裏根深蒂固的上一輩「顛沛流離」之感。

於是你更可以理解，印違禁書的一家何以冒險，馬小蘭那開眼鏡行的外省父親為何沈默，而陳記皮鞋一家唯有學歷最高，開裁縫店的香港師傅守著他的流金歲月。罩在那裏的過去是惘惘的，每個長輩的不安與必需近利，在那市井氣裡，鮮跳的孩子們，比起電影《一一》的童年多了生氣，但兩個故事中的下一代都是何其壓抑的。

在長輩的殘缺過去中，無法塵埃落定的心事，卻在集體追求富裕的憧憬中，被呼嘯而過地壓下，成為各自暗啞的塵灰。

那是一個爭先恐後，機會看似如爆米花，內在卻非常沉默的時空。無論外省、本省或是客家人、原住民，都在中華商場那看似中心卻邊緣的地方求生，各自的過去仍如孟克的名畫《吶喊》一樣，都無聲在那時空的框架裡。

而那裏的孩子們，無論小不點還是優等生 Nori、阿派，長大必然要面對自己的「中華商場」矛盾疆界。人們會去西門町萬國戲院看瓊瑤電影、吸附著大看板上的流行資訊，但避談那裏的龐雜流離。

我們這些中產階級小孩當時想像著中華商場的孩子們，想像著馬小蘭那樣的女生可以多麼自由，想像著阿派與阿蓋那些孩子們似乎更能灑脫，至少不會像《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的男孩那般壓抑，但殊不知，雖只隔了幾條街，「中華商場」也不過是一種「南國異境」的想像。

我們去那裡偷把校裙改短，去買愛華收音機，但我們不能跟阿派那類男生多講話，我們也無法逗留那裏。那時的女生很容易被人蓋上「發騷」的標籤，我們只能路過。

在這個沒有真發達的城市，一個不被納入台北想像的市井之地，裡面有不被重視的大人，與必需力爭上游的小孩。

那裡大人的羽翼不夠大，小孩求存的各種頑生野長，與我們這頭被剪裁對折的孩子，兩種小孩的對照是擺明的，卻都是註定要被上一代臍帶纏繞的。

我們離那些草草掩埋的歷史太近，也成了我們家長的對照組。所以劇中優等生 Nori 那幽微到底的心事、小蘭層疊的眷村二代「走出去」的形象、阿派的窄腰身與花襯衫、原住民阿猴的習慣被忽略，他們是直接被曝曬的一群，也是直接在我們身邊先一步折翼的一群。

我們跑向台灣當時崇拜的美帝繁華，我們這群年輕人齊齊往那裏走，如未開發國家想像著幻境，這一路我們不知落下了多少人，如在夜間齊步行走。

當時壟罩我們的薄霧則是一種「將要發達了。」的呼召，在經濟起飛的海上女妖夢中，老一輩的人心事必須塵埃落定，但塵埃如今又隨著「中華商場」的再顯影開始飄舞著。如今想來，在當時功利與升學主義滿載的氣氛中，我們為逃避回憶集體快步往前走，有一部分孩子們註定要跟著童話的吹笛手走遠了。

我們失去了他們，失去了中華商場這個明擺了矛盾的存在。我們或都還記得吳明益小說《天橋上的魔術師》的九十九樓是什麼地方。我們青春期都擦身而過，總有個時間點，讓我們道別了童年，走向當時被一致化的成功路線，這中間自己死去了多少，或是有多少次曾在這場大霧中驚醒，都像是中華商場殘存的記憶一樣，被忘記般地死死記得著。

大人們渴望我們這一代起飛的地方，疊上了孩子們消失的九十九樓，至今都還有個孩子的殘影在那裡，反覆替我們飛翔或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