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制教育與全球化多元主義

在閱讀完胡昌智博士的《歷史知識與社會變遷》的第一個章節後，深感胡博士在章節末尾對1980年代台灣(中華民國)歷史教育的思慮是非常當下也非常發人省思的。但身為自由主義全球化興起第一代留學歐洲的學者，胡昌智博士同樣也受困在多元自由主義與民族國家教育的雙重迷障當中而無法自拔。在《歷史知識》一書的第一章當中，胡博士回顧了歷史研究在德國學術化以後的各家理論演變過程，最後再回歸到台灣(成書時間在1980年代末)當前的歷史教育大方向的問題上面。他認為當前的歷史教育雖然引入了歐洲同時期流行的「結構功能論」的研究視角，但反而更加忽略了傳統歷史中強調「人物血肉」的面向，而這一面向在學生的道德陶冶上又具有一定的作用。胡昌智的這番看法脫離不了他所身處的時代，當時的社會科學不僅僅只是歐美學術圈的流行，更主要是讓當時的黨外人士在學術體制內找到理論依據來裂解中國國民黨統制教育的神話。然而我們卻不能說胡博士的這種批評和焦慮視完全受制於特定立場或違反時代趨勢的，只是他本身也無法覺察到現代民族國家教育與前民族國家歷史教育的差別，正是因為自己本身同時是(中國)民族國家教育的受益者，又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歐普遍壓抑民族國家觀點時的留學生，這種教育的銜接反而很難讓學者具有對民族國家和非民族國家教育結構的差異具有比較實際的洞察。正如同我們現在當下的教育可望透過「統合的教育制度」來灌輸學生「多元」的視角，這本身就完全違反了多元本身的「自然性」而更加極端的灌輸一種「沒有道德原則的道德」，到最後學生除了在「政治正確」上做順服與反叛的打轉之外，根本沒有建立自我價值認識和自身周遭確實認識的可能。然而，這種建立也必須要認識到不同教育機構本身應發揮的功能與限制到底在哪裡，民族國家機構等級的教育透過民族有關的神話(這裡指的是一種虛實參半的理論而非完全虛構之物)來打造國民的同質性本就是正常現象(重點還是在國民結構是否與這種認知敘事契合的問題，物理上的認同)，而全球化在認識到世界的多樣後反而開始進一步要求民族國家去除自我認識的特殊性，其實也是取消了國民對國民性的認識，讓國民在民族國家事物的參與上變得消極(當然好壞先不論)，確實讓現代民族國家的教育失去的「目標」(精神動力)。當然，由於民族國家社會內部也往往是具有多樣性的，不論是階級或族群，所應培養的人格與德性也不應該相同(你會要求一位適合演奏音樂的學生花大量的時間去研讀《論語》、《孟子》或專研修車技巧嗎?)，所以那些希望透過民族國家機器來完成全國民人格養成野心要不是失敗，不然就是造成災難(不論是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或多元解構主義)，人們本來就不應該寄望擁有侷限性的民族國家來達到「完全啟蒙」的效果，而是要在國民性的一般認知穩定的情況下(例如大多數生活在台灣的人口都願意承認台語是「國語」)去放任內部各個族群和階級去摸索適合自身的人格教養與自我經營能力(地方教會與運動俱樂部)，這也是歐美日等國之所以「民間」或「個人」能夠強大的原因，因為他們讓民族國家只管「民族認同」，而把能力與才能案其所是的方式分配給了整個社會(國家僅僅會做外在適當的調適，並不對內涵進行嚴密監控)，並在自發合作的情況下變成強大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