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疫情以來，這裡是我經歷的、看到的、看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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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20日台社線上座談「我們在印度的封城雜想」講稿/張馨文)

我是台灣人，這是我在印度求學與生活的第12年。想跟大家分享我在印度經歷了什麼、看到了什麼、看錯了什麼？最後，什麼東西對我來說是當前最重要的工作？

我大學是學藥學的，後來唸陽明衛福所（一個名字非常超前部署的所）。在大學研究所接觸《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的東西。台社是我的啟蒙老師，提出很多東西對我人生啓發非常大，例如：主體性、用身體突破規訓，後殖民主義、用社會運動超越藍綠，超越統獨、第三世界的世界觀、與亞洲作為方法。陳光興的「亞洲作為方法」把我和詠光帶到印度。用移動的身體學習，不是當個思考的蘆葦，而是思考的身體。

我在印度經歷了什麼？看到了什麼？看錯了什麼？

印度是一個什麼東西都非常「明顯」看得很「清楚」的地方。在印度生活十年，真的讓我真的明白什麼是左派、什麼是右派，左與右的差別是什麼。我以前不是特別喜歡這個分別，但現在覺得太重要，無法沒有。

我對右派的定義——這不是抄書的，是我真的感受到的：右派的政治（政權、政黨），是一套操作，透過製造內部與外部敵人，動員民族主義的激情來掌握國家機器（如果是民主國家就是贏得選舉），再用國家的權力，以「發展」與「打擊敵人」為名，全力協助資本家突破國家法規的種種限制，掠奪更多的資源。人的存在的價值只是作為資本家賺錢的機器。人作為人、作為公民的權利、尊嚴、生活、生命完全不重要，完全可犧牲，所有的反對者都是國家的敵人，如果他們的作法上還有一點節制，那是因為有法規限制，並且世界上還是要有活人來投票和做工。這就是右派的政治。

左派對我來說，就是抵擋右派政治的一切努力。中間或許有模糊地帶…但現在這是我的框架。

第一次真真切切的體會到什麼是「右派政治」的極致，是2016年印度的廢鈔事件，第二次是去年三月的封城。

2016年11月8日晚上八點，印度首相莫迪宣布9日凌晨起，為了「打擊貪污、黑金、偽鈔及反恐」，五百元盧比和一千元盧比的鈔票（佔貨幣總額的百分之八十六）瞬間作廢，人們必須換新鈔。這個政策的決定跳過國會與一切民主機制。有整整兩天的時間，社會上是完全沒有新鈔的，就只有十元、五十元和一百元的鈔票可以用。之後，限制一人一天最多提四千盧比（一千多塊台幣），提款機大排長龍，為了那一點錢，至少排三到四小時。印度約13億人口當中，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在非正式部門工作，活在現金交易的世界裡，有超過半數的人沒有銀行帳戶，約有3億人沒有身分證明文件可以開戶，只有10%的人有電子錢包，2%的人有信用卡。 社會真的一團混亂，農民因為積蓄變廢紙自殺、車子無法加油而導致就醫延誤，種種悲劇層出不窮，社會恐慌，物價上漲、經濟停擺，醫院裡一團混亂......我那時候心裡覺得：「戰爭也不過如此吧」。我從來沒想過一個太平且繁榮的社會可以在一夕間進入一場如此全面卻毫無必要的災難。

全民受害，誰受益？印度最大的電子錢包公司 Paytm 在政策宣布的隔天以頭版全版廣告刊出整幅莫迪照片，寫下「恭賀可敬的總理莫迪先生做了印度獨立以來金融史上最勇敢的決定！」廣告中的莫迪說：「現在不用 ATM 來用 paytm!」，真是現代版的「何不食肉糜」。這就是「資本原始累積」最血淋淋的例子。

資本原始積累是馬克思的概念，指資產階級利用暴力手段，迫使小生產者與賴以生活的東西相分離，把人從農村逼出來，到工廠工作，進入資本主義的大系統裡。我以前很笨，以為原始積累指的是資本家需要土地蓋工廠，所以跟農民搶地，那時候在印度坐火車的時候看著窗外一大片一大片的農地，想說到底蓋工廠要多大的地？不是到處都是嗎？為什麼要去搶農民的地呢？後來才想通，地不是重點，重點就是人。廢鈔是金融上的資本原始積累，用最暴力的手段，把原本在這個系統之外的人的經濟活動，逼進現代資本主義的金融體系中，變成資本家賺錢的工具。現在已經完全證實了，沒有抓到什麼貪腐、也沒有什麼恐怖主義，廢鈔行動重創了起飛中的印度經濟，諾貝爾經濟學家Abhijit Banerjee說，廢鈔的衝擊是個無法估量的黑洞，人們到現在都還在消化那個東西的後果。

最不幸的事，是這個政黨在2019年再度當選。他們動員社會的方式不外乎就是樹立敵人、製造衝突，把國內的穆斯林當恐怖份子，把巴基斯坦當敵國，還有把反對聲音都當成 anti-national。我們最喜歡的一所大學，尼赫魯大學，也被假新聞在很短的時間內被攻擊成反國家的大學。

然後就到了去年的的疫情。去年3月，那時候歐美也正在被病毒肆虐，各國都在封城，美國與義大利醫療崩潰的新聞大家都看見。然而當時印度的總確診數還在五百上下。同樣，用很突然的方式，首相莫迪在3月24日宣布全國封城21天，停工停課、交通停止。這個政策完全不符合比例原則，印度全國有13億人口，只有五百個案例，且都是集中在大城市，農民難道應該要為了都市的疫病停止種田嗎？突然的決定造成了社會恐慌，物價再度上漲，大城市的打工者瞬間失業，交通失靈，造成上百萬移工步行幾百公里回到家鄉的世界奇觀。我那時看到公路上人山人海的照片真的好震驚，他們真的是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浪，成為自己國家內的難民，很多人餓死、病死。

當時，關於封城有兩種聲音。非洲許多學者聯署發表共同聲明說「歐洲的方法不一定適合我們」。義大利左派哲學家阿岡本那時候反對封城，認為資產階級正在利用這個機會來製造不受民主機制約束的「例外狀態/類戒嚴狀態」，甚至無所不用其極的將這種例外狀態變成我們的常態，他最不能接受的是，為什麼國家可以防疫之名，限制人的行為到這種地步，為什麼連喪禮都可以取消，為什麼可以讓死者就這樣走了，這樣還把人當人嗎，人難道只是一個活著的軀體，人的價值在哪裡，社會的價值在哪裡？為什麼教會允許這樣的事情？他被非常多歐洲哲學家嘲笑，說他不懂病毒有多危險。

但我今天在印度看，他說資產階級「會利用所有機會來製造例外狀態」這句話完全是對的。印度發生的事情不是「印度」的東西，莫迪政府的幕僚很多都是華爾街菁英，想打進印度大陸這個新市場的都是國際資本。

去年，我雖然反對封城，但我本身非常恐慌。那時我因為突然封城，卡在加爾各答的朋友家，我一直覺得只要有人就有病毒，每個印度家庭都有很多僕人，煮飯、打掃、洗鍋子，我一直說不要讓這些人來，反應有點歇斯底里。也一直覺得去市場很危險，應該要全部改線上。現在回想，我當時真的錯了，當時五百不到的總確診數，跟今年四五月全國一天有38萬人確診比起來根本等於「完全沒有疫情」。當時的恐懼完全是想像的，是過度恐慌。我朋友的爸爸倒是蠻老神在在，一年多來每天都去菜市場，也沒事。

但是經歷了今年四、五月，我又再度無法確定什麼是過度、什麼不是過度？

印度去年五月開始逐步解封，荒謬的是——解封才是疫情的開始。全世界都是用封城來拉平曲線，印度是在曲線還沒有出現時封城，解封後快速爬升。

今年一二月的時候，印度一片歡樂，首相還宣佈「我們成功地戰勝病毒」。確實大家生活都恢復正常，德里也幾乎達到「群體免疫」，人們越放鬆，確診數一直往下掉，從八千多掉到一百以下，真的很有戰勝的感覺，覺得自己是covid先進國家。結果新的變種出現，群體免疫完全失效，就像一場海嘯，今年四五月之間橫屍遍野，好多人染疫，每一個人都有許多家人、朋友死去，每一天都很怕臉書出現有人貼出誰的大頭照。

其實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躲過的？德里市政府即使萬般不願意，眼見醫療崩潰，還是在四月中宣布封城，又造成大批移工返鄉。這次一封就是一個半月，德里約有兩千萬的人口，最高峰的時候每天有兩萬八千人確診，已是檢測上限，實際數字應該更多，但是封城一個月後逐漸下滑，今天已經解封，每天確診數字是一兩百。其實我也不知道，這到底是封城有效，還是就是大家都得了、死完一輪了。我真的不知道，是我們戰勝了病毒？還是被病毒戰勝了？

最後我想用最後一點時間，講講到底這一年多下來，我認為什麼東西是最重要的。

經歷海嘯般的疫情衝擊，我真的覺得我們處在新的時代，疫苗將是維繫生命的必需品。因此疫苗絕對不能被成為商品，或是國防武器、外交物資，一定要在各個層面上推動疫苗公共化。

前幾天丁乃非老師傳給我在衛報的一篇文章，「疫苗國族主義正殺死我們，我們需要走國際主義」。文章的三位作者，分別是肯亞的州長、玻利維亞的外交部長，還有一位在印度的作者是我的偶像K K. Shailaja，她是一位女性，之前克拉拉邦的衛生大臣。克拉拉這兩任都是左派執政，在她的領導下，南印的克拉拉邦雖是個貧窮的邦，卻是疫情控制的最好的邦，至今雖有兩百多萬人確診，但沒有恐慌、沒有醫療崩潰、死亡率只有0.42%，疫苗接種率已達26％。從這篇文章看來他們正在推動第三世界國家的疫苗聯盟。

我把這篇衛報這篇文章傳給許多台灣朋友，很多人的第一個反應是，「這有可能嗎」「是不是不切實際太理想化了」？

這篇文章沒有一句話是不切實際的。

看他們對政府提出三點建議，其中的第三點就是對大藥廠專利的「集體不合作運動」。WTO 2001年的杜哈公共衛生宣言對智慧財產權在公共衛生上進行限制，但是許多國家依然因為害怕國際制裁或大藥廠的索賠而卻步。這第三點就是提出要集體的不合作，我相信這東西來自於印度經驗。印度一直透過國內法規來規避專利，自行製造專利藥，國際藥廠要告，就打官司，愛滋病的藥就是最好的例子。貧窮的國家玩不起有錢國家的專利遊戲。印度可以把這一套製造藥品與制定法律的技術（法律也是技術）傳授給其他第三世界的國家，讓大家都在國內生產疫苗。這就是第三世界主義，是急迫且務實的東西。

我在印度感受很深的一點是，第一世界（包括台灣）很容易把第三世界的務實當成不切實際的理想，甚至指控違法而加以打壓。但到底誰才是不切實際？大藥廠控制疫苗生產，讓疫苗在國家跟國家間運來運去，買來買去，送來送去？還是各國在國內做自己的疫苗？台灣政府的方向是要把疫苗當商品、當產業、當國防物資，但這是違反人民利益的方向。疫苗公共化、疫苗免費都是不可妥協的，在新的世界裡，必須要像環保一樣，變成我們的最基本的做人做事的道理。

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完全未知的世界，我們都在未知中前行，如果想法因為新的體驗而有所改變是非常平常的事情。我們也都被恐懼籠罩，如果有相互矛盾與不合邏輯之處也都是可以理解的。但現在公共辯論，大家都被逼著表態站立場，不允許思考與修改的空間。我們要承認自己的無知，並且鼓勵大家「見異思遷」，立場不用一致，思考繼續進行。

第二點是關於欲望的：病毒會是長期存在的東西，但是人的慾望不能被防疫給無限的壓制，欲望需要被聽見，慾望也需要被實踐。去年九月，我在疫情上升的時候決定要出門旅行，那時候我已經關在家裡半年了，我朋友說我的行為完全crazy，在沒疫情的時候緊張的要命，疫情出現的時候又違反所有的規則。那趟旅行對我有極重要的意義，旅行後我覺得自己已經是不同的人了，那是一個對我來說非常重要的「行動」。Don’t give ground on your desire，這是法國精神分析師拉岡的話，這是很重要的，不要在慾望的土地上撤退。慾望不是一個東西，而像一片沃土，人們在上頭移動、思索、追尋、行動、得而復失、失而復得。從慾望的土地上撤退下來，人會進入沒有慾望(desire)只有要求(demand)的處境，活在對自己或對別人的要求之中。拉岡說，說出口的都是「要求」，而「慾望」是說不出來的難以捉模的謎ㄧ般的東西。只有要求的生活，使人感到生無可戀，慾望才使人感到活著。

最後一點，是關於差異。我認為在這個時候說尊重差異是完全不夠的，而是要更積極的愛差異。為了彼此相愛，我們要愛彼此的差異。就像林奕含說的，這中間有個「愛」字。愛是一個起點。

我傳line問一個朋友說，你有要打疫苗嗎？他回兩個字：「不想」，過一會兒又回「不是因為副作用，就是不想」最後他傳「that’s it」，我有點嚇到。他資訊很足，不是那種會相信假新聞的人。我第一個反應是想問「為什麼」，但我沒問出口，我不想要讓他覺得我在質疑他。我確實想質疑，但我阻止了自己，決定不要在「質疑」的時候問為什麼，而是，等到我自己想聽的時候再問。我當時想起一些「小時候」的東西。我們小時候都被教導說「我是中國人」，突然有段時間集體的社會氛圍就是大家會問：「你覺得自己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若有人回答：「中國人」，那個人就馬上會被問說：「為什麼？」，回答中國人的人必須要回答為什麼。我想起這個東西…

我想，以民族主義、國家安全或防疫之名對個人的身份認同、慾望、行為、言論與思想的限制不能無止無境，一定要有個限制，一定要有個停損點，這個停損點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身上，在每一個大大小小待人接物的行動裡。

這是我現在的想法，想法一直在變，歡迎大家批評指教。