艋舺公園為何聚集這麼多人？

疫情三級警戒前期，無論在台北的艋舺公園或其它各地的公園，依舊可見許多中高齡大叔聚集聊天、下棋或簽賭，看到這群人無畏疫情緊繃還大喇喇地群聚，真的會令人擔心與生氣。但在此同時，我們是否也該追問：「為什麼他們要聚集在這些地方？是惡意傳播病毒嗎？還是對防疫無知？亦或有其它我們不知情的重要原因？」

以萬華艋舺公園及早期和平西路和中華路交接的高架橋下為例，這裡過去曾是許多中高齡勞動後備軍「等工」（台語）的人力集散地。特別是早年臺灣營造業興盛的時候，很多工地工頭都會到這些人力集散地「叫工」（台語），讓這群中高齡勞工還有些許領日薪打工的機會。

事實上，全世界建築營造業都是接收典型勞動市場流出之「勞動後備軍」的重要「容器」，因為在工地做粗工的勞工多是從第一線製造業或服務業汰選下來的中高齡男性。他們或身染疾病、家庭關係破裂、缺乏與時俱進的生產技術等原因，無法再重返每天上下班領月薪或年薪的勞動市場，只能過一天算一天地打零工維生。

但隨著1990年代台灣政府開放外籍移工來台，企業化經營的人力仲介與派遣公司紛立，這群無組織的中高齡體力勞動者更難找到打工機會。於是群聚艋舺公園的目的不再是「等工」，而是「等待時間過去」。

有些這群中高齡勞動者因長期失業沒有收入，可能得被迫搬離原本就已簡陋不堪的違章加蓋空間，正式開始流浪生涯，以致更長時間停留在萬華的艋舺公園。雖然整個公園平時看上去，約有300多個中高齡者長期聚集，但公園內經臺北市社會局登記在案的街友約120左右，其餘200人左右多是來自大台北地區（例如板橋、中和、新莊等地）的中高齡民眾。

為打發長期缺乏意義感的痛苦日子，少數公園內的民眾會在這裡喝酒交友，多數人則是在此聊天、下棋、簽賭；還有一些性工作者會在這裡招攬生意。這樣，他們至少還能感受到一絲的人際連結，甚至給自己一個簽中大獎後貧窮大翻身的美夢。

由於在此聚集的街友或中高齡者多有類似遭遇，很容易產生「我們」的集體認同，以降低個人面對流離失所的孤單和恐懼。但也有些人不願承認自己與周遭人是「同一掛的」，認為自己只是暫時落難，他們就得獨自承擔諸多壓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裡聚集的民眾多半「很識相」或「很得體」地不多過問對方的過去，以免造成彼此尷尬。而且在這裡他們還能取得各種生活重要資源和資訊，例如哪些地方可以領便當、有打工機會、有免費物品領取等等，以增加生活的資本。

這群聚集在公園內的中高齡民眾之所以會讓某些人感到恐懼，主要是他們的言行舉止無法如同溫層般被自己預期，甚至常有意料之外的反應。事實上，有些街友展現出與眾不同的舉止外貌，也是為了讓自己免於他人侵犯，進而保住僅存的些許自尊。

但為避免這群聚集在公園裡的中高齡者給自己帶來不確定焦慮，有些人便開始透過劃清「我群-他群」或「我們-他們」的築牆界線，確定病毒或傷害沒有進入自己的生活圈。但究竟「他群」是什麼樣貌，多半不是「我群」成員透過真實生活互動的認識結果，而是「我群」為建立集體認同、凝聚成員共識與安全感，所塑造出來的虛擬想像或假想敵。

雖然如同某些研究指出的，低社經階級民眾比較依賴鄰里人際關係，所以也容易對鄰近地區及其居民產生強烈的依附感，甚至形成一種具有文化封閉性的小社群。但不幸的是，這些人也是最可能因都市更新迫遷，或付不起房租而被迫離開居所的漂泊者；當他們舊有鄰里關係遭破壞，共享集體認同也粉碎了，許多人或許就只能靠回到老家附近的公園閒逛，一解鄉愁之苦。

事實上，這群低社經階級民眾會形成具文化封閉性的生活風格，通常也不是出於甘心樂意，而是整個社會變遷的節奏太快，讓他們在經濟、文化及科技等各方面長期遭到排除，是在無奈情況下不得不接受的結果。這個現象類似全球中國城或唐人街的存在，絕非自然而然的社會發展趨勢，而是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排除的結果。

所以，當主流社會的中上層民眾因不瞭解所產生的陌生感與恐懼，開始對這群低社經民眾貼上污名標籤，這項自我防衛措施或許能因社會心理的距離感被拉開，產生短暫隔離感和安全感。但長遠來看，這種透過污名化劃清界線的做法，只會製造更多人與人之間的猜忌、仇恨和不信任，完全無助於瞭解疫情真實狀況或解決問題。

因為在交通發達的今日，人際移動及互動早已脫離特定行政區或文化圈，除非有人誓死不走出家門，否則很難預期在路上不會遇到自己害怕或嫌惡的「他群」民眾。另外，污名化或找尋代罪羔羊所產生的緊張對立，也無助於瞭解為什麼某些人不願戴口罩，甚至拼了命要到處移動，更不敢主動前往篩檢或無法接受合宜治療的主要原因。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