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街頭
早上的台北像座空城，一個捷運車廂五個人、一台公車也是五個人。下午的捷運站外，總是在站口賣大誌的伯伯還在。「這是柚子喔！」拿出很久沒有碰到的百鈔（因為一直都用信用卡）買了一本大學畢業後沒再買過的大誌。票閘口有另一個伯伯在翻站內垃圾桶裡的食物、車廂裡有三四個大概才剛下工的清潔工，坐在車廂最尾端，沒有人的那一邊。人和人的距離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變得很遠。
社區教會我的事
「我們齁！就是晚別人一年啦！」五月中開始三級警戒的前後，社區們不約而同的說。三級警戒的開始，也算是我在第二個國家經歷的第二次軟封城（上一個是被台灣媒體說佛系慢半拍的英國）。起先覺得，有過一次lockdown的經驗，這次不會太難的，卻還是前後花了兩個禮拜才慢慢摸索出新的工作方法。
三級警戒對社區來說是挑戰。社區活動平常的參與者，大概九成都是防疫工作很害怕的染疫高風險族群—60歲以上長者。升三級前幾天就幾乎禁止了所有活動，多數社區長輩們從本來可能一三五上課、共餐、上市場買菜的生活，幾乎歸零在家。兼作里民活動場所的里辦關門、社區關懷據點關門、我的雲端塞滿了資料後也再一次開始在家工作。本來安排的課程、活動全部暫停，社區還能做什麼？
他們還有好多事情要做—
「很忙噢！電話響不完！」、「沒有共餐，還是有很多事情要做啊！我們還是天天去協會。」、「我們這有市場有公園又有學校，快起笑了，但沒辦法，遇到了就是要處理。」
從剛開始要大家減少出門、減少群聚的宣導，到最近開始打的疫苗，都是。
進了一趟辦公室，裡面堆滿物資、還有一下子就響起的電話，有一半問的是疫苗。預約系統讓長輩一頭霧水，里長拿出民冊一個一個核對通知、再逐戶發通知單。
「這個系統真的有問題，但大家也都忙到翻又累了，麻煩歸麻煩，但還是能做什麼是什麼，也就不再去抱怨了。」里長一邊說一邊核對手上的名冊、過一會兒又翻出失能評估等級出來對可能被遺漏的人。決策者想的和一線的狀況距離常常差的很遠。
那些為了減少實體接觸而出現的各種科技方法（視訊、QRcode......）無形中排除和疏離了一些人。好比線上課程/會議/OO對年輕族群來說很容易，對社區的長者
就很有挑戰；對中產階級家庭來說不太困難，對連溫飽都困難的家庭來說電腦、平板、網路可能根本不知道在哪裡。在和其中一個合作單位討論接下來準備改作線上的親子課程，大概也會有這樣的排他性。「先接住一群人，再來想其他辦法。」可能不是最好，但是最應急的作法。
社區們也開始研究檯面上各種視訊平台，常常收到line：「進來我們來試這個」；一個一個的分析平台的友善度—「這個不行！老人家的手機不一定夠好。」、「這個要先教%$@！…」。同時，他們也嘗試一些小型簡單的課程、甚至有人拍了直播架（疫情結束大概會有社區直播主XD）、打電話/懶人包/紙本傳單、團購………
社區依然最懂社區，社區也是最靠近需求的地方，他們也很努力的在接住可以接住的人，做可以做的事。
p.s.在做這些嘗試與照顧大家的社區頭人和志工，有很多都是早就可以蹺腳喝茶看電視過退休生活，卻出來多管閒事的人。
去年封城的時候，蘇格蘭政府有一個至今依然受用的slogan—Live local, act local。在少出門、減少群聚、維持社交距離的新日常裡面，我們也都可以做我們可以做的，去支持在地的店家、協助身邊需要幫助的人，可能是買一本雜誌、說幾句話，簡單的善意，也許就可以成為對方在這不簡單的日子裡面往前的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