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界史》第一卷韓文版序

我曾在美國與海峽兩岸三地的臺灣、大陸與香港教授或講演世界史，多方比較，感觸良多。因還未曾有機會訪問韓國的緣故，不知這些經驗是否適用貴國？但亦不妨拿出來談談，會引起共鳴也說不定。

我教學生涯最晚近的10年是在臺灣，這之前則長期在北美，一個最尖銳的對比是：臺灣的世界史教學仍有在用50-20年前自編的舊課本（不斷再刷），輔之以較新近的美國教科書的中譯，但版本基本跟不上美國書的再版；我在美國當老師時則每年都會收到幾家書商的樣書推薦，希望我採用，這些都是更新版。乍看之下，臺灣裹足不前、美國是日新又新，其實兩者都有弊端。

臺灣的世界史教學頗能反映華語界，大抵停留在20世紀中後期。與資訊科技（電腦與手機等）幾乎每半年翻新一遍相較，華語界的世界史教材仿如在奈米科技時代仍在應用內燃機。美國的市場大得多，有多家出版商競逐不足為怪，但他們是在競逐如何迎合學生“顧客”，因此每一版都在競賽“愚而下之”(dumb down)：圖片越來越多、彩色印刷越來越精美、文字漸次減少，專有名詞每版都篩除一些，待至我離美的那一年，發現一本美國世界史教科書將埃及三千年史只篩剩下一個人名—我叫中國人師生猜是誰，結果不是胡夫(Khufu)就是拉美西斯大帝(Ramses II)，甚至是希臘人克里奧佩特拉(Cleopatra)，全都錯！竟然是埃赫那吞(Akhenaten)！他據說是一神教的原祖，不可免被具基督教文明偏見的教科書挑選來代表三千年歷史的最佳結晶。

因此，美國教材的華語譯本趕不上歷年更新，是禍是福還說不準。但問題遠非如此簡單，必須分兩個層次看：美國大學生的“世界史”和學術界的“世界史”是兩回事！正是後者帶頭開發“全球史”(global history)，動搖了西方中心論，導致1980年代大專課程的改革：《歐洲通史》讓位給《世界通史》，海峽兩岸亦步亦趨，亦將《西洋通史》變成歷史陳跡。海峽對岸的情形我不清楚，但海峽這一方的更換招牌其實是掛羊頭，因為師資根本配合不上，中國史以外的任何歷史學域都不健全，多半是付諸闕如；除了頂級大學外，其餘的系所裡聘用美術史、中外關係史、甚或政治學與國際關係的老師濫竽充數—只需彼等的學位與“西洋”擦到一點邊—這樣教出來的東西甭說是“世界史”，往往連歷史都不是。至於所謂“頂級大學”掛出來的“世界史”羊頭，實質上照舊是“西洋史”。我常在班上不無感歎地說：“臺灣的世界史教學可能是西方中心論的最後堅堡！”

我們面臨的最大一個悖論是：所有這一切去西方中心論、後殖民主義、多元文化主義的濫觴皆在西方，更確切來自美國；我們的“去西方中心論”、全球化史觀、東西大分流說其實是在趕西方的潮流。不跟風又怎樣？話語霸權在誰手裡？負隅頑抗說穿了是拿西方前數十載的敘事與新版本對抗，好比用英國工業革命時代的內燃機抗衡今日的前沿科技！

然而，同時存在的另一個悖論是美國史學界的前沿性和一般學子的文盲性之並列。美國是多移民國家，因此其教育政策是不對全民強加英裔的歷史，甚至美國通史的教本如今都必須加強非裔和其他族群的分量，這固然是較開明的態度，但這樣的歷史觀無疑一直在“成形”狀態，與今日仍在難產中的全球史觀一般。

已經有人質疑美國是否一個“文化大熔爐”(the melting pot)，並提出“跨國的美國”(Trans-National America)概念與之抗衡，亦即認為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仍在精神上保存了其祖國的文化傳承，因此今日的美國預示正在浮現的世界文明格局。這番話有不盡然之處！華裔很少到第二代還心念中國文化傳承的，即使掛在口頭上，也是在已不諳華語的情形下去建構有利當前爭權所需的”文化認同”。無論怎樣，他們一律變成“美國人”，也被傳染從歷史中逃脫、不背歷史包袱的妄想症。為美國奠基的早期英裔大多為非國教分子(Non-Conformity)，他們與腐化的舊大陸決裂，意圖在新大陸上建構“新耶路撒冷”，重返伊甸園，當“永恆的亞當” —他們把“歷史”也留在舊大陸上了。後來陸續從世界各地移民北美的人，都把這個立國精神譜同調的變奏。

美國思想家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宣稱每一代都是“擱淺了的船”，因此下一代把上一代的傳承棄之如敝履乃天經地義。美國人對老年人的歧視深入骨裡，縱使形諸於表，也不受如歧視黑人、婦女和其他弱勢族群（包括同性戀在內）那般的“政治上不正確”的非難。除了縱向的失憶外，還有橫向破碎：沒人感到美國是一個“民族國家”，因此一個國族的”共同回憶”是幻象，乃徘徊於個人私生活上空的形體不明之幽浮。

我在下面論證：國族意識乃新世界史視野的路障，是必須解構掉的東西，惜乎“世界”是比“國族”更壓頂的泰山，後者如果扛不起前者將會是一個更大的包袱。美國學子的反歷史的更縱深背景是藐視人文素養。對人文素養一片空白的人談歷史甚或地理—即使是本國的歷史和地理—猶如水過鴨背，一滴都沾不上。荷爾蒙旺盛年華的美國人，如人文素養過多又與學校的足球隊無緣，對男性來說都是女性化傾向，背上同性戀嫌疑。

美國的情形容或是獨特的，但仍一葉知秋。它展露的是一種“後國家、後民族、後歷史”的空白。對發達的東亞國家來說，建國時期早已淡入歷史背景，其“後國難”的歷史意識會漸近“美國化”，即歷史的去國族化與國族之去歷史化。歷史終於從全民精神總動員的意識形態功能底下解放出來—的確，誰亦不願重見這個“悲慘世界”的再臨。幸福的發達社會容許歷史的視線投向被忽視的國族“碎片”：國族底下的各族群、性別、人與環境、地方史、各類專史，甚至平凡人史。當一班研究生對臺灣戒嚴時期的重要人物與事件皆惘然不聞，我不無挖苦地說：“研究外婆史的時代來臨了！”的確，一個人掌握了外婆的全部日記，他就成了這方面的世界權威。

現代歷史意識是“民族國家”塑造的，它是“國民生活須知”的一環，正如“國語”是由國民教育打造、標準時區是由中央政府規定的一般—即使在美國，全國標準化為四大時區是在1918年才被法定，在此之前，同一州內即十幾個時區並存。唯有在“國民教育”方面，美國保留了類似一個州內有數十個時區的狀態，一個獨立的教育部至卡特總統時代方設立，而且只管經費與統計、不管課程與教材，後者掌控在一萬四千餘個民選的公立學區手中—在這一點上，美國不類“民族國家”，反似整個舊大陸在新土上的洗牌。然而，美國人仍被歸入“英語民族”，這是該國的雙面性。

由是觀之，到目前為止，歷史意識最強烈的時期該是從法國大革命至今日發達社會所處的“後國家、後民族、後歷史”的時代，這是世界史上民族建國最密集的階段，也是最大規模的集體意識被“歷史化”時期。說今日是“後歷史時代”，必將招致爭議：民族國家固然談出，但歷史意識如多棱角晶石折射出去的光芒照到多個被冷落的角落，該是歷史意識之民主化，怎會是歷史意識的危機呢？我們該慶倖人類回憶的豐盛化，毋庸擔心：國族的集體回憶仍在那裡，不過不再是一面籠罩一切、擋住其他陽光的大纛。

這無疑是“後國家、後民族”史學的最大收穫，誰都不能否認。我們擔心的是另一個問題：超越以國家為單位的史觀乃建構全球史觀之必須，但前者也是躍往後者的跳板。我很難想像新的世界史的建材可以是上述的美國史盲症。解構國族單位，是將歷史從統一口徑底下釋放，容許眾多口徑，這場眾聲喧嘩如何譜成交響樂，有待時日，但完全沒有了口徑則是另外一回事。歷史失憶與失焦終究不是同一回事，但它們的差異似乎都泯滅在當代歷史意識的危機中，然而，舊的焦點既然是過時的，因此這個危機也是一個新的契機。

我這部《新世界史》是在上述各種矛盾的夾縫中誕生的。它必須涵蓋國別史和地域史，但不該是這些的總和；它必須念及“後國家、後民族”時代歷史意識的擴散與失焦，但仍從事捕捉世界史的統整性，好比人類仍在打開深海的秘密，卻不妨礙同時在素描宇宙的整體圖形一般。作為非西方地區的一部具原創性的世界史寫作，說與替東亞爭光無尤，會有點矯情，但這不等於它換成這個角度看世界、將去西方中心論填入東亞中心論；事實上，作為一部中文著述，它對固有的中國文明起源論（國族起源神話）的解構是頂嚴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